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華：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解讀蘇聯的斯大林道路
作者：沈志華
我們最近出版了蘇聯歷史研究的專題性著作——《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這個項目是國家的項目，但是我自己提出來的。蘇聯解體以後，從黨的高層領導到學術界都很關注這個問題：蘇聯到底為什麼解體？二十年來大家雖然一直在爭論，但根據都不足，有時對話根本都對不上，基本的事實沒有搞清楚就在那兒爭論，我覺得意義不大。無論你是什麼觀點，前提是要把事實搞清楚。所以我是從專題研究開始的。蘇聯史，其實不光是蘇聯黨史，包括中共黨史，一個主要任務就是重構歷史，完全得重建。原來人們腦子裡那些東西我不敢說百分之百是假的，但大部分是有偏頗的，或者是有誤解的，那麼就需要歷史學家來做深入的工作，一點一點地把事情弄清楚：這個歷史過程到底發生了什麼，是個什麼樣的，十月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一直到斯大林、到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到戈爾巴喬夫，這七十四年的歷史不是那麼容易弄清楚的，不是說你一拍腦袋說是因為誰誰誰叛變了，所以蘇聯就完了。事情要這麼簡單，那還要我們這些史學家幹什麼？
我有一個基本的想法，我們看蘇聯問題，其實是想解釋中國的問題。中國跟著蘇聯走了那麼多年，從孫中山那會兒就開始學蘇聯，到了毛澤東又學蘇聯，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才跟蘇聯分岔了，成了敵對雙方。但即使是那樣，在國家體制、黨的原則等等一些重要的方面我認為沒有擺脫蘇聯的模式。雖然毛說了我們要走自己的路，要超過蘇聯。超過什麼？他不過是想在鋼產量上、糧食產量上超過，整個體制沒有擺脫蘇聯那一套。所以最終我們想要回答的問題就是：社會主義這條道路的選擇是不是正確的？為什麼蘇聯就走不下去了呢？導致整個黨解散了，國家解體了？中國因為改革開放走上了另外一條路，造成這兩者的區別原因到底是什麼？我們要回答蘇聯為什麼解體，其實核心是這些問題。
我個人的看法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蘇聯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二戰以後中國和亞洲其他一些國家像朝鮮、越南，甚至到六十年代又有一批亞非拉的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至少它的旗子上打的是社會主義），其實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人們做這種選擇，它也不是領導人拍拍腦袋拍出來的，說咱們就跟著走社會主義。它是有一定選擇的。因為所有這些國家都是相對來說比較落後、欠發達的國家，它想實現民族國家的發展，想實現現代化，如果走傳統的資本主義發展那條老路已經走不通了嘛。恩格斯講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所有的那些條件，到了二十世紀，對於后發展、后發達國家都已經不存在了。三角貿易、發現新大陸、殖民地等等——原來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發展的原始積累的那些外在的、客觀的條件都不存在了，所以想發展資本主義，又處在一個外在壓力之下，怎麼辦?那麼只有一個現成的榜樣就是蘇聯，而且當時來講還不錯嘛，特別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世界經濟大蕭條，蘇聯就很穩定嘛。這個對當時中國人的刺激也很大，所以大家看著社會主義還是一個方向。這些，對於后發展國家、后發達國家，不論從理論，還是從現實的角度而言，它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無疑是存在有一定歷史合理性的。
而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后，第一個大的問題是理論上的問題。因為大家都是跟著蘇聯走，其實都是跟著斯大林走的。咱們說了半天社會主義，真正構成社會主義實體的其實就是蘇聯，蘇聯是誰呢？其實就是斯大林。所以我們現在說的社會主義道路或者社會主義模式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甚至也不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設想的那個，而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創立的社會主義，如果這個搞不清楚，大家在對話的時候就會有問題。我說社會主義不好，你說社會主義好，請問，說的究竟是哪個社會主義？因為馬克思、恩格斯說的非常抽象，它沒到那個地步，還在搞巴黎公社呢，八字還沒一撇呢；列寧說的比較具體，像《國家與革命》，講無產階級專政，經濟公有制，因為他已經臨近這個門檻了，他要告訴社會，告訴黨，告訴人民，將來的路要怎麼走。他有幾條設想，但他這個設想歷史證明是不能成立的。從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一直到1921年，蘇聯搞的所有的東西幾乎都失敗了：國有化、貨幣改革、農村搞餘糧徵集制（其實就是糧食徵集制），包括搞公社。俄國農業三種方式，一種是有點像中國的個體戶，它叫獨立農戶；一種是集體農莊，當時叫勞動組合；再一種就是公社。列寧最初成立的就是公社，因為最符合共產主義那種理想，大家一塊吃，一塊住，一塊勞動，這就是公社。但是到了1921年的時候所有這些都失敗了。
典型的一個標誌事件就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動（蘇聯一直都說是反革命暴動）。喀琅施塔得水兵不滿意蘇維埃政權，舉行了暴動，最後給鎮壓了。但實際上那些水兵都是原來的工人和農民。為什麼起義？就因為不能忍受布爾什維克在農村的這些政策，你把人家吃的全都收走了，全搞一大二公那些東西。再加上十三個省的農民暴動。所以列寧比較敏感地看到了這一點：當初要建立這個政權說是為人民搞的，現在起來反對的全都是工人和農民，不是原來的貴族，不是白俄、哥薩克……那個在1918年、1919年內戰時都過去了，到1921年起來反抗的都是農民，在城市裡是工人。所以這個時候列寧才感到這套東西不行了。這是國內政策。
國際政策更失敗了。進軍華沙，策動匈牙利革命，策動德國水兵起義，一個連一個的失敗。他為什麼要這樣策動呢？他腦子裡原來想的就是世界革命嘛。馬克思、恩格斯說共產主義的勝利不可能是在一個國家，一定是在歐洲最發達的幾個國家同時發生。所以列寧就想，既然同時發生我就得多弄幾個呀，咱們大家一塊兒進入社會主義嘛，所以就策動起義，最後全失敗了。
所以，無論國內政策還是國際政策，按照原來的設想，包括列寧自己的設想都是空想，所以他才決定搞新經濟政策。
當時就覺得社會主義不能按照原來那個軍事共產主義模式走，它是帶有戰爭或者叫准戰爭的狀態下實施的一些共產主義的措施，有些做法可能是不得已而為之。比如說征糧，不征糧食要去打仗了怎麼辦？那就先這麼辦唄。但是，你不能把它作為平常時期、和平時期用一種國家的政策永久地實行下去，那誰受得了啊？所以戰爭剛一結束農民就起來暴動。原來布爾什維克來的時候說是幫助農民的，是反對地主的，現在地主都打跑了你還對農民這麼苛捐雜稅的收，農民當然不幹了。
所以到1921年、22年、23年的時候列寧認識到一點，就是原來那套是不行的，要改。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所有的材料，包括列寧本人和整個黨的高層都認為新經濟政策是個臨時性措施，是暫時的退卻。沒辦法，遇到了困難，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決定放棄軍事共產主義這一套做法，開始搞新經濟政策。比如從農村開始，不但解散了公社，也不鼓勵繼續勞動組合，而是鼓勵獨立農戶，那時叫戶主，跟咱們的個體戶差不多。工業上允許商業的存在（內戰時期是不允許商業存在的），什麼叫「耐普曼」啊，就是原來的那些小商小販，屬於被打擊的對象，現在都允許存在了。農業也開始搞合同制了，不搞徵集制了。
到了1923年列寧臨去世的時候，他是有些醒悟，覺得這不是臨時性的政策，也不是退卻，就應該這麼做。所以他講合作制，是講這是將來農業發展的一條道路，而不是臨時性的措施。他講到農村公社問題、生產問題等等。在工業部門其實也在開始搞，考慮把商品市場不是作為臨時、暫時的權宜之計加以接受，而是作為一種長期穩定的經濟形態保留下來。但是結果列寧去世比較早，沒有來得及完成這個轉變。
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上來，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他的對手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永遠鬥不過職業政治家，他們不願意耍陰謀手段，但斯大林他就可以。今天跟你合謀把誰搞掉，明天又接著跟別人來弄你。托洛茨基對他威脅最大，所以他就聯合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來對付託洛茨基。知識分子本來就有文人相輕的毛病，加上相互之間又有些觀點分歧，斯大林利用這些搞個個擊破，首先來把托洛茨基弄掉。等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搞掉以後，他又反過來利用托洛茨基的一些理論。因為那些斯大林的對手多是比較傳統的，知識分子總是追求理論的完整性，而你用新經濟政策解釋馬克思這套東西，他覺得理論邏輯的扣解不開，你的做法改變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還說你就是馬克思主義，怎麼解釋呢？斯大林他就不管這一套，怎麼說他都對。他就利用這個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全部打掉。但是他用來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就是消滅市場經濟，是托洛茨基的理論。
新經濟政策的執行確實遇到了好多問題。它遇到的問題其實咱們中國在七十年代後期到整個八十年代改革全都遇到了，一樣都不少，什麼雙軌制啊，什麼市場跟計劃的衝突矛盾了，到底是以集體化為主還是以市場化為主了，還有對農民、個體戶到底怎麼看等等。總而言之，那時中國叫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那會兒就是這樣。
斯大林乾脆取消了新經濟政策，市場那麼亂，還搞什麼新經濟政策？所以從他在政治上獨掌大權開始，1929年吧，全面推行他那一套東西。其實他的思路和托洛茨基是完全一樣的，基本的理論就是「貢賦」理論。大概的一個邏輯是：社會主義要發展沒有資金，沒有原始積累，只能從內部來積累資金，來源就是農業——因為大量的都是農民啊。他還有一個前提，說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包圍當中，隨時都可能被滅亡，那就得發展軍火工業，發展國防。發展國防就得靠資金投入，哪兒來？就是農業。這套理論其實就是克爾日扎諾夫斯基的理論，克爾日扎諾夫斯基就是托洛茨基的鐵桿經濟學家，等於說斯大林把人家全打垮，回過頭又把人家的理論撿回來了。搞全盤集體化和國有化，工業化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個計劃體制，都是按照國家利益實行起來的，這就是咱們現在看到的斯大林體制，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社會主義體制。
第二個問題，其實我們看到的是斯大林在一國社會主義理論背景下構建的社會主義。後來人們說社會主義好還是不好，其實說的都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斯大林搞的這一套，所以我們叫它為斯大林模式。現在有很多人不同意這個看法，說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分什麼斯大林、馬克思模式啊？當然要分了，怎麼能不分呢？你要是講事實的話，你把他們的想法、理論都拿出來一對比你就能看出來，馬克思說的構成社會主義的條件都不存在了，哪有世界革命啊？哪有先進國家同時革命呢？都沒有。就是一個俄國，而俄國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
斯大林之所以能夠創造出這樣的社會主義，我覺得恰恰在於，他不是一個理論家，不要求理論的邏輯和合理性，他只要求現實，能用就行。這一套當時確實能用，很能說服人。面對資本主義怎麼辦？你要想和它鬥爭，就得積累，沒錢，就得靠農業，就得實施「貢賦」理論，你要想控制國家資源，你就得搞計劃經濟，順理成章的。在當時情況下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問題究竟在哪兒呢？問題就在於後面發生的事情（我這裡排除了政治體制的問題，那是一個單獨的問題，再討論）。
先說經濟體制。實際上到了斯大林宣布社會主義建成的時候，它確實取得了工業上很大的成績，這個不假。但問題在於，第一個，結構不合理；第二個，代價太大；第三個，激起民怨。其實到了戰前的1939年，蘇聯的社會已經非常緊張了。緊張是兩個因素造成的。一個是經濟，人民生活一直處在最低水平狀態，我看到一個材料，蘇聯人抱怨說：「老讓我們做貢獻，什麼時候是個頭兒啊，一天到晚為革命加緊工作，加緊生產，我馬上要死了，我這輩子就完了，我還老做貢獻啊！」經濟生活水平低下。再一個，社會處於非常恐怖的狀態，這就是大清洗。我覺得沒有什麼必要去爭論大清洗的具體數字，現在有人說：「不對，當時殺了不是八十萬人，是六十萬人。」少了二十萬人他就做對了嗎？我真奇怪了！現在的學者爭的是到底是六十二萬人還是六十八萬人，爭來爭去——你搞清楚最好，搞不清楚也沒關係。有些事你很難準確地搞清楚，你說（中國的）右派到底有多少萬人，誰搞得清楚？鎮反到底殺了多少萬人？登記在冊的是七十萬人，不錯，給報上來了，但真正死的人未必是這個數。事情的性質不是多八萬人少十萬人就能改變的。
當時蘇聯的社會是這麼一個狀態，結果是什麼呢？第二次世界大戰救了蘇聯。
為什麼這麼說？可以從兩層意義上看。第一，戰爭爆發以後，把全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族主義的問題上了——民族都要滅亡了，你還計較多吃一口飯少吃一口飯的問題嗎？就像中國的抗日戰爭一樣，國民黨當時已經把毛圍剿到最後一步了，就差最後一鎚子了，結果抗日戰爭給他救了。蘇聯其實也是這樣一個狀態，社會無論從心理上，從社會生活水平上，百姓的忍耐程度，都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了，戰爭來了。戰爭一來就動員——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這東西很容易被煽乎起來的。第二，更重要的原因我認為是使人們迷信了這種體制。恰恰是戰爭需要這種經濟體制，它本來就是軍事共產主義，就是戰時體制嘛。正好要打仗了，所以這個體制不用改變就直接移入到戰爭的狀態下，很實用。邱吉爾是臨時把英國的經濟體制改變成戰時動員體制，他需要做很多工作，大量的做體制性的改變。蘇聯不需要這個，戰爭外在形式配合它的內在結構，就使得人們以為這個體制還不錯——要不然戰爭能打贏嗎？後來斯大林在1946年3月9號講話就是這個觀點，說：戰爭證明我們的經濟體制是先進的，否則的話我們怎麼能打勝第二次世界大戰呢？這純粹是胡說八道。戰爭能打贏根本不是靠那個體制，人家英國戰時都得搞這個，對不對？相對的集中資源，由國家掌握，戰爭可不就是這樣嗎？但戰爭結束以後你還能這麼搞嗎？所以，斯大林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其實從政治的角度和國際關係的角度看，發生了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就是原來資本主義包圍社會主義的態勢，原來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對立的態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改變了。怎麼改變了呢？就因為戰爭中，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跟一些資本主義結合了，去打擊其他的資本主義——也可能是「其他的社會主義」，看你怎麼理解了，「納粹」就是國家社會主義。二戰說明了一個問題：真正給這個世界造成威脅的未必是布爾什維克，而很可能是地緣政治。因為後起或戰敗的資本主義國家，像日本、義大利、德國，它都需要一個發展的空間，所以引發戰爭。引發戰爭的不是社會主義，斯大林那會兒也沒有說想要解放全人類啊，到處發動戰爭啊？所以他才能夠和英美有這種結合，斯大林是個非常現實主義的人。
我認為意識形態對共產黨來說，本身就有兩個層面，一個是信仰的層面，一個是工具的層面。所謂信仰，大家忠誠的相信。很長一段時間，有一部分共產黨人真的信仰共產主義——雖然不太明白，但是黨告訴他共產主義是什麼，他真的去信仰。但在領導層不是這樣，比如斯大林，至少到了1936、1937年他宣布社會主義成功的時候，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念在他那兒已經從信仰的層面降低到工具性層面了。他就是拿這個當招牌而已，要動員周圍人都來幫助他，那時共產國際一呼百應。當然錢也都是他出的。你甭管是中國共產黨還是英國或哪兒的共產黨，這錢都是我出的，所以你們給我幹活也是理所當然的，同時我還給你一個合法性、正當性——咱們搞的都是國際主義，都信仰馬克思主義。斯大林這種觀念，最典型的體現在二戰前他處理歐洲的國際關係，以及與此相關的對共產國際這個機構的運用。
當時威脅到蘇聯安全的有兩個因素，一個是興起中的希特勒，一個是意識形態上和蘇聯直接對立的英、法。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斯大林兩線作戰——一邊跟希特勒談，一邊跟英、法談。共產國際就是他的一個工具。
從1935年到1938年，共產國際下達指示給歐洲各國共產黨，說法西斯德國是我們的敵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制度有它民主的一面，進步的一面，所以你們各國共產黨現在的任務不是反對政府而是要支持政府，反對法西斯，反對德國。於是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各國共產黨馬上就宣傳起來，寫文章支持什麼什麼。因為那會兒蘇聯在跟英、法談《集體安全條約》，結果談不攏，雙方誰都不信任誰。與此同時，莫洛托夫跟里賓特洛甫在秘密交涉，就是給希特勒提條件，說你能不能保證蘇聯的安全？斯大林告訴希特勒，蘇聯的安全底線在西部就是波蘭，在中部就是波羅的海三國，波羅的海的出海口一定要掌握在蘇聯手裡。再一個，要佔芬蘭一塊地——當然是交換，因為芬蘭離列寧格勒非常近。結果希特勒都答應了。這樣跟英、法還談什麼呀？跟希特勒聯手，他的目的就達到了。所以，1939年簽了《蘇德秘密條約》。條約一簽，共產國際馬上就給各國共產黨下指示，說資產階級政府不可相信，說法西斯德國在一定情況下可以利用來反對資產階級，所以你們都要起來反政府，必須推翻各國的政府來支持蘇聯。這時各國共產黨又發文章反政府。多列士為什麼後來被通緝了？大戰在即你共產黨反政府，反對跟希特勒作戰，你這不是叛國嗎？所以弄的各國共產黨特別頭疼，今兒讓我干這個，明兒讓我干那個，完全是蘇聯圍繞著它的利益下指示。
這樣，蘇聯和德國共同打波蘭，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本起因。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有，是不錯，但跟你蘇聯就沒矛盾嗎？跟你蘇聯的矛盾就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嗎？並不是，就是地緣政治，國家的安全利益是複雜的、多元的。在處理這個問題過程當中，是因為蘇聯跟德國簽訂了這個條約。德國在擴張，不錯，是從蘇台德問題、捷克問題、奧地利問題，是一點點地在擴張，但是，到了波蘭的時候已經到了一個底線了，所以英、法說，要再打過來我就要跟你幹了。如果蘇聯堅持不跟希特勒做這個交易的話，他怎麼敢打呀？他一打勢必形成一戰時期的兩線作戰，這個故事又要重複發生了。就是因為蘇聯跟希特勒簽訂了條約，然後兩國夾擊波蘭，把波蘭給瓜分了。跟著1940年斯大林又打芬蘭，因為德國也不支持芬蘭，芬蘭孤軍奮戰，最後戰敗了，本來應該交換的土地結果讓蘇聯白得了。那個時候斯大林非常得意，希特勒也很滿意，因為這塊兒放心了，他就專心去跟英、法打，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就這樣爆發了。
但是，斯大林萬萬沒想到，希特勒的野心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英國還沒拿下就開始打蘇聯。
1941年6月22號希特勒一進攻，第三國際馬上又變了，馬上給各國共產黨又下達指示，說最壞的還是德國，還是法西斯，說你們資產階級政府還是可以支持。結果又翻過來。把所有共產黨在歐洲弄的一點信譽都沒有，名譽掃地，說你們共產黨還有點主心骨沒有？為什麼後來一直都說共產黨是蘇聯的傀儡，就因為這個。蘇聯說什麼它就跟著說什麼，這個時候所謂共產主義的信仰，所謂世界共產革命都給降低到蘇聯的一個工具的層次上。
我前面說到二戰結束以後蘇聯其實又出現了一次變革的機會，就是指二戰客觀上提供了一個基礎：可以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而從地緣政治、大國關係來處理國際問題。二戰以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美國獨大，而蘇聯也顯示出它的力量，美、蘇合作就成了一種趨勢。斯大林在這點上看得非常清楚。我寫了一篇文章，專門論斯大林1943年5月解散共產國際，他是有深刻含意的。如果說大家都覺得共產國際名聲不好，不願意援助你，你早就該解散了，蘇、德戰爭一爆發就該解散了。但那會兒他沒解散，一直拖到1943年5月份。這時斯大林格勒戰役已經完成了，戰爭的局勢已經向好的方面轉化，解散共產國際其實考慮的就是戰後的安排。斯大林知道共產國際是他跟西方溝通的一個障礙。他解散共產國際是特別的突然，所有人都沒想到，而且非常著急，讓季米特洛夫幾天拿出個方案，立即解散。就是因為這時候邱吉爾跟羅斯福在談第二戰場，談整個戰爭後期的安排和世界格局的問題。他要給西方人一個信號，就是我不代表世界革命，意識形態可以不作為一個參考的因素。斯大林真的是想放棄世界革命，公開的放棄，這個確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實戰後蘇聯有這麼一個機會是避開原來革命、戰爭時代規定的那些責任，那些任務和那些做法，前提是存在的。美國也這麼想，斯大林也這麼想。
再有一個因素就是蘇聯當時的狀態——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失望。我看了大量的材料，蘇聯解密的檔案中，有很多當年經過秘密檢查的信件。其中有打到歐洲以後的蘇聯紅軍，幾百萬軍人啊，在他們寫的信件裡面反映出，人們突然發現：戰敗的資本主義怎麼比戰勝的社會主義還富裕得多呢？有人到匈牙利一個市民家去看，人家家裡有壁毯、有地毯、有沙發，什麼都有，說我們奮鬥了二十多年的社會主義沒見過這玩藝兒，什麼抽水馬桶，都比不上他們。他們信里寫的特別有意思，都是一般的士兵。它反映了一個什麼問題呢？反映的是原來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社會裡，你給他宣傳、灌輸的東西，比如說社會主義無比優越啦，說咱們過得最好啦，其他人都在水深火熱當中，等等，還管用，但真的有一天突然窗戶打開了，人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怎麼回事了，就造成一種非常負面的影響，從整個精神上他受不了了，說我們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難道還不如資本主義這麼一個小國嗎？這麼大的一個蘇聯，生活水平還不如匈牙利，他怎麼能夠接受呢？我們宣揚的都是斯大林怎麼偉大，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怎麼會這樣呢？這就是當時在整個蘇聯人們心理上造成的一種動蕩。光寫幾封信影響還小，一旦這幾百萬人回國，不是去農村就是回工廠，他們見過的情況像瘟疫一樣就傳開了。我看了監督員們根據這些情況寫的彙報材料，誰誰說了什麼，誰誰想什麼，就能反映出從1945年到1946年整個蘇聯社會的情緒。其實這些情緒構成了一個改革的社會基礎，剛才我說的那些國際環境構成了一個改革的外部基礎。所以，在二戰結束后蘇聯的體制改革是一個最好的機會，那個時候也不會有人在乎它，不像赫魯曉夫時期。如果那個時候斯大林能夠看準這一點，能夠抓住這個機會進行改革，蘇聯會是另一個結果，就是很有可能走出另外一條道路來。但是，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的原因我正在寫，題目是《冷戰與重建，斯大林的最後年代（1945-1953年）》。因為這裡發生了好多事情，但是以前幾乎就沒有一本書講戰後這一段，斯大林最後這8年，到底是怎麼搞的。從大體的輪廓看：第一，斯大林沒有這個意識，還沒有認識到原來那個體制其實並不適合一個國家的正常發展。他誤認為挺好啊，我就這麼著所以二戰打勝了。我覺得這是他認識上的一個誤區。還有一個，就是他的目的逼迫他必須堅持原來的體制。他對權力的那種依戀、那種追求，只有這種體制可以把各個方面全部控制在自己手裡，特別對意識形態。這是斯大林本身的一個局限。還有一個就是外部的原因，主要是冷戰爆發。這裡面很複雜，在我看來美國人現在的觀點是錯了，以蓋迪斯為首的美國主流學派認為冷戰是斯大林挑起來的，其實是錯的。斯大林曾經千方百計想避開冷戰，剛才我講的那個情況你可以看出來，斯大林非常現實，他知道蘇聯實力不行，沒法跟美國斗，所以盡量保持低調，但是他自己的利益又不能喪失。特別是斯大林有一個錯誤的做法，他老想給別人一個感覺：我非常強大、誰都不怕的那種架勢。比如在伊朗問題上，在土耳其問題上，都是這麼表現的。其實他是外強中乾，虛張聲勢。但是他那樣就把人家給嚇著了，西方人覺得這蘇聯不得了，真的要擴張——其實不是，他就是嚇唬嚇唬你。再加上還有意識形態的原因，等等，這就造成了冷戰。冷戰的興起也逼迫斯大林又回到原來的老路上，因為他得搞軍備、原子彈啊。還有一個自然的原因，就是1946年夏天到1947年發生的大飢荒，就是旱災……種種原因，天災人禍，把蘇聯走向改革的路給堵死了。
到斯大林死後蘇聯又進入到一個非常緊張的狀態。糧食生產已經低於1913年，吃沒有吃，喝沒有喝，住房是0.4平米一個人，莫斯科人都沒房子住，你想你社會主義搞成這個地步；再加上斯大林晚年嚴重的疑心病，今天殺這個，明天殺那個，弄得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曉夫、莫洛托夫沒有一個不心驚膽戰。赫魯曉夫是政治局常委啊，每天在家裡心驚膽戰，就怕電話鈴響，說電話鈴一響他都哆嗦。斯大林到了1952年10月份以後已經不再露面了，誰想見他，完全聽他電話招呼，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晚上10點到凌晨3點在他的別墅里決定的。這個時候，高層領導都在家等電話，電話鈴一響，心裡特矛盾，說叫我去吧，說明這圈子裡還有我，否則肯定就給排除了，但是叫過去以後，搞不好明天早上就回不來了——你想都到了這種程度，誰受得了啊。所以這造成一種什麼局面啊？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剛一休克，這幫人心裡那個高興啊，不給他治病。他是28號晚上喝酒喝多了，一個人睡，第二天下午——他一般是下午起床——拉那個鈴，沒反應，大家一想，可能今天他要多睡會兒，但到了傍晚再拉鈴，還沒反應，保姆就通知了警衛隊，警衛隊就通知了政治局。晚上政治局委員都來了，馬林科夫、貝利亞、伏羅希洛夫、赫魯曉夫，幾個人都來了，就是沒叫醫生。大家一看他休克了，圍著轉了一圈，誰也沒說話，走了。貝利亞還說，斯大林同志睡著了，不要打攪他。第二天醫生才來，斯大林已經沒救了，但是還沒有咽氣。到了3月5日，這幫人實在是綳不住了，最後就決定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聯席會議，決定改組蘇聯領導層，把十九大斯大林建立的系統全部打亂，重新回到原來那個體制，莫洛托夫又回到外交部，貝利亞又重掌安全部和內務部，駐華大使也換了，整個人全都換了，政治局常委十一個人，斯大林排最後——那會兒斯大林沒死呢，就在那屋躺著呢。他們就在這屋開會，等不急了。當時最怕的就是斯大林再睜眼，好在等他們開完會，過去再看一眼，九點多鐘，斯大林閉眼了。
所以，要把斯大林這套東西搬掉，其實是大勢所趨，不是說赫魯曉夫想怎麼怎麼樣。大家都怕了，老百姓也覺得這個制度不行了。我們現在看，從1953年斯大林去世到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批個人崇拜早就開始了，只不過蘇共二十大把它推向了一個極端，把話挑明了，其實暗地裡的做法都已有了。貝利亞1953年底被槍斃以後，蘇共就通知各國共產黨都派人去聽取關於貝利亞案件的情況通報，其中莫洛托夫有個講話，就講到貝利亞的問題不光都是他的問題，跟斯大林有很大的關係。這說明在那個時候，包括最保守的莫洛托夫在內，都提出這種看法。只不過因為當時蘇聯黨內的權力鬥爭，貝利亞、馬林科夫與赫魯曉夫他們之間的爭鬥，沒有精力把這個事情做開。一直到1955年馬林科夫下台，赫魯曉夫全面掌握了蘇聯的政權以後，馬上開始調查大清洗案件，制定新的經濟方針。所以蘇共二十大不是偶然的，是整個蘇聯社會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新的領導人覺得必須要有一個新的思路，要走另外一條道路才能改變蘇聯的這種外強中乾的狀況。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想搞改革，從政治上要民主，批判個人崇拜，從經濟上重新安排工農業生產比例，提高科學技術成分，調整投資比例等等，這些做法都不是偶然的，從1953年到1956年這幾年之間逐步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但是赫魯曉夫的改革遇到最大的、致命的打擊，就是中國。如果僅僅是蘇聯黨內矛盾的話，我覺得他能克服，因為蘇聯黨雖然在政治局裡改革派是少數，像莫洛托夫、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這些元老派都是保守的，但赫魯曉夫在中央委員裡面提拔的都是年輕的改革派，像蘇斯洛夫、柯西金，在中央委員裡面占絕大多數，他靠這個來制約政治局，這也就是1957年元老想政變沒成功的原因，否則的話赫魯曉夫早給弄死了。57年他一個靠軍隊，一個靠中央委員才把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給打下去了。所以單就蘇聯黨內政治鬥爭的話，赫魯曉夫應該是佔上風的，但是中國這個因素起了很大作用，就是1958年以後中國反對赫魯曉夫的改革，一步一步的把他推向了絕路。
我最近在寫一本書，就是要詳細地寫在整個赫魯曉夫執政過程當中中國給他施加的壓力。蘇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的時候雙方還一致，你把毛寫的《論十大關係》和布爾加寧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做個對比，你就會發現非常相似，有些語言都是一樣的——當然也不說是毛抄的，因為毛調查是在蘇共二十大報告前，成文是在蘇共二十大后。那個時候毛和赫魯曉夫想到的問題比較類似，無論是對內政策還是對外政策雙方都是一致的。背後有一些分歧，也沒有表露出來，主要一個是對斯大林的看法，再一個就是和平過渡的問題。但是總體來講，無論從經濟上、政治上，還是別的方面都相當一致。很多人都說中蘇分歧是從1956年開始，從蘇共二十大，其實完全錯誤，那是一個神話，是一個誤會，是個陷阱。直到1957年底，中蘇關係都非常好。你想，1957年10月15日中蘇還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議》，那是什麼協議？那是蘇聯給中國提供原子彈技術和核武器樣品的一個協定，這種援助在全世界都沒有過，有過嗎？什麼人能把核武器的技術給人家？只有蘇聯。還有一件事，中國提出要跟蘇聯建立聯合國防辦公室，聯合國防辦公室十大任務，所有的情報、資料、技術、訓練，包括武器的制式要全部統一，就是你這個軍隊隨便調到哪兒，拿誰的炮彈都能用——武器都是通用的，就達成這麼個合作。所以1957年底1958年初中蘇關係已經達到了最頂峰。
但就這時候出事了。為什麼呢？是因為形勢太好了，按毛說的，叫做「東風壓倒西風」。這個大家都承認。但是應該怎麼辦呢？赫魯曉夫認為既然社會主義力量超過了資本主義力量，那麼戰爭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他是這麼認為的：你比我強可能會打我，現在我比你強你還會打我嗎？他是這麼個邏輯。所以他認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基礎不就更牢了嗎？我們跟資本主義談判就可以解決問題，而且談判我有資本——我比你強大啊。所以赫魯曉夫就開始積極的搞美蘇緩和，一會兒請尼克松到蘇聯來，一會兒他到美國去——他要開闢一個新的時代。
毛的想法恰恰相反：既然我們比敵人強大了還跟它談什麼呀？直接打敗它不就完了嗎？他在莫斯科會議上講的就是這麼個意思。原來我們弱，我們不如人家，所以跟人家和談，跟人家搞和平共處，現在我們比它強了我還跟它共處什麼，消滅它完了——所以現在需要的是掀起世界革命，到處製造緊張局勢，然後大家一努力就把帝國主義消滅了。就是在這種情緒的鼓動下，他認為中國現在責任就更大了，因為蘇聯怕你我不怕。但我又沒有蘇聯的力量強大，因為蘇聯畢竟那麼多年了，那麼怎麼辦呢？大躍進。通過大躍進把中國的經濟實力再搞上去，那就沒的講了，蘇聯就不在話下了。其實大鍊鋼鐵、大躍進說是超英趕美，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超過蘇聯——我專門寫了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他要超過蘇聯為什麼？他在莫斯科講的一段話很有意思，他講：「中國是個政治大國。」那當然，中國是政治大國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就是蘇共中央拿中國共產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小冊子印發一百萬冊作為全黨學習文件。你想想哪兒有這種事？都是中國學蘇聯，學斯大林什麼講話，作為中共的文件，蘇共什麼時候拿別的黨的文件作為它的全黨的學習文件，只有中國。《一論》只印了二十萬份，但到《再論》的時候就印了一百萬份，《真理報》一搶而空——中國的影響已經到了這種程度。以至於蘇聯人自己都說，以後不要再提「以蘇聯為首」了，應該說「中蘇為首」。包括蘇聯黨內都說，毛澤東同志那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赫魯曉夫不過就是個種玉米的。所以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的那種政治威望確實在社會主義陣營當中沒的說，包括很多像哥穆爾卡等共產黨的領導人，對毛佩服得五體投地：又有風度，又能說又能想，處理事又穩重，哪像赫魯曉夫毛毛糙糙的，幾件事他處理好了？蘇共二十大，批斯大林的問題，都是毛出面給他解決的，解困的。所以毛就有這麼種心態，中國政治上是大國，人口上是大國，但你經濟上超不過人家，最終說話還是沒有份量啊。所以他要搞大躍進，向共產主義過渡，搞人民公社，憋著勁的要把經濟搞上去。
到了58年、59年的時候，中蘇關係的分歧越來越明顯。發展到什麼程度？1959年10月雙方領導人吵了一架，在北京，非常凶，甚至指著鼻子罵。把赫魯曉夫氣壞了，說你們不能這樣子，我們就三個人，你們九個人圍攻我們。你看那會議記錄特別有意思，劉少奇一句，周恩來一句，林彪一句，這個一句那個一句的，弄得赫魯曉夫不知跟誰說了。陳毅說話比較沖，給赫魯曉夫抓住了，說：「陳毅，你太狂了你！你就是個元帥，我是總書記啊！」到了這種程度，領導人之間就撕破臉皮了。隨後中共中央在上海開了政治局會議，蘇聯也開了個中央全會，大家都在討論怎麼辦。雙方得出了完全一致的意見，說中蘇關係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基石，不能破壞，所以必須要維持中蘇關係良好狀態。前提是，中共認為，蘇聯的路線錯誤，它必須回到正確路線上來，是團結在正確路線上；蘇聯也認為是中國的路線錯誤，而這個路線錯誤主要是毛澤東本人造成的，是因為他的急功近利、驕傲自滿造成的。蘇斯洛夫報告裡面寫的非常清楚。
1960年大家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說明「我是對的你是錯的」。鄧小平主張，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寫幾篇文章，毛一聽，好，好主意。蘇聯也寫。中國和蘇聯就開始在報紙上各自表述，馬克思主義理論各自表述。然後，布加勒斯特會議也是各自表述。這時候出現了一個現象，要說理論爭論，蘇聯馬上就矮了半截兒。為什麼呢？因為馬列主義原本就是在革命和戰爭年代的產物，而中共認為現在還繼續是處在革命和戰爭的年代，所以他們對馬列主義的理解和引用是它的原義，比如說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暴力革命、武裝鬥爭等等——所有這些，那說的是振振有辭，馬克思就是這麼說的，什麼哪一卷哪一頁。蘇聯就非常的尷尬，因為它想說的這些，馬列主義裡面沒有，但是又不敢說我這個不是馬克思主義，還得說我這個也是馬克思主義，它就老去找點邊緣的詞句來解釋。那讓中國一駁，你想中國這幫人都是搞理論搞了這麼多年的，一下就抓住他們的軟肋了，結果弄得蘇聯是非常的尷尬。特別是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一辯論，中國這邊激昂慷慨，振振有辭，那邊就理屈詞窮，對不上話。所以問題就是，要不然你就說我這個已經超越馬克思主義——又不敢講；說我對馬克思主義有修正——那更不敢講了，本來就罵你修正主義了，他哪敢承認這個？
所以這個理論上的對壘蘇聯從根兒上就站不住，再加上赫魯曉夫這個人頭腦又發熱，回去生悶氣，說也說不過人家，死說活說毛澤東就不承認他是錯的。明擺著就是你的錯嘛，你說你現在搞什麼共產主義嘛，你能搞嗎？但是說不過他呀，赫魯曉夫就採取了意識形態以外的辦法——撤出蘇聯專家，我看你服不服。沒想到，他太不了解毛這個人了！毛當時在北戴河開會，蘇聯突然通知，蘇聯全部專家撤走，毛一聽：好啊，太好了！他不就覺得老子欠他的債嘛，撤走債就一筆勾銷！這真是毛的心情，他不願意欠人的債，沒有吧又不行，可是老是一天到晚在人家的幫助下行嗎？一撤他非常高興。過兩個月赫魯曉夫醒過夢了，想緩和，提出把專家送回來，毛說不要了，別來了。這個時候毛是越來越看不上赫魯曉夫了，你看毛說那個話，說赫魯曉夫這個人幼稚，馬列主義沒學好，不懂辯證法，很容易上當受騙，他還去和美國談判，不就是上當受騙嘛，他沒這個資本，沒這個本事嘛，對中國一點不了解，聽風就是雨，人家說什麼他就信以為真，照他這樣下去，要不了幾年一定倒台（八年）。——還真是，沒到八年赫魯曉夫就下台了。
所以這個時候，從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角度來看，蘇聯的改革是很不順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反對。蘇聯真正搞（改革）實際上是和中國鬧翻了以後，62年蘇聯才開始引進市場經濟，叫利別爾曼計劃，包括利潤掛帥等等這些，開始有這個苗頭。原來的蘇共二十大的改革方針完全是在計劃體制內，這個很像中國最開始的計劃內改革，因為中國也是一步步走的，先是在體制內，計劃內改革，然後是在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然後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步一步，最後才搞的現在的這種狀態。62年蘇聯改革正好就處在雙方進行理論辯論的時候，這一下就讓中國抓住把柄了：馬克思主義哪有一條要搞商品？你這個就是修正主義嘛！我記得我們那會兒看過有本書叫《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裡面舉的例子全是這個，什麼蘇聯的自留地呀，自己背著商品的小商販（「背小口袋者」）呀，全作為資本主義現象，就跟咱們文革講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其實一樣。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外部的壓力，而這種外部的壓力和蘇聯黨內的保守力量一結合，赫魯曉夫下台了。此後，雖然柯西金試圖要把改革延續一段時間，但是沒有幾年，根本就搞不下去，因為政治上沒人支持。柯西金是很想搞改革的，可惜孤掌難鳴。所以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是最好的機會，可惜中斷了，而這個中斷和中蘇分裂，和中國當時比較激進的立場有很大關係——批判修正主義。
其實現在咱們敞開了說，現在我們做的哪一條不是當時赫魯曉夫做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他沒走到那一步。他為什麼沒有走到？一個是黨內有人反對，一個是你中國在外邊罵他是修正主義，他怎麼往前走？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走到今天，一個是基礎不一樣，這個和毛有關係。毛從來就看不上周恩來和國家計委的那套四平八穩的按計劃行事，所以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從本質上來說，從來就沒有建立起來，跟蘇聯把計劃經濟法律化、凝固化的那種狀態根本就沒法比。蘇聯一個計劃指標下來那就是法律，完不成你進監獄呀。中國，從一五計劃你開始數，永遠是計劃趕不上變化，一五計劃什麼時候指標拿出來的？是一五計劃完成的時候，這期間一直在改呀。二五也一樣，二五計劃根本就沒指標，三五計劃過了這麼長時間，人家李富春、陳雲他們好不容易弄出來了，到了63年被毛一句話給否了，吃穿用嘛，屁股坐錯了，你基礎弄得不對。搞什麼呀，搞三線建設，繼續搞軍工用品什麼的，要準備打仗。跟著就是文化大革命，四五計劃、五五計劃。你想哪有計劃呀？毛自己連國家計委都扔一邊，自己搞個小計委，那你說這個計劃還怎麼搞呀，就是因為這個，所以他沒有把這個計劃經濟完全的制度化，完全的凝固化，所以要打破它，比較容易。我覺得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第二個，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你回過頭來想，凡是專制的國家，要想改變，如果上面沒有一個人——這個人有資歷，說話有人聽，能鎮得住的話，是不可能的。赫魯曉夫的失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在黨內的資歷不夠，他說話沒人聽，不僅是沒人聽呀，是人家敢起來反對。中國要不是鄧小平、要不是九二南巡，也走回頭路了。因為從傳統力量和理念上來講，人們一直覺得搞計劃經濟、搞公有制是正常的——我就是這麼做，你說不出我什麼來，但是你要是稍微搞點什麼不同的東西，自己就總覺得是個短兒。這就是馬列主義理論的影響造成的，老覺得那玩藝不符合馬列主義——心虛呀。赫魯曉夫就是這樣，乾的時候，心裡覺得是幹了好事，又不敢和別人講，真的是心虛呀。真的是修正馬列主義，但是又不敢說，又不敢承認。共產黨很大的毛病就在這裡，自己陷入了自己構造的虛假的理論外殼裡。其實怕什麼呢？我覺得鄧小平最聰明的就是這點，馬列主義大旗高高舉起，你就別管上面寫的是什麼了，該怎麼走就怎麼走。問題是他有這個資歷呀，他在黨內有這個威望啊，要不是他，根本不可能。你再看看別的例子，其實也是這樣，台灣怎麼從一黨制變成多黨制，蔣經國，要不是蔣經國在弄，誰敢呀？你弄也沒有人聽呀。蘇聯改革之所以無法成功，很大的原因，就是赫魯曉夫，包括後來的戈爾巴喬夫，沒有這個資歷，在共產黨這樣一種體制內，他說話，人家想反對就反對。
從蘇聯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來講，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已經走上絕路，再加上勃列日涅夫那麼長壽，執政16年，所以到了他死的時候，其實蘇聯領導，這個蘇共已經病入膏肓了。問題不是沒有看到，你像安德羅波夫也看到了一些問題，但是他太老了，精力不行了，結果一年多就去世了，跟著契爾年科也是一年。戈爾巴喬夫是在蘇共二十大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所以他接受赫魯曉夫那套東西，接受新的觀念比如民主觀念是比較容易的，但是你在黨內沒威望也不行，最後引起蘇聯的革命，最後導致蘇聯的解體……
大體上是這麼一個思路。總結起來就是說，蘇聯那個時候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有歷史的合理性的，但是你應該在發展的過程當中不斷地去調整、改變。即使到現在我也不認為唯有資本主義那一條路，現在全面都學西方，但是你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很多完全是不一樣的，應該是有自己的一條路，但是你這個路怎麼個走法，這個是靠你本國人民的智慧去選擇的。
作者簡介：沈志華，1950年出生，著名歷史學家，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香港大學名譽研究員。1996年至2002年間，沈志華與社科院合作，組織翻譯、整理、出版了36卷《蘇聯歷史檔案選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