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times
專欄作者
巴以之間錯失的和平機會
DAVID BROOKS2023年10月16日
2000年，以色列總理巴拉克、美國總統柯林頓和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在戴維營。 RON EDMONDS/ASSOCIATED PRESS
在整個恐怖的一周里，我的思緒不斷回到2000年12月23日那天。就在那天，巴勒斯坦人得到了在約旦河西岸約95%的土地和加沙地帶100%的土地上建立自己國家的機會。根據當時提出的路線圖，以色列還會把本國的一些土地交給巴勒斯坦人，作為讓西岸以色列定居點的80%繼續存在下去的補償。
按照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提出的方案，巴勒斯坦人將控制東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區」。最敏感的宗教場所的主權或管轄權將分割給各方，由巴勒斯坦人控制聖殿山（包括阿克薩清真寺和圓頂清真寺），由以色列人控制西牆及其所在的聖地。許多難民也將從以色列返回新建的巴勒斯坦國（不再有權返回以色列）。
這個方案充滿了複雜性，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美國三方也在方案產生過程中犯了許多錯誤。但這個方案為談判代表們多年來一直在努力爭取的某種公平解決方案指明了道路。很難再次看到這種選擇放到談判桌上。巴勒斯坦人錯過了機會。
重返這個讓人難以忘懷的記憶，是因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現在正在遭受的苦難本來沒有必要發生。他們本可以達成某種適度有效的安排，讓這兩個國家都有機會主宰自己的命運。
我回顧這段歷史的另一個原因是，一種簡單化的「壓迫者/被壓迫者」、「殖民者/被殖民者」、「種族隔離以色列」的敘事方式已被強加給這場衝突。
真正的歷史要複雜得多。這是巴勒斯坦人在1947年獲得了建國機會，但遭到阿拉伯國家反對的故事。再往近說，這是以巴雙方存在瑕疵者的故事，這些人面臨著極其複雜的局面。他們曾堅持不懈地努力實現和平，並為走向這個目標取得了真正的進展，儘管道路坎坷。這是關於雙方的激進分子如何破壞了這些人的努力，導致我們今天看到的流血事件的故事。這是中間派失去地位時發生的情況。
通往2000年和平提案的努力始於1991年的馬德里和平會議。之後的整整十年裡有過一系列重大的和平努力：《奧斯陸協議》《開羅協議》《奧斯陸第二協議》《希伯倫議定書》以及在懷伊河種植園達成的臨時和平協議。
這個和平進程的勢頭曾幾乎被擾亂。一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伊扎克·拉賓總理大步走向和平時將他暗殺。哈馬斯和其他恐怖組織製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但以色列人繼續支持「兩國方案」。1999年5月17日，以聲勢浩大的和平綱領參加總理競選的工黨領袖埃胡德·巴拉克擊敗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
2000年7月，柯林頓在戴維營主持了以巴峰會。從很多方面來看，這次峰會為時過早。但正如當時的美國首席談判代表丹尼斯·羅斯本周告訴我的那樣，巴拉克領導了「以色列歷史上最有誠意的政府」，柯林頓抓住了這個機會。
峰會未能達成協議，反對和平的人進行了反擊。阿里埃勒·沙龍在聖殿山走了一遭，那是非穆斯林禁入的地方，此舉激起了巴勒斯坦人的憤怒。巴勒斯坦領導人發動了第二次大起義，將恐怖活動帶到了色列街頭。
儘管如此，柯林頓和談判代表們堅持在沙姆沙伊赫繼續舉行會談。2000年年底，柯林頓將雙方邀請到白宮。在12月的一次關鍵會議上，他大聲向雙方緩緩宣讀了後來被稱為「柯林頓參數」的和平計劃。該計劃要求雙方做出令人不舒服的犧牲，但向雙方提供了美國談判代表認為他們所需的東西。
幾天後，以色列內閣投票接受了該計劃。阿拉法特則做了他通常做的事情。他從未說不，但也從未說是。沙特和埃及駐華盛頓的大使們曾向他施加很大壓力，要求他同意那個方案，但也許是感到了巴解組織內部的壓力，或是察覺到巴勒斯坦公眾輿論所在，或是覺得為難民提供的還不夠，阿拉法特猶豫不決，浪費了和平進程的勢頭。在柯林頓即將離任的時候，他與阿拉法特進行了最後一次談話。阿拉法特對柯林頓說，他是個偉人。據柯林頓的回憶錄，他回答說：「我不是偉人。我是個失敗者，是你讓我成了一個失敗者。」
阿拉法特的不置可否進一步損害了以色列和平陣營的名聲，讓人們覺得，如果他不接受這個方案的話，也永遠不會接受任何談判得來的解決方案。沙龍在下一次大選中大獲全勝。 羅斯寫了一部長達872頁的書，完整地記述了這段歷史，他在《失去的和平》(The Missing Peace)一書中總結道，阿拉法特從未將自己從打游擊的局外人轉化為那種能建立和治理國家的領導人。巴勒斯坦人「過去肯定被背叛過，他們也確實遭受了損害」，羅斯寫道。「但他們也幫助確保了自己作為受害者的地位。當機會呈現給他們時，他們從未抓住過機會。總是將自己的困境歸咎於他人。把毫無疑問的失敗宣告為勝利。」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以色列及其定居者們已擴大了他們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以色列的政治急劇右轉，哈馬斯原教旨主義的死亡崇拜已變得更加強大，也更邪惡地大膽。
回顧並重新審視所有這些事情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雙方的談判代表們如何在解決實際問題上全神貫注。現在的政治主要是戲劇和心理劇。哈馬斯及其追隨者們繼續幻想已是中東一個永久國家的以色列將魔術般地不復存在。哈馬斯的恐怖分子們尋求用大規模屠殺來報復不公正和羞辱的創傷，沒有任何看起來像要改善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堅實計劃。
在美國，一些學生和活動人士用滑翔傘製作集會海報，慶祝襲擊了以色列音樂節的兇手們。這都是兇殘的姿態，目的是讓人們感到先鋒前衛、以正人君子自居，而不管未來還有多少個以十年計的真實的人類苦難。
專欄作家
在巴以戰爭中尋找道德指南針
紀思道2023年10月13日
梅·納伊姆的葬禮，這名24歲的年輕人在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恐怖襲擊中喪生。 AMIR LEVY/GETTY IMAGES
哈馬斯對正在家中和在音樂會上跳舞的平民發動的恐怖襲擊被稱為以色列的9·11，這是一個公平的比較。
希望以色列對這次暴行的反應比我們美國對襲擊我們國家的反應更明智。
關於消滅哈馬斯的言論甚囂塵上，哈馬斯罪有應得。作為一名多次前往加沙的記者，一些美國人和歐洲人對哈馬斯這樣一個厭女、鎮壓人民的恐怖組織表示同情，令我感到震驚。如果你關心人權，你就會希望哈馬斯被消滅。
然而，摧毀恐怖組織可能比看起來要困難得多，而且可能會引發有關附帶損害的道德問題，令人非常不安。塔利班也應該被消滅，但最終從阿富汗被消滅的是美國。我擔心以色列可能會像我們入侵伊拉克那樣輕率地對加沙發動地面入侵。
國際美慈組織前首席執行官尼爾·肯尼-蓋爾對加沙非常了解，他認為以色列有可能殺死或抓獲大多數哈馬斯領導人。「但要付出多少平民的生命作為代價？」他問我。他指出，巷戰很可能演變成西岸的起義和黎巴嫩邊境的戰爭。
加沙的面積是紐約市的一半，人口約220萬，其中幾乎一半是兒童。在恐怖襲擊之後，全球絕大多數人都同情以色列，這是應該的，但如果地面入侵導致成千上萬的加沙兒童在挨家挨戶的戰鬥中喪生，這種同情還會持續下去嗎？
哀悼逝者的以色列人可能不在乎。以色列記者哈維夫·雷蒂格·古爾認為，以色列發生了一場天翻地覆的轉變，現在決心不惜一切代價採取行動。
「一個安全的以色列會花很多時間和資源去擔憂加沙地面戰爭帶來的人道主義後果；一個沒那麼安全的以色列就做不到了，」周日，他在《以色列時報》上寫道。以色列官員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以色列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說，「我們正在與人形動物作戰，我們正在採取相應的行動。」另一名官員被引述說，加沙將變成「一個帳篷之城」。
紐約州查帕瓜的拉比喬納森·賈菲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指出猶太人受到了恐怖襲擊的創傷。「現在，如果以色列被一個嗜血的鄰國入侵，其公民被謀殺、折磨、綁架和肢解，以色列會像其他任何國家一樣採取行動，」他寫道。「當世界不可避免地抗議猶太人使用武力時，我們不會在意。」
我對這種創傷和憤怒感同身受。22歲的女子夏尼·盧克被哈馬斯綁架，在加沙地帶被半裸遊街示眾，傷勢嚴重，誰看了這段視頻能不感到憤怒？
中東就是在不斷教導我們要有這樣的謙卑。以色列最初幫助扶持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因為它認為這樣一來宗教領袖會在清真寺里活動，危險性低於民族主義領袖。同樣，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無意中為北部邊境的真主黨埋下了種子。
連續四任以色列總理都選擇不入侵、不佔領加沙，這是有原因的。無論是對費盧傑的美國人還是格羅茲尼的俄羅斯人來說，城市戰都是一場噩夢，平民傷亡往往是巨大的。在加沙這樣一個平民無法逃離的地方尤其如此。
如果我們對以色列兒童負有道義責任，那麼我們對巴勒斯坦兒童也負有同樣的道義責任。他們的生命同等重要。如果你只關心以色列或加沙的人的生命，那麼你實際上並不關心人命。
這在實踐中意味著什麼是很難把握的。以色列有權作出回應，而在戰爭中，平民不可避免會遭受苦難。
「今天一覺醒來，我看到我住過的那一帶完全被夷為平地，包括我公寓所在的那棟樓，」幾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的加沙救援人員瓦法·烏利揚告訴我。「變成了灰燼。」
烏利揚說，她不希望看到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成為攻擊目標，只是希望兩個國家和平共處。我在加沙遇到過很多像她這樣的人——當然，也有一些人在瞄準以色列的火箭彈爆炸時歡呼。
當我聽到國防部長把巴勒斯坦人稱為動物時，我感到十分不適。哈馬斯把以色列人非人化，我們絕不能將加沙的無辜人民非人化。
加沙問題沒有最優的解決方案，就像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樣。我們註定要生活在一個問題多於解決方案的世界里，對下一步感到矛盾是很正常的。以色列將在未來幾周面臨艱難抉擇；它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不犯下戰爭罪行的情況下應對戰爭罪行。
我們不希望在加沙複製1968年一位美國陸軍少校在越南所表達的方法：「有必要通過摧毀這個城鎮來拯救它。」
我們美國人應該給以色列的忠告是三重的，誠然，這很難做到。首先，以色列有權追擊行兇者。其次，從過往記錄看，城市作戰很少達到目的，而且傷亡慘重。第三，如果你的道德指南針只適用於一方的痛苦，那麼你的指南針已經失靈，你的人性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