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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要對中國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關稅，中國立刻同等反制，貿易戰的第四輪拉鋸似乎已經繞不過去。儘管有美方希望再次開啟對華談判、避免貿易戰的消息傳出，但中美關係的前景依然蒙上一層陰影。
多維新聞記者就此採訪了美國丹佛大學約瑟夫•科貝爾國際關係學院終身職正教授、美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委員會專家趙穗生。趙穗生認為，貿易戰只是特朗普喊出的一些天真可笑、無法兌現的「狠話」，他的政策最終還是會從兩級擺回到中間點，找到妥協的位置。歷史上中美關係最大的危機出現在1989年，現在中美之間還遠沒有到那個地步。 多維：如何看待中美關係的現狀？ 趙穗生：中美關係從中美建交以來已經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各種危機，各種競爭和合作不斷的，所以最近這段時間特朗普上台以後，延續了中美多年來的上上下下，起起伏伏這麼一個pattern（模式），所以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但是這個大的趨勢我覺得還沒有變化，因為中美之間這40年以來已經建立了相互依存，經濟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誰也離不開誰的一種局面。（就像）朝核問題，實際上朝核問題中美兩國之間也是既有競爭也有合作。朝核問題其實特朗普上台以後，在很大程度上希望中國在朝核問題上幫助美國來解決朝核問題。 所以朝核問題在特朗普上台以後，在相當的一段時間裡面實際上是維繫了特朗普和中國進行合作的很重要的一個問題。特朗普他上台以後在外交政策尤其在亞太地區，實際上他只有一個焦點，就是朝核問題，尤其在安理會領域，就朝核問題。朝核問題他既認為中國在裡面有很多作用沒有發揮出來責備中國，同時又寄希望於中國能夠跟美國合作，所以朝核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美之間既有競爭也有合作這樣的一種局面。 其實貿易問題在中美關係當中這幾年，至少這幾十年來已經是一個愈發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既有中國方面的因素，也有美國方面的因素。但是特朗普在他競選期間把解決對華貿易逆差作為非常重要的一個口號，所以他上台以後，在貿易問題上一直想採取一些行動。 但是這個貿易問題上也是很複雜的，從一方面來講，這個逆差的確非常非常大，其實特朗普這個人口無遮攔或者是說話時很不準確，他有時候說到5,000億，實際上是3,600億到3,800億左右這樣的一個數字，這樣的數字是什麼概念呢？比如說我們倆在這兒談，現在每一天有20億美元的逆差產生出來，但我們談完以後也許又有一兩億美元，一兩億美元的逆差出現了，所以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對於美國的國內政策上的影響其實很大，因為這個逆差問題實際上你要從經濟學角度來講，不一定是對有逆差國家完全不利的因素。 但是從政治上來講，尤其美國這些年在就業上出現了很多問題，在經濟發展當中經濟增長當然也出現了很多問題，尤其製造業所謂的一種被掏空的現象，所以在政治上逆差對美國來講，對美國總統來講，是很難接受的，所以他要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爭取政治資本的）因素。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中美貿易這些年的增長，其實對美國也是非常有利的，非常重要的，其實我看了很多數字，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國貿易代表處都有一些數字，都證明了雖然美貿易逆差很大，但對中國的出口這些年的增長也是非常之快，實際上從一些數字來看，美國對中國出口所產生的就業效應是這十年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相比，我說正面的效應。美國對中國貿易的商品逆差很大，但是服務業美國（對中國）實際上是有很大的順差的，有大概500多億的順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抵銷了商品出口的逆差，所以貿易問題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特朗普在貿易上面說了很多狠話，但是，具體行動到目前為止還很難說，實際上他沒有採取任何具體的行動，即使他談了鋼鐵，鋁製品，洗衣機，最近前段談到高科技產品，到目前為止實施起來都還沒有進行，所以具體到實施這個層面，特朗普，我自己的感覺是說得多做得少。所以中美關係經貿問題中國人自己也說，美國也說是個壓倉石，是個促進器，現在這個壓倉石和促進器呢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一個爭議的問題。但是我覺得這個壓倉石和數據本身還是沒有變，因為中國在經濟上、貿易上和美國還是相互依存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對於中美關係還沒有悲觀到像有一些人（那麼）悲觀的程度。 其實中美關係最大的危機實際上是1989年，1989年就是冷戰結束，因為美國本來跟中國接觸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對抗蘇聯，蘇聯失去（解體）以後，美國認為他們在冷戰當中戰勝了共產主義，而中國仍然是殘存的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所以當時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出現了很大的危機。目前階段，特朗普上台以後有一些（中國）國內的學者，我看國外也有人說目前的危機可以跟冷戰剛剛結束的時候相比，其實我覺得完全沒有到那一步。我覺得其實特朗普這幾十個月，十幾月和這一年半以上上海對外政策波動很大，不可預測性很多。但是總的來講，他的傷害還沒有外表上看來那麼嚴重，如果希拉里上台，中美關係可能更糟糕。 多維：但特朗普帶來的不確定性是否對中美關係的威脅更大？ 趙穗生：你說這個很對，他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所謂不確定性就是說他出爾反爾，他說的你沒有辦法相信他，因為他這個人在很大程度上，中國人講不按常理出牌。客觀上，他很多事情他沒有一個邏輯，邏輯關係不是很清楚，比如說3月份（美國）商務部發出了500億美元貿易關稅制裁對中國，第二天又加了1,000億，完全就是憑空拍腦袋說出來的，所以正是一種完全不可預測性的東西。
但是這種他所說的1,000億他沒辦法實行的，因為在外交政策也好，貿易政策也好這些國家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很多事情你一拍腦袋想做什麼就能做得成的，你可以說，說特朗普不確定性出爾反爾很多方面他說得很多，說來說去說的要變，但是他變成變不成很難。這次劉鶴去跟美國談貿易問題，談完以後發表了共同聲明，結果回來沒兩天他又變卦了，他又變卦了，這就是（中國）國內所說的，你剛才所說的很多不可預測性，這是跟特朗普打交道需要意識到的一點。 但是這裡不可預測性也有一個可預測性的，你知道他在胡說八道，就因為他在胡說八道在某種程度上你既對他要嚴肅對待，但是也不可把他太當真，這裡面跟特朗普打交道也要看一些大的趨勢，一個大的變數。我們做社會科學研究，（要分析）他說這些話之外，背後中美關係到底是有哪些因素決定的？ 相關閱讀 深度訪談：中美該擔心的不是貿易戰 改變中國只能徒勞 對話白宮前高官：北京只要做到一點 貿易戰即刻終止 消息人士：美想重啟對華貿易談判 希望王岐山出山 所以你看特朗普一方面說具體的問題上出爾反爾，一方面他又馬上說我跟習總書記關係很好，雖然我不願意讓他很為難。這裡面就說明幾個方面，一方面他還是說我要做所謂美國第一，我特朗普想做成什麼，我特朗普的利益為第一的這樣的一種政策。但是，他也知道，他要想做的很多事情很難做成，所以他又鋪墊跟習近平總書記關係很好。中興的這個事情也是，美國商務部已經出台了制裁政策，然後他跟習總書記通了話以後，他又意識到這裡面對他整個對華貿易政策，整個大的政策比他想象得要大，所以他就要做出一些想做的改變。他想做什麼改變，按照他的個人的性格就是一通吹，但是做得到做不到，還是做不到，最後還是回到一個中間點，還是個妥協點。 特朗普這一年多他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中美之間關係一直在搖擺，有時候搖到這兒就回來了，他是搖到這邊通（話）一下又回到這邊去，他的極端性很強，極端到什麼程度呢？極端到天真可笑的地步，讓美國人覺得哭笑不得，你怎麼突然跟習近平變這麼好了，一方面又極端的恨不得兩國馬上打仗，就是兩個極端之間在搖擺，這兩個極端都不現實，這兩個極端他都做不到，所以他最終還是回到中間點或者對中間點比較接近的這樣的一些點上。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特朗普他能做的傷害還是有限的，除非對他的一些制約因素消失了，除非中國完全失去理智，而這兩個因素都不存在，中國現在還是很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