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邊 談談「苦吃苦做」和「中國經濟奇迹」

作者：河邊 在 驢鳴鎮 發貼, 來自 http://www.***

談談「苦吃苦做」和「中國經濟奇迹」

關於「中國經濟奇迹」的成因的討論已經很多，一直爭論不斷，原因在於中國的快速經濟發展恰恰發生在一個專制且日益腐敗的政府的治下，並且這個政府一直在用中國的經濟的快速發展來證明自己執政的合法性，這就給這個討論帶來了難處。反對專制和腐敗的人們當然不能接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專制腐敗政府所制訂的經濟政策」這樣的觀點，認為這種觀點等同於為專制和腐敗背書。反對和質疑普世價值觀的人們正好相反，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恰好說明西方的一套不靈，中國有自己的特色，中國人需要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才能把經濟搞上去。

自認中立客觀的第三者說，上面兩者都沒說對，中國的經濟奇迹是建立在中國人特有的「苦吃苦做」的民族特性上，所以只有中國而不是俄國或印度才能創造這樣的奇迹；這種「苦吃苦做」的民族特性不僅創造了中國奇迹，其實還創造過台灣等地的東亞經濟奇迹。這個解釋更進一步解釋說，中國的苦吃苦做的民族特性決定了國人只關心鈔票，不關心民主自由。這個「民族性」說法其實早已有之，西洋人幾百年前剛到東亞就注意到了東亞民眾的苦吃苦做，------商店開業時間長，常年沒有休假，甚至有人認為西方人如果和東方人做生意一定是輸家。

我在討論「中國經濟奇迹」時強調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其實是因為在過去30多年裡較好地遵循了經濟規律，而遵循經濟規律未必一定只有民主政府才能做到，專制政府就肯定做不到。苦吃苦做所表現的是勞動力的素質，當然對於經濟發展有所影響，但卻不是過去30多年經濟奇迹的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經濟規律。下面我就這個觀點做點較為仔細的分析。

一、富裕來自效益

我在《下里巴人》里介紹過，經濟學研究早已發現，社會的富裕來自生產效率的提高。在生產力落後的時代，一個人勞動一天所得有限，但這個問題又不是可以單靠延長勞動時間來解決。因為當產出低下時，延長勞動時間雖然可以增加一點收入，但是人需要補充的能量也會增加。人類的農業社會歷史有一萬年之久，直到工業革命發生之前，各個主要文明裡基本都是95%的人都要從事農業生產，而如今美國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不過是總人口的3%多一點，並且一個人的食物消費是農業社會時的數倍。所以人類社會走向富裕也就是工業革命開啟后200多年間的事。

既然在生產力低下時單靠延長勞動時間不能致富，中國人為什麼要苦吃苦做？我的推測是，中國數千年之久的農業社會不斷有太平年間人口增加然後接著是耕地有限不堪負荷的長時間資源短缺，逼迫人們延長勞動時間和緊縮食物消耗，逐漸造就了漢民族特有的「苦吃苦做文化」。在人的生存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多逸少勞才符合生存需要，所以苦吃苦做是違反自然規律的。因此人一當不缺吃穿時，苦吃苦做的文化現象就即刻消失，所以它不是一種植根於種族的「民族性」，不過是一種經濟文化現象。當蘇州近郊的農民因為土地被征而得到了大筆的補償后，這一地區的「苦吃苦做」立即無影無蹤，大家都天天圍著麻將桌打發時間；倫敦150年前的成衣廠的女工也一樣被迫苦吃苦做。

「苦吃苦做」可以致富嗎？我以為當自然資源比較豐富，生產力低下，且只有相對少數的人苦吃苦做時，這些少數人可以由此比其他人較快產生積累，也可以致富。漢人在南洋的移民當屬這種情況，但卻是少數人致富，不會是全社會的財富大量增加，因為社會的總生產效益過低。所以，這種現象並不改變「效益致富」的經濟學原理。所以漢人移民到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后就少有如去農業社會的南洋那樣致富的。

二、中國改革開放是一個發展現代經濟的過程

中國改革開放以前，漢人大多都是苦吃苦做，可是整個社會都窮，因為所作所為違背了發展經濟的基本規律，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低下。毛身後的改革沒有兩年就解決了很多農產品的短缺問題，靠的是提高勞動效率，但是工業發展上幾乎沒有進展，因為工業方面對於勞動效率的依賴性不同於農業生產，製造好的汽車和輪船不是辛勤勞動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新的技術。

吸引新的技術，同時還要吸引資金的流入。這就要求給與投資人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充足的勞力、方便的交通、便宜的資源、優惠的稅收等。中國當時的政體和很低的生活水平都比較其他地方更好地滿足了這些條件，尤其是開放之初正好有港台的大量資金和相對先進的技術，所以很快通過「特區」政策的優惠做出了示範，又很快通過各地的模仿擴大到了全國。（這裡說的「全國」其實不過是胡煥庸線的東南，不是整個地理分佈意義上的「全國」。）

胡線東南本來就人多地少，改革后的勞動效益的提高，使得大量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為勞動密集型產業長時間內提供了充足的勞力，城市人口則給如「大眾」和「福特」這樣的合資企業提供了勞力，而歐美的強勁消費更促進了這一出口導向的經濟體系的建立，這一系列的發展合在一起促成了經濟的快速起飛。但是，缺乏法治制約的政府行為也藉此形成愈來愈多的腐敗，加上不同地區出現的權錢結合的打著發展旗號的腐敗，使改革開放的紅利分配日益傾向於利益階層。

三、經濟發展規律的普適性

經濟的發展遵循一定的規律，這些規律不因國家的不同而改變。專制政府未必都是不要發展國家經濟的政府，這方面的例子無需我再一一枚舉。同樣的邏輯下，專制制度的問題不會因為經濟發展了就自動消失了，甚至可能因為經濟的發展而變得更為複雜。因為面前是一個專制政權就否認那個政權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的經濟政策無關不過是無視現實而已。如果「苦吃苦做」真的是發展現代經濟的決定因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口號豈不早就生效了。

每個民族都有不同於其他民族的地方，這些多半與人文地理有關，與人性無關，因為所有的民族都是相同的來源。所以，好逸惡勞這樣的行為是生物學的需要，屬於本能行為；而苦吃苦做這樣的行為是環境逼迫下的反應，隨著環境變化。追求自由是人的智慧活動的天然指向，屬於人性；逆來順受屬於環境逼迫下的反應，會隨著自由度的增加而改變。理解這些后，再來解讀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包括「中國的經濟奇迹」，就會容易得多，恐怕也更接近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