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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笛毛澤東的知識、智力與性格缺陷（二）

作者：light21 於 2010-8-24 20:2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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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知識、智力與性格缺陷（二） 時間: 22 8 2010 20:35

作者：蘆笛來自海納百川

毛澤東的知識、智力與性格缺陷（二）

毛的第一個智力缺陷深符民族傳統，只是他把它推到了最高最活的頂峰，那就是徹底缺乏抽象思維能力，不懂邏輯思維，沒有起碼的論證能力，只會以比喻代替，甚至沒有準確的表達能力，因而沒有創建構築理論體系的能力。他不但能用「人必須長個屁股」去論證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必要性；更有本事從「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按：他忘了下雨颳風的時候）」的自然現象中，推導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政治學、社會學上的一般性結論；以人必須有頭，來證明社會主義陣營必須奉蘇聯為頭（大概咱們是任老大哥坐的屁股）；以「月經」來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大概西方現已進入「今年花期消息定，只愁風雨無定準」的更年期，而偉大社會主義祖國則剛進入「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的青春期））；以農民鋤草肥田的例子來證明鎮壓學術界異端的必要性；以「種牛痘、打預防針」來證明「引蛇出洞」、誘騙思想犯自動暴露的科學合理。無論怎樣倒行逆施，他總是能找到一個生動的比喻來論證它的合理性。

最有趣的還是，1957年他去莫斯科開會，蘇聯大使、哲學家尤金陪同前往。在飛機上，他與尤金有這麼一段對話：

「毛主席笑笑，接著又問：『你說說，方才我們在機場；現在上了天，再過一會兒又要落地，這在哲學上該怎麼解釋？』尤金一個勁眨眼，終於作難地嘆道：『唉呀，這我可沒有研究過。』『考住了？』毛主席將下唇吸入嘴裡輕吮一下，笑道；『我來答答試試看，請你鑒定鑒定。飛機停在機場是個肯定，飛上天空是個否定，再降落是個否定之否定』『妙，妙!』尤金撫掌喝彩，『完全可以這樣說明。』」

這種「思想家」，絕對只會在文盲國家出現。毛澤東號召「工農兵學哲學用哲學」那陣子，報上登的據說是工農兵寫的學習體會，全是此類貨色。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的這一智力缺陷，反而成了他強大的主觀優勢，使得毛澤東思想獲得了巨大的感召力，俘獲了千百萬工農群眾，讓他變成眾望所歸的人民導師。似乎可以說，國際派敗在毛澤東手下的原因之一，便是他們從莫斯科背回來的幾大麻袋教條根本不是毛澤東形象生動的市井比喻的對手。李德觀察到：

「他（毛）喜歡引用民間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國歷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就連他那句關於紅辣椒的格言（蘆注，亦即「愛吃辣椒者最革命」）也是隨形勢而變化的。在雲南時，真正的革命者的標誌是生鴉片，因為當時發給紅軍戰士的津貼，不是銀洋而是鴉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標誌是虱子，在那裡我們幾乎讓虱子給吞吃了。類似這樣的格言和比喻，我們還可以隨意舉出一些例子，這暴露了他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但其效果還是明顯的，因為它們畢竟適合了一定的具體情況。毛不僅在私人談話中或小範圍里運用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還把它們引用到他的講話中，並以革命的激情從中引出令人銘記的口號。我自己就經常親眼看到，他是怎樣用這種辦法深深地影響了聽他講話的農民和士兵。」

這種「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從實用的角度來看當然很了不起，然而從思辨的角度來看卻一錢不值。可悲的是，愚昧的國情，使得毛的話語成了億萬人民狂熱背誦的聖經，卻沒有人意識到它們是何等弱智。例如在文革中，「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被億萬人民反覆背誦，然而卻沒人能看出，毛連構建理論必需的起碼的準確表達能力都沒有。若那弱智表述能成立，則敵人反對自殺，我們就要擁護自殺，敵人擁護吃飯，我們就要反對吃飯，這是什麼瘋話？他本該說：「凡是敵人怕我們做的事，我們就一定要去做；凡是敵人希望我們做的事，我們就決不能去做。」簡言之：「不能幹親痛仇快的事，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如此簡單的道理都沒本事說明白，您說有治沒治？當然，更絕的還是「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請問「五十年內外」難道不覆蓋「一百年內外」？

因此，毛澤東的思想家身份是驚人低下的民智玉成的。當代網路寫手樊弓（美國數學教授）、林思雲、「隨便」與「魯肅」（據說都是理工科學者）的名作表明，中國識字分子們不懂邏輯推理論證，只會使用「比喻推導」或「比喻證明」。例如樊弓教授曾用一元二次方程有兩個解來證明暴力革命可以有不同途徑與結果，用李四去赴張三的宴途中被劫匪殺害來證明八九學運領袖毫無過錯，用警察對飆車者罰款證明獨立知識份子不能批判偽民運，用他本人的汽車陷入泥潭、有人前來幫助推出證明「偽善也是善」，而批判偽民運就是「人格謀殺」；林思雲用好萊塢電影上捨身炸毀隕石的英雄事迹證明「他們的正義不是我們的正義」，劫機撞毀世貿雙樓的恐怖分子是英雄，從鴨與雁的行為不同導出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民族性格區別；隨便用「魚用腮呼吸，鳥用肺呼吸」來證明中國人與美國人是不同物種，因此決不能「像狗一樣地跟著外國人走」，建立民主制度；而魯肅用「物體的當前位置並不決定運動方向，x的值並不決定dx的正負」來證明「民運那幫人顯然並不打算做全民一統的教育」。這些寫手的政治立場與觀點各不相同，然而都一無例外地贏得了網民的狂熱喝彩。若非蘆某指出這些比附之荒唐，則到今天也無人能看出它們是何等拙劣的智力笑話。當代受過高等教育的海外華人讀者尚且如此，而況上世紀20-70年代的文盲工農乎？

毛的第二個突出的智力缺陷也富有中國特色，那就是模糊思維。這原是敝民族的優良傳統，但毛把它推到了最高最活的頂峰，成了「空洞思維」，也就是只有模糊零星念頭，卻毫無具體思想內容。因為毛有不同身份，他這個智力缺陷也有三個不同層面的反映。在所有方面，他都是標準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作為思想家，他的「理論」是驚人的空洞。凡過來人都知道，偉大領袖一生就做了兩件事，其「平生得意之筆」便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據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實踐，目的是反修防修，打倒走資派，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整整十年，官方媒體什麼也沒幹，就在吹噓這套名堂。但那偉大理論到底有些什麼內容，什麼是「修正主義」，什麼是「走資派」，判據是什麼，毛主席革命路線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各自有些什麼內容，誰也說不上來。人類有史以來還從未見過如此空洞無物的「理論」。

作為政治家，毛的這一智力缺陷使得他徹底缺乏制度發明能力與設計能力，他是極為罕見的終生革命家，永遠不安於現狀，永遠被破舊立新、改天換地、創造奇迹的強烈衝動煎熬，但有的只是對未來美好世界的朦朧憧憬與渴望。至於那理想社會到底是什麼樣兒，他腦袋裡只有一團霧，漫說是具體的藍圖，就連個草草的粗線條勾勒都沒有。

這就是文革為何會變成毛平生最大的尷尬，彰顯了他那碩大的腦袋是何等驚人的空空如也：毛在發動文革時手訂的《十六條》規定，文革的任務是鬥批改。1967年「一月風暴」中，億萬民眾響應他的號召，起來推翻了「官僚主義者階級」，把黨政財文大權統統奪了過來。至此，官僚集團的抵抗已被粉碎，場地已經騰出，「破舊」的「斗批」任務業已順利完成，下一步便是「立新」的「改」了，萬眾翹首，專盼毛下場揮毫，在那張白紙上畫上最新最美的圖畫，寫上最新最美的文字，把他腦袋裡的太平天國搬到世間來，化為具體的可靠的社會制度，以確保他的革命路線能被一代代接班人不走樣地傳下去。然而毛翻出口袋底來卻什麼也沒有，吭哧了半天，最後只能推出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來應付過去。就算那「新生革命政權」能實際運作，那也不過是改朝換代的權力鬥爭，毫無實現革命初衷的社會制度改造內容。一言以蔽之，他極度精通如何砸爛一個舊世界，卻絲毫不知道怎麼建立一個新世界，「專拆不蓋」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

作為國務家，他只會提出某個戰略口號，給全黨或全民指出努力方向，卻從來沒有制定實現那目標的具體規劃、方案與步驟的能力。《論十大關係》就是最典型的範例，那文章似乎面面俱到，什麼都考慮過來了，可惜只是典型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蓋他說的只是應該統籌兼顧那些關係，至於怎麼才能達到那目標，不知道的人看了還是一無所知，因為連作者本人都不知道，因而完全是廢話。當然，與「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比起來，那還算好的了。

因為這些嚴重的智力缺陷，毛這種政治家和國務家其實是「口號家」。他的專長，還是在每個歷史階段及時提出一個鼓舞人心、激勵士氣的口號，諸如「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類」等等。這其實是他從「始皇帝死而地分」、「大楚興、陳勝王」、「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迎闖王，不納糧」等無數先例學來的，在戰爭期間當然有巨大威力，但在和平時間用來治國就是笑話了。雖然威力不可同日而語，但從智力角度來看，他與部隊行軍中的快板鼓動員、球場上的啦啦隊毫無區別。

從這些事實立即便能看出斯大林與毛澤東智力水平的天壤之別。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乃是人類最大膽的實驗，毫無先例可供參考，完全靠實驗家們自己去摸索，而這是對他們的想像力、創造力特別是制度設計能力的嚴峻考驗。不管怎樣冷酷無情，斯大林畢竟還是設計出了一整套完備的制度，發展了列寧的建黨理論，卓有成效地將黨改建為一個全能的權力組織網路，把全民不留孑遺一網打盡，牢牢攥在如來佛掌心中，造出了一個人類歷史上見所未見的嶄新的極權社會，還發明了史無前例的「計劃經濟」。這種技術發明能力，何嘗在毛澤東身上見過絲毫？

這些智力缺陷，決定了毛永遠需要一個教師爺，在革命的緊急關頭為他撥正船頭，指引航向，在他當國後為他提供建國藍圖，讓他照圖施工。而這就是斯大林死前的實際情況。中共執政前，所謂「毛澤東思想」中毫無原生貨。「民主革命三大法寶」（建黨、建軍、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統統來自於蘇聯。蘇維埃革命不必說，就連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反帝反封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是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為我黨制定的，而那其實來源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permanent revolution，其中一個教義便是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

　　我已在舊作中指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基本內容其實是從張國燾那兒剽竊去的。張和毛澤東等人在草地的重大爭執，便是張認為蘇維埃革命不符中國國情，業已失敗，應該改搞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張還提出當務之急是結成抗日統一戰線，與1935年七、八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為中共決定的策略改變暗合。中共在抗戰爆發后終於放棄蘇維埃革命，聲稱願為三民主義奮鬥，也是莫斯科施壓的結果，並非毛的主動。相反，他在西安事變發生后力主殺蔣，甚至隱瞞斯大林的來電，給張學良發電，敦促他「干到底膽大些」，「要趕快消滅敵人」，讓周恩來說服張學良對蔣「行最後手段」。若不是莫斯科的干預使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則中共就算不被何應欽的討逆軍消滅，後來也根本就沒有上台的希望。

　　縱觀整個所謂「民主革命」時期，毛唯一的獨特貢獻，就是所謂「農村包圍城市」，然而那是從施耐庵那兒學去的，並非原創。何況毛最初也曾熱衷攻打過大城市，只是在失敗后出於生存本能，全靠對馬列基本理論一無所知，受遊民經典的指引，才走上了水泊梁山。他的心路歷程，與陳士榘說的那些文盲將軍受《水滸傳》感召上山落草完全一樣。將之提升為「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則是文人後來為他乾的活。

建國初期就更不用說了，中共開頭完全是按蘇聯模式，亦步亦趨地實行「爬行主義」、「奴隸哲學」，不敢稍越雷池一步。整個國家的體制不必說，就連毛最初確定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究竟需要多長時間，也是按蘇聯經驗忠實拷貝下來的。

當然，作為有志於接替斯大林充當全人類導師的革命事業接班人，在學徒期間，偉大領袖也曾有過創新衝動，試圖在列寧－斯大林發明的權力框架之外「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據師哲披露，1949年米高揚秘密訪華期間，毛曾向米披露了他的創造靈感：

「當毛主席講到群眾團體特別是青年問題時，著重介紹了我們的青年政策，說我們要建立三個青年組織，青年團、民聯、學聯。米高揚不理解為什麼要分三種組織，就說：『這不是太分散了嗎？這樣做對你們有什麼好處？會不會鬧矛盾？』

主席一聽，很不高興，有點發火：『你知不知道中國有多少青年？我們有工人青年、農民青年、學生青年、社會青年等等。中國青年的人數比歐洲某些國家的總人口還要多的多，你怎麼能把他們都統在一個團里呢？』

米高揚本來就聲稱他只帶了耳朵來，這一來，他就更不插話了，只是聽。」

從這段軼事足可看出毛的思維是何等混亂──既然中國人那麼多，不能把所有的青年都統在一個團里，那為何又能把更多的人民統在一黨專政之下？難道中國人口數沒有超過歐洲總人口數？更有趣的是，他連「權力組織」與「職業行會」都分不清，甚至似乎以為青年分為工人、農民、學生、無業人員（所謂「社會青年」）是中國特色，蘇聯沒有，因此有必要在中國按行業設立不同的青年組織，以進行「歸口領導」，實行他後來在文革中批判的「多中心即無中心論」。這種昏話出自一個終生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共黨政客之口，真不知道米高揚聽了作何感想。老米不過是個二流政客，然而其思路之實際，令毛那個妄想家黯然失色。如所周知，毛的這個「有所發明」並未化為現實，中國的工人青年、農民青年、學生青年、社會青年等等全按蘇聯模式「統在一個團里」，什麼「民聯」、「學聯」壓根兒就沒聽說過。學生會倒是各校都有，不過那跟工會一樣，只管發電影票組織舞會，從來不是權力組織。大約毛後來也發現那設想完全是搞笑，必然要引出米高揚預警過的問題，因此最後還是乖乖回到了師父劃定的框框內。

　　直到1956年蘇共開20大，赫魯曉夫作了秘密報告，毛才解放了思想（這是他親口承認的，只是後來他發現扔掉斯大林主義那把刀子後果嚴重，才轉過來批判赫魯曉夫），發現原來斯大林主義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蘇聯模式原來也有弊病，特別是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衡，農業殘廢（這其實也是蘇聯人自己披露的，並非毛的發現）。這結果便是《論十大關係》出台，毛覺得自己業已出師，要踢開師父幹革命，搞自己的一套了。

可惜他不知道那一套究竟是什麼東西，於是只好請出「人民上帝」來做他的西席老夫子。在這點上，毛與列寧和斯大林截然不同。列寧直接就認為工人階級不可能自發掌握馬克思主義，需要知識分子組成的「先鋒隊」從外部灌輸進去。布黨是「民之主兼民之師」，群眾只是被布黨嚴密控制並被極限開發利用的人力資源。而毛澤東確實真心誠意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首次提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先當群眾的學生，后當群眾的先生」，「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以為群眾的「集體智慧」會為他源源提供創造靈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徹底缺乏創造力與想像力，因此不得不請「群眾先生」代他去解決一切難題，從請群眾代他煮「無米之炊」，繞過原始資本積累的難題，去實現工農業大躍進，完成國家工業化，到請群眾去代他設計、建立起一個與蘇式國家不同、人民群眾真的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這種「以民為師」的「民粹主義」，不但未在馬列先輩中見過，在人類社會中也從未見過，它引出的災難性後果，當在有關章節介紹。

毛的第三個嚴重的智力缺陷，是「見葉（還不是木）不見林」的高聚焦隧道眼，也就是他反覆兜售的「綱舉目張論」。他反覆做過解釋：所謂「綱」，就是漁網的繩子，所謂「目」，就是網眼，一提那繩子，所有的網眼就都張開了。據說人主治國，要做的就是全力去找那根繩子，找到后再令全民去「拔河」。此所以毛為何要先後「以鋼為綱」、「以糧為綱」、「以階級鬥爭為綱」。他還在《矛盾論》里作了「學術」解釋，據說，那「綱」是所謂「主要矛盾」，而「目」則是次要矛盾，只要全力抓住那個主要矛盾並解決之，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不幸的是，他一如既往地忘記了解釋其原理何在。

毛澤東此論，乃是最典型不過的「狹隘經驗論」，亦即從個人經驗中提取出一個普適的「宇宙運行規律」。毛的智力活動主要局限於「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不是搞定黨內外的人事關係，鬥倒整垮政敵，建立對所有人的嚴格控制，便是指揮戰爭，而這兩種智力活動都會誘導出「綱式思維」。前段《鳳凰網》的《口述歷史》節目播放了該台對杜月笙故舊的採訪，那人說，杜月笙搞定江湖人事也是靠這一手──找到最關鍵的那個人，一提那個「綱」，整個網就起來了，一切問題迎刃而解。而在兩軍交戰時，找到並突破對方陣線的最薄弱點，則敵軍也會全線潰敗。

毛就是從這些狹隘經驗中，發現了這個「宇宙運行規律」，把它用為治國之道，在影響事物的諸多因素中，把最顯眼的那個單單挑出來，再令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傾全力而上，去解決那「主要矛盾」，卻忘了斯大林總結的辯證法的第一條規律：「世間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聯繫，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這種隧道眼（tunnel vision，亦即管狀視野缺損，病人看到的世界似乎是從一個隧道里看出去的）的聚焦度之高，人類有史以來，未之見也。其具體應用將在「以鋼為綱」的章節中詳論。

毛澤東的第四個嚴重智力缺陷，是沒有「可行性」概念。這似乎也是中國的傳統之一。古人留下來的策論，似乎只作必要性論證，也就是只論證採取某策會有些什麼好處，但一般不作可行性論證，反正我記憶中看過的那許多「疏」中（《治安疏》、《論貴粟疏》等等），似乎從不對其政策主張作可行性論證，提示古人沒有這一觀念。最典型的便是清廷關於是否嚴禁鴉片的廷爭，林則徐支持黃爵滋「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將一年內無法戒斷的煙鬼統統處死的主張，兩人都論證了採納那主張的必要性，卻隻字未提其可行性，而那明擺著是不可行的。如此重大的疏忽都會發生在一個著名的能員幹吏身上，得到了清流們的一致歡呼，而且還被朝廷採納，似乎只能用古人缺乏可行性觀念來解釋。

這種智力缺陷，到毛手上便達到了最高最活的頂峰，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不是像古人那樣忽略了這個問題，而是乾脆否定了世上有不可行的事存在。大躍進的幾乎每個口號都反映了這種「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誰說雞毛不能上天」、「巧婦能為無米之炊」、「敢想敢說敢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等。哪怕是大飢荒也不曾動搖他這種革命樂觀主義精神，60年代他命令全國學習的大慶經驗中，主要的一條就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其實就是「有無條件都要上」。發為詩歌，便成了「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者」，就是一切具有可行性觀念的人，而毛最討厭這種「潑冷水」的人。記得《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收集了一篇毛在反右前的講話。他暢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繁榮文化出版事業的宏偉設想，說了一大通，某位出版業負責人卻出來說，現在紙張供應很緊張，主席說的這些可能有困難。毛當即斥道：大家在這兒談得熱火朝天，你卻出來說沒有紙，真掃興！

因為否認世上有不可行的事，把整肅有可行性觀念的人當成「路線鬥爭」，毛才會作出在現代人看來是荒謬到匪夷所思的發明，諸如沒有礦石也能鍊鋼，將暴民造反制度化，以為那可以化為國家運轉常態等等。毛這種「打破框框條條、清規戒律」的英勇努力，將在有關章節中具體介紹。

毛澤東的第五個智力缺陷不是天資限制，而是人為造成的。他本來就沒有邏輯思維習慣，卻不幸迷上了「辯證法」的野狐禪，而且真誠地堅信哲學是「萬王之王」，是統治管領一切學科的「總學科」，套用項羽的表述，那不是「一科敵」，而是「萬科敵」，套用韓信的表述便是「將將之學」，其實也就是他最愛拉的那根「網繩」（綱），是他「外行可以而且必須領導內行」的本錢，相當於傳統社會的《四書五經》，學好了便能當上無所不能的父母官：督促百姓完糧納稅，平冤決獄，治理黃河，領軍打仗，等等。他對所謂「對立統一規律」的迷戀，徹底摧毀了連庸人都有的常智，使得他非但看不出事物的本質來，而且專干自相矛盾的事。

例如他是個極罕見的畢生革命家，砸爛舊世界的革命激情永遠在胸膛里沸騰，卻到死也弄不清革命是怎麼回事，不明白人們為何要幹革命，更不明白任何有成果（achievement，中性詞，並不一定是好的成果）的革命，都必須由「自下而上的革命」與「自上而下的革命」兩個階段組成。

人們之所以要起來幹革命，除了少數野心家外，大多數革命志士都是因為覺得舊制度太不合理，太黑暗，想建起一個新制度來代替。在此，砸爛舊世界不是目的，建設一個新世界才是目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先得把受舊制度壓迫剝削的人民發動起來，把政權奪過來，這就叫「自下而上的革命」。但奪取政權雖然是「革命的根本問題」（列寧語），卻不是革命的目的，改建社會、實行新制度才是革命的目的。為此，革命黨人在奪取政權后，便充分發揮政權的強迫功能，實行一系列的社會改革，把他們原來設想的那個理想制度翻譯兌現為社會現實存在，這就叫「自上而下的革命」。這個過程只可能是自上而下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新建立起來的國家機器統一與協調。此所以列寧每到要幹革命前就得先去寫本書，那就是「先設計，后施工」，其實是他從歐洲學去的傳統。

當然，實際的革命過程，必然是個機會主義（opportunism，此處用的是西方的意思，並無褒貶之意）的過程，也就是革命領袖見機行事，臨機應變，摸著石頭過河，絕無可能如機械工程一般，造出完全符合原設計的機器來。例如列寧在革命后建立起來的國家機器，與他在革命前夕寫的《國家與革命》中的設計藍圖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然而這機會主義的時時修正，並不能否定革命后的社會改造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上面已經說了，任何一個工程，無論是社會的還是機械的，都只有靠自上而下的指令才能完成。

換用常見的表述：革命只能奪取政權，不能改革社會。社會的改革只能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強迫命令完成。革命家與改良家的區別，只在於後者認為可以利用現政府，而前者認為改良的使命只能由新政府來完成。

毛澤東卻連這最簡單的道理都不懂，他當然是個毫無原則、出爾反爾、權欲薰心、什麼事都能幹出來的無恥政客，但同時也是個罕見的理想主義者，永遠為改天換地的激情煎熬。可惜他始終不明白：你可以依靠群眾去完成革命的前半截任務，但你絕無可能指望他們完成後半截。那社會改建工程藍圖必須由你提供。如果你什麼藍圖都沒有，就把他們轟起來造反，指望暴民在奪權后靠布朗運動便能somehow建起個符合你的理想的新社會來，那革命就絕不會有任何成果，只能變成無休止的波瀾壯闊的蠢動，而這就是文革的實際過程。

這本是任何庸人都能看出來的事，毛澤東何以無法明白？那是因為他竭盡一切努力，高效摧毀了自己的天資。他的「辯證法」告訴他，本質相反的事可以互相轉化，因此，大亂必然轉化為大治，越亂越治，如果亂得史無前例的結棍邪乎，則亂出來的那個世道也就是無比完美的太平天國。

您說這是什麼瘋話？然而believe it or not，他是真誠相信這鬼話的。不僅如此，全國識字分子還無比堅定地跟著他相信這瘋話。任何一個過來人都能為此作證。即使不是過來人，去看看毛的著作與講話也就夠了，那裡面全是這種瘋話。在他，亂治轉化不但如牛頓的蘋果落地一般，是一個自動發生的必然過程，而且互為前提，這就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高深道理。既然如此，那當然是「不亂不治，不治不亂」，如欲救國，必先禍國；如欲禍國，必先救國。這其實不是他的原創，是從老子「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之類教導那兒來的。

這就是他為何會發明出「抓革命，促生產」的治國之道來，連暴民造反必然影響生產的常識都要否認。我記得他主持制定的指導四清運動的《二十三條》與指導文革的《十六條》，似乎都把「生產上去了」當成判斷各單位運動取得勝利的指標。四清運動畢竟還是嚴格受控的運動，造成的恐怖氣氛確有可能會極大地煥發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起到「促生產」的作用，然而若認為文革那種暴民造反能促進生產發展，那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腦袋了。

篤信「辯證法」，使得毛澤東專干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的事。上面已經說過，蘇共20大上，赫魯曉夫代表蘇共政治局批判了斯大林，解放了毛的思想，他得知了蘇聯體制的毛病，那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使得國民經濟嚴重失衡，於是寫了《論十大關係》以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強調「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那就是說，要保持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雖然他沒有能力明白說出這點，更無能力指出達到目標的方法，但畢竟還是個認識上的重大突破。可惜不久后他急於當世界領袖，使用「綱式思維」找到了富國強兵的秘訣，下令全國人民都去當鍊鋼工人，這與他先前的主張完全相反。然而他立即便使用那萬能的「辯證法」作了合理性論證，那便是「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其實也就是說「國民經濟失衡才是常態，達到平衡並非常態」。這瘋話連田家英、李銳那些知青都無法接受，鄭重其事地從哲學上去駁斥。其實何必如此？若是這偉大道理能成立，那當初毛又何必寫《論十大關係》？即使是古巴那種實行單一經濟的國家，也不曾讓所有的人都改行去種甘蔗。

這就是毛澤東理想主義的實質──專用鍊鋼轉爐燒製冰激凌，把絕對無法調和的事熬在一鍋里，妄圖造出一個「冰火島」式的地上天國。上面已經說過，他唯一學會的外國把戲（不是西方把戲，是俄國把戲），便是建立一個把一切權力與資源都壟斷在自己手裡的政黨，然而在他藉此取得奪權戰爭的偉大勝利、並用一連串的整人運動把全民改造為黨的馴服工具之後，卻又去追求實現與手段截然相反的美好理想，聲稱：「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為此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與此同時卻又強調「一元化」，痛批「多中心即無中心論」，最終使得國家陷入他本人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收拾的莫名其妙的混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