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邊 中國特色（３）：好字當頭 vs 真字開道

作者：河邊 在 驢鳴鎮 發貼, 來自 http://www.***

中國特色（３）：好字當頭 vs 真字開道　

前面一帖討論了儒道兩家都缺失希臘哲學所賴以建立的「是」與「真」，並說明這一現象其實是春秋百家都有的問題，所以春秋百家的興盛其實就是東西分野之時。這一說法顯然與國人傳統的看法不同，因為國人反思中國的落後時通常都將春秋百家時期視為中華傳統文化發展的頂峰，只是獨尊儒家扶錯了人，所以才會有後來的愈演愈烈的三綱五常、等級制度、痴孝愚忠、讀書做官、上智下愚、等等，竟至帝王專制往複循環，社會發展走入死胡同。所以五四運動要打倒孔家店，徹底否定傳統。這一思路到了４９年後發展到極端，但是中國並沒有通過推翻傳統就因此發達起來。

這中間的道理說穿了並不難懂。因為在社會的制度設計出現法治社會以前，國家的統治權力儘管都是通過暴力獲得，但都還需要信仰的支托，它是使制度獲得正當性的必要條件，否則暴力必定無休無止。所以不管君權是「天授」還是「神授」，政教（教即信仰）合一是普遍的制度形式。在中華帝國就是主要依靠孔子的儒學和後來的「儒釋道三教合一」后的「儒教」與政權的合一來實行統治，成為中華政治傳統，一治一亂地反覆循環。待法治社會出現后，一旦傳統被打破，制度要麼轉向法治社會，要麼以新的信仰取代被推翻的傳統，實行新的信仰和政權的合一。後者恰恰是４９年以後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情，即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信仰取代傳統信仰形成了新的政教合一，而不是轉向了法治的社會制度。這種情況在８０年代以後又進行了一次企圖以傳統帝國意識形態取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轉變，還是沒有實現真正的政教分離來建立法治社會。但由於大陸過去對於傳統的破壞過烈，加上大規模實行市場經濟，所以現有的政教合一的程度不可能回到早先的傳統社會，表現為缺乏堅定的信仰和政權的合一來支持統治權力。

傳統的破壞和恢復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我們都知道文化不是通過基因來傳遞的，所以文化傳統只能通過「教化」來傳承。所謂「教化」，我的理解就是施教一方的言傳身教加上受教一方的身體力行。來自一個大腦的文化創造要成為傳統，必須首先成為大多數的共識，再經過教化來傳承，在自然條件下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必須假以時日才會實現。一旦實現，傳統便有了雄厚的基礎，要把它徹底破壞掉也必然有一個漸進過程。這不同於現代社會裡依靠傳媒的快速傳播形成的「時髦」那樣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所以，大陸自民國肇始起就開始的反傳統，其中既包含了文化上的自我主動清除又包含了外來文化的衝激蕩滌，１００年下來不能不說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不過，若比較今昔國人的思維方式的話，恐怕還是會有很多「似曾相識」之處。其中道理留待後述，先回到前面的話題，

談中國特色，當然是談中國的不同人之處，所以一定免不了要比較別人的不同，也就是要談別人的特色。前面說了中西分野始於春秋百家，希臘人把學問的基礎明確地建築在理性思維上，首先定義「是」，要從可以清晰定義的對象上求得真實的知識。而諸子百家卻沒有這樣的認識，既沒有「是」，也沒有客觀的真和邏輯的真的概念，不僅孔子著六經不用一個真字，連他的弟子為他寫的書里也無一真字。為什麼這種差別就一定會造成後來中西文化的截然不同的走向，至今仍在影響著我們？這個問題需要從認知過程來理解。

思維過程中需要不斷進行判斷，並以結果作為下一階段的思考的轉折點。好壞判斷、真偽判斷、美醜判斷是最為重要的普遍使用的三大判斷，並由此衍生出更多的從屬判斷。好壞判斷（包括善惡判斷）屬於價值判斷，是主觀判斷；真偽判斷屬於存在判斷，是客觀判斷。而美的判斷則屬於更高一層的在感覺和知覺兩方能夠和諧地統一起來的判斷，在希臘人眼裡真就是美，無真則無美；而在漢人那裡，好／善才談得上美。之所以有這樣的差別，正是由於前面說到的兩者的分野：希臘文化以理性為先，求真第一，真字開道；漢文化以感性為先，求好第一，好字當頭。所以，以希臘文化為源頭的文化對於知識必先證其真實性，不真的東西即是不存在的東西，是無意義的，沒有對其再作任何判斷的必要。漢文化則凡事先判斷其好壞、善惡，一個壞的東西即使是真的也還是壞東西，既然追求好／善是人的普遍願望，壞的東西自然是無用的東西，還有什麼必要去深究它？所以希臘人認為美就是真，漢人認為美就是好（善）。

中西文化的這種差別衍生出一系列的差別。我以為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下面幾點：

１、西方文化的早期的研究對象是自然，因為只有自然物和自然現象（後來還包括人的身體）才是可以定義的。（弗洛伊德的偉大在於他是第一個建立了一種方法，從此可以將人的心理作為研究的對象。）正是從這裡開始，希臘人注重建立系統邏輯，強調理性思維的力量，在了解自然的基礎上（自然律）規定人的社會道德，逐漸發展為對於自然的征服，並進一步理解自然力和個人自由的關係，最終用「自由是人的目的」的思想來設計社會制度，並不斷了解和征服自然，形成了現代人類的「演進」的文明。

２、古代中華文化的注重對象則是人的行為，強調具體的行為的好壞、善惡是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而自然不過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無情無義的東西，所以不是我們要去理解的對象。因為好壞判斷是主觀判斷，沒有客觀標準，所以思考必須是以自身的感覺對照權威的標準才有意義，因此「聖人」（或「聖人」的替代權威）是思維中不可缺少的參照物，而不是將「邏輯真」作為推理正確性的檢驗。一旦缺了人的權威，古人思維的取向就是首先確立一個新的權威（包括「代聖人立言」），否則整個社會必然陷於混亂。理解了這一點，我們自不必奇怪為什麼中華文明幾千年沒有對於系統邏輯的需要，也不難理解即使漢人從印度引進了邏輯學以後，直到乾嘉學派能夠嫻熟地玩弄邏輯時，也沒有建立過自己的系統邏輯。

３、西方文明如果只靠希臘文明，那麼必然會有對於人的行為關注不夠的問題。西方人的幸運還在於他們還有與希臘文化相衝突的如漢文化一樣關心人的行為的希伯拉文化。不過希伯拉文化和漢文化的不同在於前者創立了高度抽象的一神教，後者卻沒有真正發展出宗教，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漢文化的抽象程度不夠，有太多的「意會」（它不是抽象，而是模糊），―――恰如孔子對於人生終極問題的回答「不知生，焉知死」那樣，沒有清晰的邏輯追問。

這些不同又是如何影響到人的道德的呢？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看幾段明恩溥對於中國人的批評：
―――談話中間突如其來的、難以察覺的跳躍，沒有事先的提示，從一個話題轉向另一個話題，從一個人物轉向另一個人物，從一個世紀轉向另一個世紀，這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並沒有任何驚異可言，．．．．
―――．．．．普遍存在的習慣：把事實當作原因。例如當你問廚師「為什麼麵包里沒放鹽？」他的回答是，「我們向來不在麵包里放鹽。」「你們這裡有這麼多冰，為什麼不在熱天用來冷藏食物到冬天吃？」「我們這裡向來不這樣做。」
―――當你問，「你來多少天了？」回答是「有幾天了。」

明恩溥抱怨的是，這些例子表現出中國人思維的邏輯混亂（實事真和邏輯真的混淆），可是他不知道，回答他的問題的人或和他交談的人對於自己的回答或改變話題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好，同時，那個回答老明問題的老中多半還謙卑有禮，態度極好。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