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有資格質問：誰把我們教育成瘋子

2016-10-30 08:06:34

一個老紅衛兵說：紅衛兵干過壞事，絕對該罵。可他們也有資格高聲質問：是誰把我們教育成瘋子的？本文摘自《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作者辛子陵。

1966年，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圖源：VCG）

民國以來，自有了新式學校就有了學生運動。從北洋軍閥到蔣委員長時代，學生運動都是以愛國的、進步的、革命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先鋒。

還沒有那一位統治者能利用學生幹壞事。只有毛澤東做到了這一點，他利用青年學生去搞亂整個社會，把各級黨政機關摧毀，假學生之手去摧殘他舊日的戰友、今日的政敵。

這也是他「高」於段祺瑞、吳佩孚、蔣介石的一個方面。他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

1966年5月初，清華附中學生寫了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通過江青將這三篇大字報的底稿和一封信轉給毛澤東。毛澤東敏銳地感到，青年學生可以利用，「紅衛兵」可以利用，他終於找到了搗毀劉少奇經營了多年的盤根錯節的黨政系統的天兵天將，乃於8月1日回信，對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給予了三個「熱烈地支持」。

3日，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把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代表召到釣魚台，給他們看了毛主席的親筆信。很快，紅衛兵在北京、在全國就成了氣候。

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有百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毛澤東建國后第一次穿上軍裝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檢閱包括從全國各地來京串連的幾十萬紅衛兵，北京師範大學附中女生宋彬彬（宋任窮的女兒）向毛主席敬獻紅衛兵袖章，並給毛澤東戴在左臂上，毛澤東問她姓名，宋答：「宋彬彬，文質彬彬的彬。」毛澤東說：「要武嘛！」按照封建時代的禮教，皇上賜名，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紅衛兵運動向武的方面發展，毛澤東成了紅衛兵的「紅司令」。毛澤東還將造反最凶的五個學生領袖-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請上了天安門城樓，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檢閱群眾遊行隊伍，他還命令將1,500名紅衛兵代表安排在金水橋兩側的觀禮台上。總之，紅衛兵小將被捧上了天。那天筆者作為工作人員在東觀禮台維持秩序，親眼目睹了紅衛兵對毛主席那份虔誠的敬仰和熱愛，他們面對城樓上的毛澤東，雙淚長流，拚命還揮動著小紅書，有節奏地呼喊「毛主席，萬歲！」

既然造反就能上天安門，文革勝利以後還不知道有多大的官可以做呢，這在青年學生當中引起了無窮的幻想。當學校講唯成分論，分配工作時許多好位置都被幹部子弟佔據，廣大平民子弟氣氛難平的時候，毛主席號召打倒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是打倒那些包攬好位置的同學的老子，平民出身的學生們把毛看成了貼心人，立即起來造反了。幹部子弟為了擺脫被動，以更「左」的姿態出現，他們不好直接揪斗自己的父親，但大方向又要造走資派的反，於是去揪斗父親的上級、同級或下級，揪斗外單位和外地的走資派。不管是平民子弟或幹部子弟，全瘋了！上天安門，這誘惑力太大了。這種造反雖然高呼「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但這「皇帝」是指劉少奇，毛澤東支持並下令保護這種造反。成群結夥，揪斗那些老幹部、老教授、名作家、名演員，他們沒有還手的力量，因此，絕無任何危險而有說不盡的好處。這就是紅衛兵運動深層的思想基礎。

從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澤東先後八次在北京接見了全國來京串連的紅衛兵1,300萬人，對毛的個人崇拜的狂熱達於沸點，毛作為「風眼」，使造反的紅色風暴成了氣候，席捲六億神州。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紅衛兵致敬》，指出，：「紅衛兵充當了文化大革命這個群眾運動衝鋒陷陣的急先鋒」。8月31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表示：「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的同學也到各地進行串連，我們認為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們支持你們。」那時候，只要穿一身舊軍裝，紮上腰帶，手執紅寶書，上火車不要票，到各地政府接待站免費招待食宿。解放軍總參和總政於8月21日向各軍區、各野戰軍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公安部隊文告經毛澤東圈閱也於22日發到各級公安局直至派出所，明確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絕對不準向革命師生開槍，放空槍進行威脅也絕不允許。」

「如革命學生打了警察，不準還手。」

紅衛兵按自己的理解，破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一隊殺向王府井的紅衛兵砸了百貨大樓的化妝品櫃檯，理由是它們傳播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一位女士從四聯理髮館燙髮出來，幾名女紅衛兵手持剪刀按住她給她剪了個鴛鴦頭、衝進清華園浴池的小將用皮帶將一個搓澡的老頭打出來，並要搓澡工起來「革命」打他的顧客。筆者那天就在王府井，我的任務是「觀察社會動態」。接下來就是改名熱，把王府井改名為「反修路」，把東安市場改名為「東風市場」，把協和醫院改名為「反帝醫院」。

8月23日，北京體育學院紅衛兵登上頤和園佛香閣，砸了釋迦牟尼像。以此為開端，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普查時政府明令保護的6843處古迹，有4922處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一隊一隊的紅衛兵殺向了社會。北京地區的紅衛兵帶領，全國各地響應，發起了「南下、北上、西進、東征」的大串連。

紅衛兵大串連最大的惡跡是抄家。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總共約有1,000萬戶人家被抄。

北京市有11.4萬戶被抄。上海抄了10萬戶，上海郊區川沙縣是個50萬人口的小縣，有7,800多戶人家被抄。浙江嵊縣，8,000餘戶被抄。連僻遠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也有565戶被抄。山東威海市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275戶被抄家。

曾與毛澤東面折廷爭的梁漱溟，回憶紅衛兵抄家的情景說：「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意兒』。最後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當紅衛兵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詞源》和《辭海》時，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是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夠了。』」

紅學家俞平伯50年代被毛澤東欽定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者」。自是紅衛兵的重點攻擊對象。抄家時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幾代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掉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

前交通部長章伯鈞是著名的「大右派」，藏書逾萬冊。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學的紅衛兵佔用作為「紅衛兵總部」。冬天到來時，章氏藏書成了紅衛兵晝夜取暖烤火的燃料。

後來，除少數善本被北京圖書館收藏外，其餘全部被送往造紙廠打了紙漿。

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紅衛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燒了五個多小時，焚燒字畫文物不計其數。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沈尹默是名滿天下的書法大家，年屆84歲的沈老伯怕自己的「反動書畫」殃及家人，又擔心焚燒時讓外人看見告發，罪加一等，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紙漿，再攥成紙團，讓家人深更半夜時拎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國寶級的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畫，蘇東坡的墨竹，文徵明和唐伯虎的作品。他耗盡家財，費盡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畫，被紅衛兵付之一炬。他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的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50尺的《魚樂畫冊》，被政府拿去，作為國寶送給印尼總統蘇加諾。他用了幾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張中國各地的古版畫，連同他的國寶級佳作，通通被紅衛兵燒毀。

「破四舊」造孽最為嚴重的是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她帶領200餘名紅衛兵到山東曲阜孔廟造反，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還給毛澤東發來電報說：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們拉出來了，《萬世師表》的大匾被我們摘下來了，孔老二的墳墓被我們剷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我們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偶像被我們搗毀了。

從1966年11月9日到12月7日，僅譚厚蘭率領的這一支紅衛兵，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古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七十餘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個國家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項羽墓、霍去病墓、諸葛亮墓、岳飛墓、袁崇煥墓、王羲之墓、吳承恩墓、吳敬梓墓、蒲松齡墓、張之洞墓、康有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鴻墓、張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壞。

洛陽城東的白馬寺，建於東漢永平11年（公元68年），明嘉靖年間（1556年重修）。

這座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被紅衛兵發動附近農民搗毀。十八羅漢堂被徹底破壞。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白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流亡中國的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要來朝拜白馬寺，周恩來總理只好將北京香山碧雲寺的十八羅漢和故宮收藏的貝葉經運到洛陽白馬寺，掩飾文化大革命的野蠻和罪惡。

四川樂山背靠烏龍山面對青衣江的大佛，高達70米，紅衛兵砸不了。就將背後烏龍寺的五百羅漢挨個斬首。

山西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到佛教聖地五台山破四舊。砸爛廟宇佛像，開和尚、尼姑的鬥爭會，然後強迫289名僧尼還俗，回原籍生產隊當了社員。

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存留2,500年的道教聖地說經台，傳說是《道德經》作者李洱講學的地方。這座道觀，以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里之內，散布著五十多處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淵修建的宗聖宮。文革中都遭破壞。紅衛兵命令道士們剃頭刮須，還俗回家。

哈爾濱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座東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國），教堂建築連同經卷、器皿，全被紅衛兵搗毀。

那些破四舊的提倡者、鼓動紅衛兵造反的文革新貴們對四舊卻愛得如醉如狂，經常去文物管理處（保管紅衛兵抄家物品的地方）挑選四舊中的珍品。1970年秋，江青約上康生到文管處選「購」珍品，江青挑了一件18K金的法國懷錶，表上鑲嵌著近百顆珍珠、寶石，並配有四條金鏈。但請注意，江青並沒有白拿，她付了7元人民幣。康生珍愛字畫，他花10元買走漢朝蔡邕書寫的詩經的宋代拓本，花五元買走宋代詩人黃庭堅的真跡，

還有漢朝大將軍韓信的印章，《紅樓夢》最早的刻本等等。據康生死後清點，被他掠入私囊的文物多至千件。

當代著名畫家葉淺予獲平反后，許多珍貴字畫和文物無法歸還給他。文管會給了他一個清單，說明去向：陳伯達（9件），林彪（11件），康生夫婦（8件），江青（3件），汪東興（1件），李作鵬（1件）。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還製造了一場紅色恐怖，放手讓紅衛兵和貧下中農殺害「黑七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黑幫）。就像希特勒在納粹運動初期迫害猶太人一樣，也不是猶太人妨礙了他什麼，而是殺雞給猴看，壓服全國人民的反抗。毛澤東為了向家天下過渡。要打倒或半打倒所有的開國元勛，功臣宿將讓江青等新貴上台執政，人心是不服的。為了封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必須造成全國性的大恐怖、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會議上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

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於是，派出所將轄區內黑七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黑幫）名單提供給紅衛兵，讓他們去「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以後，紅衛兵運動向武的方向發展，被打死的人數日日遞增，迅速從兩位數增至三位數。紅衛兵在警察的幫助下，抄家、燒文物、沒收居民的財物，驅逐了11.4萬戶居民離開北京。8月25日，在北京市崇文區，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業主拿菜刀要自殺，紅衛兵把他打死了，反誣他用菜刀要殺紅衛兵。這一事件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裡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兇器的打手乘坐公交專車彙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橄欖市事件」。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網上的一篇資料《京城東廠左奶奶和馬大娘之死》（作者王友琴）真實地記錄了紅色恐怖的一個鏡頭：

左奶奶和馬大娘，1966年時是東城區東廠衚衕6號的居民。衚衕里的人一直叫她們「左奶奶」和「馬大娘」，不知道她們的名字。1966年8月24日下午，紅衛兵抄了左家並毒打了左奶奶。當時左奶奶的丈夫左慶明不在家。馬大娘到衚衕口給左慶明報信叫他不要回家。紅衛兵發現后把馬大娘也拉來毒打。鄰居們整個夜晚聽著她們的慘叫。當天夜裡左奶奶和馬大娘都被打死。

左奶奶的丈夫左慶明，曾經開過一個賣劈柴的鋪子。是個「小業主」，他們也有一些房子，一部分自己住，一部分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鋪子已經歸公了，出租給別人的房子也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年他們夫婦都已經70多歲了。這一對夫婦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左先生曾在政府辦的佛教理事會任過職。

馬大娘和她的丈夫當時就租了原屬左家的兩間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個院子里。馬大娘的丈夫是工廠的工人。她沒有正式工作，在衚衕里幫做家務掙錢。

1966年8月24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3點多鐘左右，中學紅衛兵來抄了左家，並且毒打左奶奶。北京傳統的四合院中，多種有葡萄，夏天綠葉成陰，還有甜美果實。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紅衛兵把左奶奶綁在葡萄架上，用帶有銅扣的軍用皮帶抽打。馬大娘見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回來，會被打得更厲害。她沒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紅衛兵打左奶奶。但是她還是決定要幫助。她走到衚衕口，在那裡等著。在左先生從街上回來的時候，她告訴他家裡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於馬大娘報信，左先生離開了，沒有回家，也沒有在那天被打死。紅衛兵發現馬大娘報信后，立即把馬大娘也綁起來打、另外，紅衛兵還多次用桶提來沸水，從她們頭上澆下去。

據一位鄰居講，她聽到她們一聲聲慘叫，她無法忍受，就離開了家，走到衚衕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馬路沿子上。後來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還在進行。那天天氣非常熱，她把門窗全部嚴嚴關起，用枕頭捂住耳朵，可是還聽到她們凄厲的慘叫聲。到了夜半三點鐘，聲音靜了下來、然後，五點鐘的時候，有卡車開來，有人在黑暗中大聲問：

「六號，六號，六號在哪兒？」原來那是來收屍體的卡車。鄰居們聽到了把屍體「砰砰」扔上車的聲音。

另一位耳聞者說，打她們的時候，聲音像殺豬一樣。實際上她們受到的待遇比豬不如。豬被沸水燙而除毛是在被殺死以後，而不是以前。豬被用刀子一下子殺死，並不經受死前的長時間折磨。鄰居用「殺豬一樣」來形容，只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別的修辭方式來描述這種前所未有的野蠻和殘忍。

在那一天，8月24日，東廠衚衕二號的居民孫琢良和他的妻子也被紅衛兵打死。孫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術精良的眼鏡師。他能配置非常好的眼鏡。他曾經開過一個眼鏡商店。他擁有自己的住房。這些都成為紅衛兵打死他們的「理由」。那一天，東廠衚衕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沒有找到能記起他們名字的人。有人說，記得那位母親好像穿著比較講究，手上戴過一枚金戒指。

1966年8月24日那一天，東廠衚衕至少有6個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1966年夏天的北京，那麼多的人被打死了，他們中沒有一個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沒有任何一個經過了法庭審判。他們被打死，也不是因為他們有反對毛澤東或者反對文革的行為。他們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說這些可以叫作原因的話。是他們在很久以前做過的一些事情，比如像左奶奶，曾經有過私人產業。他們都是北京市的守法市民。他們從來沒有反對過政府，他們甚至也沒有反抗他們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們完全被動。他們忍耐並且服從。如果他們是戰俘，也不至於會被殺害。但是，他們被殺害了，而且是用殘酷的方法殺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時候，已經是「奶奶」年齡的人。女性，高齡，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險性的一種人，也一般被當作不被攻擊的對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馬大娘是個做家庭幫工的人，在社會中是一個比較窮的人。在理論上她不是文革的打擊對象，但是文革其實從來沒有給這樣的人帶來什麼好處，比如給她一個國有單位中的職位或者幫助提高她的收入等等。如果馬大娘能有足夠的阿Q精神的話，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錢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時候得到某種心理上的「勝利」而感到高興。但是她沒有。在無數受難者中她的故事是個例外。她是因為幫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樣恐怖的情況下，她做了仁義的選擇。她是一個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為含有俠義氣概，她的故事提醒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個人，她自己被活活打死了。她像一個英雄。可惜，我們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東廠衚衕有「現代史研究所」（註：中國社科學院現代史研究所設在那裡），可是他們沒有記錄文革，也沒有記錄他們的鄰居左奶奶和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難道他們要把這些留給東廠衚衕口外的「考古所」（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設在那裡）在將來去做嗎？而且，將來的人怎麼能知道左奶奶和馬大娘是怎麼被打死的呢？考古學家從古代墳墓中的屍體的掙扎姿勢來判斷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道者」。可是1966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燒了，甚至連她們的骨灰，當局也不準保存，全都扔了。

為什麼十幾歲的孩子那麼野蠻、殘忍？一位叫陳向陽的當年紅衛兵在網上發了個帖子：《誰把我們教育成瘋子的？》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為什麼十幾歲的孩子那麼野蠻，打死人都不帶眨眼的？因為打的是壞蛋！見著壞蛋不打那才叫人不明白呢！紅衛兵從小受的是仇恨教育。恨地主、恨國民黨、恨資本家，向他們報復，而且同樣殘忍。

那是不言而喻天經地義的。唯一的問題是有勁沒地方去使：身邊的敵人都讓革命先輩們消滅光了，剩下的蔣介石和帝國主義都躲得遠遠的，讓我們夠不著。所以呢，文化大革命一來，突然知道身邊還隱藏著那麼些敵人，簡直把我們樂壞了，欣喜若狂，憋了那麼多年的勁一下全使出來了。那股子瘋狂別說現在的人不信，連自己回頭看也不敢相信了。

紅衛兵干過壞事，絕對該罵。可他們也有資格高聲質問：是誰把我們教育成瘋子的？」

19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生產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

北臧公社位於大興縣的西部，那裡的屠殺行動從1966年8月27日開始。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死53人，馬村死34人，六和庄死11人，共計98人。

1998年遠方出版社出版的《那個年代的我們》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他是9月1日跟隨大興縣縣委書記，靠邊的「走資派」王振元到馬村制止殺人的，親眼見到了殺人的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五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卧，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問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賬」，只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兇器就會伴隨著呵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一個70多歲的奶奶身邊，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到自己身上。

只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賬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里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只聽「噗」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有出院門又活了，一掙扎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

他們要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所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去抄取。到家后一找，頂棚內沒有，又指挖房山牆影壁、院牆都沒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夥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裡往外撈，那個青年被從井裡勾出來，身上被扎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個方向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8月27日夜陸續將「壞人」入獄，至9月3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面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李恩元反覆強調的就是：「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麼辦？」「要求殺絕，不留後患」。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了他們停止殺人。這位「走資派」冒死救出馬村的108個「黑五類」分子。

北京是首都，是全國學習的榜樣。殺「黑五類」的陰風，很快傳遍全國。在農村，成分不好的人，所謂「地富反壞右」都被推上了祭壇、湖南省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道縣文革初期發生的事情，不僅在湖南有代表性，在全國也有代表性，它可以讓人們看清楚什麼是毛澤東說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記者在零陵地區監獄接待室訪問了道縣大屠殺的主要指揮和兇手。

關有志，原道縣清塘區人民政府武裝部部長。「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總指揮。他1950年參軍，在部隊入黨提干，1958年轉業回道縣，先在縣郵電局當指導員，后被提升為區武裝部部長。他說：「我從來沒有受過任何處分。總是黨叫幹啥就幹啥。你想，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像我這樣的大老粗能當上幹部嗎？我天天學的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聽到的都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變天要復辟，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這個管槍的。怎麼能放心得下？文革武鬥時，造反派搶了武裝部的槍，又聽說四類分子要變天，反攻倒算，造紅色政權的反，我就自覺地站在『紅聯』這一邊。」他作為總指揮，1967年7、8月份，帶領民兵，用鋤頭、鳥銃、扁擔等殺死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子女）207人。因為抓階級鬥爭有功，當年他被評為省級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

袁甫禮，原道縣祥林鋪區區長，他組織基幹民兵120人，親自主持誓師大會，作動員報告，要殺盡本區的四類分子，來一個大掃除。三天後，民兵回到指揮部彙報戰果，共殺四類分子569人。袁甫禮不認罪，他說：「判我的罪脫離了當時的歷史事實、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從開始殺人到結束，我沒見到上頭有誰出來說一句殺人是錯誤的。只講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我不能超越時代，要我負主要責任，不合理。」

周光國，原祥林鋪區涔江公社赤塘壩大隊貧協主席。他說：「文革殺人那陣，上面說人家把刀都架到貧下中農脖子上了，你們還睡得著覺？那天，大隊召開各生產的幹部和骨幹分子會議。人到齊后，支部書記唐紹志組織大家討論，看殺誰不殺誰？他提一個名，大家討論一個，然後舉手通過、本想只殺幾個應付應付上頭。可是，那種場合下氣氛一下緊張得不得了。我們這個大隊有三個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們唐家的人就護唐姓的人，我們周家的人也都向著周姓的人、唐紹志頭一個提到周家渡富農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舉手；周家的人卻沒有一個作聲。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全部舉了手；唐家的人卻沒有一個作聲、你要殺我隊上的人，我就要殺你隊上的人，比著干，唐家出一個，周家也要出一個。我一看那種場合，就曉得要末一個不殺，要末就全部殺光，最後決定12個全部殺光。」

「我們選了一塊靠山頂的草坪，把地富牽到坡邊一排跪著。我把100多名民兵分5排站好，都與地富面對面站了，兩個對一個。有鳥銃的站在前三排，拿梭鏢、棍棒的站在後面兩排。還有看熱鬧的也都自動站到後排去了。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發軟，不敢打，我就讓他站到一邊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幹民兵，就和唐紹志站在第一排。槍口對準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壽娥突然哭了求情：『你們不要殺我，我還有三個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幾遍，對中國喊了又對那個喊。那個時候，誰還敢理她？『一、二、三---放！』光保一聲喊。一排開完槍從兩邊退下，二排接著上；二排開完槍，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鏢、棍棒打，接著一窩蜂用石頭砸一陣。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場擺子，渾身稀軟，一頭倒在床上，心口怦怦亂跳。剛躺一會兒，聽到門外有人說，山上有人沒打死，已經起來互相解繩索了。我一翻身爬起來，跑到門外，看見周永斌、周發亭和大隊治保主任唐紹木幾個人正在動員民兵去補火，好話講了一籮筐，就是沒有人肯去。他們幾個看見我，又喊我去。我說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沒去。他們幾個只好親自去補火。唐紹木在公社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搞過，山歌子唱得好，他一個人走在前面，邊走邊唱：『叫你殺，你不殺；叫你奪（刺殺），你不奪，千斤重擔我來挑。』他們補火回來講：過了河，看見毛田拐在鋤紅薯草，周永斌就對他說：『田拐老頭，坡上有幾個沒搞死的地富，你去給我敲死了，大隊給你5塊錢。』

那個時候，5塊錢做得蠻大的用。毛田拐是個老單身，到過朝鮮，是個複員軍人，膽子大，家裡又窮，聽到這話，二話不說，扛起鋤頭就去了。上到山上，確實還有幾個人沒斷氣，在那裡哼，他就一鋤頭一個，把沒死的都敲死了。他還從死人身上解下兩條汗巾，拿回家去，因為死人的汗巾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長壽。下了山，又過河來到大隊部，打了張條子領了5塊錢。」（這張條子1986年還存放在處理遺留問題工作組的檔案中）陳登義，下蔣大隊貧協主席，殺人和輪姦案的主犯。他見本村地主子弟陳高肖新婚妻子漂亮，嫉妒「這個地主崽子有艷福」，起了歹心。

1967年8月26日晚上，陳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陳高友把他傳喚到大隊部。陳高肖一進大隊部，就被五花大綁起來。大隊貧協主席陳登義用梭鏢朝他腿上刺了一槍，疼得陳高肖大叫：「哎喲！那麼遠殺人呀？」陳登義也不答話，把手一揮，七八個民兵一擁而上，亂棍齊下，像打牲口一樣，把陳高肖打死了。陳登義還把陳高肖和另外兩個照樣被打死的地富子弟的頭用馬刀砍下來，以示其革命堅決。

陳高肖的妻子是貧農的女兒，為躲避噩運，第二天一早就逃回娘家朱家灣。

陳登義派民兵陳高友把這個女人追回來。然後就造輿論：「朱家灣、倒水洞一帶，地主婆都給貧下中農開了大鍋飯，我們這裡為什麼不開呢？」「殺都殺得。哪裡還有搞不得的道理呢！」陳錫位招呼民兵們：「大家吃飽些，撰足精神開大鍋飯啦！」這群民兵吃飽喝足了，就把陳高肖的妻子拖出來，頭一個上的是陳高友。女人死死護住下身，拚命反抗。

陳錫位就把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威脅說：「再動就殺了你！」女人想到前天被砍頭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地閉上了眼睛。你們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殺我了。陳高友動手去撕她的褲子。女人說：「你莫撕，撕爛我就沒得穿了，我自己脫。」女人又哀求：「你輕一點，我肚子里有毛毛。」陳高友嘻皮笑臉地說：「就是要重點，一個地主崽子，壓壞了有什麼要緊！」

他發泄完了后，還順手從女人的衣袋裡掏走20元錢和4仗布票、第二個就是陳登義，這位貧協主席早就對身下這個漂亮女人垂涎三尺，經過精心策劃，今日如願以償。第三個是陳錫位，第四個是陳高和，第五個是陳吉光，第六個是陳高仇，第七個是鄭XX，第八個是陳XX，第九個是陳XX，第十個是陳積登，第十一個是郭發清，第十二個是陳高輝。

貧協主席陳登義帶領民兵們開完「大鍋飯」，還沒忘記黨的政策，要徹底改造這個地主婆、第二天，命令民兵把這個奄奄一息的女人抬到貧農老光棍陳月高家，強迫她嫁給這個老貧農。當晚，她又遭受陳月高的蹂躪。女人恢復神志后，乘人不備，逃回了娘家。

後來腹中胎兒早產，產後十天死亡。

唐興浩，原橫嶺大隊黨支部書記，硝眼殺人案組織指揮者。

在道縣源山溝橫嶺中心小學，有一個叫周群的女教師。她出身貧農，丈夫蔣漢正出身地主，頭天被民兵抓走了。他們有三個孩子。1967年8月26日深夜，周群帶著孩子們已睡下。只聽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隨即門被踹開，大隊黨支部書記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明闖進來。說是叫周群去開會，把她抓走了。來到大隊倉庫變得禾場上，點著火把，只見四圍民兵環列，手持馬刀或鳥銃。被圍在中間的是地富分子或地富子女，共14人，蔣漢正也在其中。周群以為要把這些人押到區里去。沒走多遠，有人提醒支書，蔣漢正還有三個崽。支書返回小學宿舍，把三個孩子帶來了。山路高低不平，在民兵的看押下，周群被綁著雙手，與其他被綁的人一起，跌跌撞撞地走，三個孩子跟在後面。

到了木楓山，唐興浩下令停下，都站好不許動。然後，他宣布：「我們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今天要判處你們死刑！」

這裡屬岩溶地貌，山上有許多溶洞，有的十幾米深，有的幾十米深。當地群眾叫硝眼。處決的方法帶有本地色彩，讓被害者在洞口跪下，民兵掄起鋼棍朝後腦打下去，然後一腳踢下溶洞。支書唐興浩開始點名。

第三名是蔣漢正，他見這個場面已經嚇得魂不附體，雙腿邁不開步，被民兵拖到洞口，三個孩子見狀大叫，連哭帶喊，眼睜睜地看著爸爸被推下硝眼。

下一個受害者是當地有名的老中醫，叫蔣文凡，他從容赴死，要討口水喝，民兵喝道：「哪有水給你喝！」蔣文凡說：「我臨死討口水喝不過分吧，從前砍腦殼還要給三個熱包子哩！」話剛說完，就被踢下了硝眼。

周群是第八名，孩子們眼睜睜看著媽媽被害，哭得極慘。

不知過了多久，周群聽到叫「媽媽」的聲音，她醒了過來。原來她的三個孩子和另一個四歲的女孩也一起被扔下了硝眼，因為已經扔下了許多人，她和孩子們掉在死人身上，沒死。

「快，快給媽解開繩子。」八歲的女兒用力解開了捆綁媽媽雙手的麻繩。周群發現，她的一個本家兄弟也沒死。憑著年輕人旺盛的生命力，這個青年爬出硝眼，但立刻碰上了大搜捕，他東躲西藏，不敢下去救人。

第二天，那些殺人者發現有人還活著，就往硝眼裡扔石頭。原來周群和大女兒在洞的上層，被石頭一打，跌入底層，複雜的溶洞結構有些死角，她發現丈夫和兩個孩子都在這裡，他們僥倖活了下來。一家人在這裡團聚。像在陰曹地府又見了面一樣。這裡又黑又冷，要坐只能坐在死屍上。要睡覺也只能睡在死屍上。

丈夫蔣漢正已經精神失常，鐵絲捆住他的雙臂怎麼也解不開。他在屍體上走來走去，忽然說：「你看，你看，高梁長起來了，好紅好紅的高梁呀！。。」

周群拉住丈夫：「漢正，哪來什麼高梁，這是在硝眼裡面。」蔣漢正聽了，立刻不作聲了，直挺挺地倒下去。

不知道過了幾天。兩個男孩沒有聲音了，不動了。大女兒斷斷續續地說：「媽媽，我怎麼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周群緊緊地抱著奄奄一息的女兒，不久，也死了。

蔣漢正還沒有死，想喝口水。周群脫下一件衣服，在血水裡浸泡，擰水給他喝，他喉頭動了一下，頭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只剩下周群一人了。後來她的兩個學生把她救了出來。她在硝眼裡呆了七天七夜。因為她活下來了，這件駭人聽聞的殺人案才曝了光。

據湖南省兩位記者披露的有關部門的調查材料證實：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道縣的1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被迫自殺326人。

我長期不解在土改后，毛澤東為什麼還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挑起農村的階級對立？

看了一位網友的文章使我茅塞頓開：

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中，這批據說佔5%的「賤民」絕非可有可無，而是一定要有。這是穩定另外95%的重要戰略。這一小塊墊腳石的意義在於：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過「統治者」的癮而麻木被統治的感覺，既僥倖還屬於95%，又惶恐於墜入5%，於是在誠惶誠恐中滋生心理平衡。這一卑賤的參照無疑緩解了大眾對於物資匱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膚之痛。這便是為什麼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