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淚論政：從張成澤倒台看中國改革

2013-12-10 03:19:03
在朝鮮政壇高官中，張成澤是主張效仿中國進行改革的。金正日去世之後，老實說，因為考慮到金正恩政權的穩定性和朝鮮未來政治走向的不確定性，中國方面的確對張成澤寄託了很大希望。張成澤去年8月訪問中國期間受到中國高層政要熱情接待，就很能說明中國立場。

但是，可能也正是張成澤的中國之行，給他今天的悲劇埋下了禍根。本來，張成澤在朝鮮國內位高權重，金正恩對他就抱有戒心。據了解平壤政治的某位北京黨際高級聯絡官員說，張成澤在北京訪問期間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受到其隨行人員嚴密監視，並被密報給朝鮮最高領導人。後來，軍方強硬派代表人物、主張發展核武的崔龍海到北京訪問，受到不冷不熱的接待，這種對比讓朝鮮軍方強硬派高層和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更為不安。畢竟，執掌權柄者，誰願看到本國政壇的實力派人物在一個對本國政治有著高度影響的臨近大國高層受到如此支持厚愛呢？

張成澤去年8月訪問北京除了緩和因朝鮮核試驗引發的兩國關係緊張局面，期間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向中方轉達金正恩期盼在2013年某個合適時候訪華的願望，希望中方發出邀請。但是一則因為北京當時正忙於籌備十八大事宜，黨政高層分身乏術；二則因為北京當時對朝鮮核試驗和遠程導彈實驗正在惱火，對金正恩上台後的一系列導致半島局勢緊張的莽撞行為正在觀察，所以就顧左右而言不要核武，言維護半島和平穩定，言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績，實際上等於拒絕了金正恩遞來的橄欖枝。這讓金正恩大為光火，認為張成澤辱了使命，有失朝鮮這個「宇宙大國」的臉面。

另外，作為朝鮮國內熟悉外界現狀，特別是熟悉中國改革開放故事的高級官員，張成澤在國內一直積極推進改革，雖然這種改革在我們看來是極為有限的改革。但是，即便是這樣，這種改變朝鮮國內現有利益結構的改革主張，還是觸犯了軍方高層和朝鮮勞動黨內保守勢力的利益。以軍方高層和勞動黨內保守勢力為主體的朝鮮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極為敵視，對推進改革的代表性人物更是必欲除之而後快。在過去幾年，從金正日時代開始，主管朝鮮經濟的不少相對開明的高級官員，就因為這個原因，先後以各種罪名遭到政治剷除，成為朝鮮軍方和勞動黨保守勢力的刀下之鬼。

在金正日活著的時候，因為金正日的權威，金正日尚能透過適當壓制保守派來重用張成澤，讓張成澤主持國內改革事務。但是，當金正日去世之後，朝鮮國內保守勢力開始反彈，這種反彈之大，使得有心改革的金正恩也必須為之低頭，這是其一。其二，就金正恩本人來說，也不願活在姑父的政治陰影里，被外界（包括中國等）和國內一些政治勢力形成誤判，誤認為張成澤是朝鮮國內的攝政王。金正恩需要藉助剷除張成澤，換取國內保守派的支持，並向勞動黨內外、朝鮮國內外（尤其是中國）傳達只有他金正恩才是朝鮮唯一當家人的信號。

就張成澤個人來說，他其實從2013年年初就開始感到危機。2013年2月下旬，在平壤接見一位來自中國的政界朋友時，張成澤就有過可能前途不保的擔心。他告訴這位朋友，說他個人影響被外界不當誇大了，這是不了解朝鮮政治的人的錯誤看法。2013年7月下旬，中國一個高級代表團訪問朝鮮，張成澤的表現已經可以用焦灼二字形容。在這期間的一次私人談話中，張成澤提到自己在2012年8月訪華回朝後，以及2013年2月初，曾兩次和金正恩談到國內方針建設問題，希望朝鮮能更積極的進行改革開放，減少在軍事方面的財政投入，包括暫時擱置核武等等，但是金正恩對此都未置可否。也就是說既沒有表示支持，也沒有表示反對。

我個人在得到上述消息時猜測，金正恩未置可否本身就意味著對張成澤上述建議的否定。只是當時金正恩正忙於對付李英浩這個勁敵，對自己姑父的能量還心裡沒底，還不方便表示明確反對。此時的張成澤顯然已經對自己失去信心，但是對於自己的侄子還是寄託了希望。但他絕對沒有想到，他的侄子會在幾個月後突然來這一手，在大會上將其公開拘捕，並一次性徹底將其打倒、搞臭、清除。在朝鮮政壇浸淫多年的張成澤，居然錯判了朝鮮高層政治弱肉強食的原始叢林主義本性，低估了金正恩家族遺傳下來的為了權力六親不認的特有老辣狠勁。他曾為朝鮮的國際空間曲折周旋於國際舞台，也曾儘力為朝鮮的改革開放獻計獻策，但是他在關鍵時候選擇退縮，希望以此自保，卻就此結束了這位在朝鮮政壇最有權力的紅二代「金龜婿」的政治性命。

其實站在金正恩的角度，他未必不想在朝鮮搞改革開放，也未必不贊同自己姑父的政治主張，自金正恩上台以來，朝鮮國內越來越多的改革跡象已經讓人窺見了金正恩矛盾糾結的內心。但是站在金正恩的政治立場，他最先要做的是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是要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要保證朝鮮以金家為核心的政治王朝的絕對利益；其次是要根據政治需要，平衡朝鮮高層內部的保守派利益集團和改革派雙方勢力，而這種平衡又是以鞏固自身權力權威為首要目的。所以任何滿足這兩個條件的選項，都是金正恩的優先選項。而打倒張成澤，就是和發展核武一樣，甚至弔詭的和改革開放一樣，都是能達到這兩個目的的有效手段。

所以，對於朝鮮來說，尤其是對金正恩來說，打倒主張改革開放的張成澤和改革開放本身是不矛盾的，朝鮮的改革開放還會擇機進行下去，只不過是需要更多時間和政治成本。朝鮮在本質上是封建世襲的家族政治，除了金正恩家族，其他政治人物的合法性都來源於金家授權，來源於黨媒鼓吹。所以，以後如果有政治需要，換了任何一個人放到某個位置上讓他去推動改革開放，他都會像張成澤一樣去搞，當然，能不能搞成，是另一回事。

我們從張成澤的猝然倒台，可以看到中國改革的艱難。歷史上，在皇權統治時期，但凡被人們記住的改革家，從商鞅到晁錯，從王安石到張居正，再到戊戌六君子等等，其個人或家族後人，無一不下場慘烈。究其根本，因為改革之難，不僅要求人們有思維上的普遍性的認識轉變，要統治者感受到實實在在的統治危機，要觸動並重構當時的社會政治利益結構，還要有合適的時機、合適的人物來巧妙推動才可以。搞不好，就會玉石俱焚，改革者不僅志願未遂，反而會丟掉政治前途，甚者搭上身家乃至家族性命。

我們很多人現在享受著改革的果實，在國外的不少華人，因為中國國力的不斷提升，也總是有一種終於揚眉吐氣的暢快感覺。但是，有誰會想到，三十五年前，鄧小平等人在中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時的難度？在一個喊「革命」喊了幾十年的國家，在一個將「改革」視為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批了幾十年的列寧主義政黨內部，僅僅要扭轉執政黨內的認識，就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

和三十五年前相比，今天中國的改革難度更甚。三十五年前要進行改革，最大的阻力來自於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束縛，所以鄧小平透過意識形態上的公開辯論，用「解放思想」為突破口，扭轉了執政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過時意識形態，進而推動了改革開放。因為鄧小平在黨內的權威地位，加之毛澤東頻繁發動的政治運動已被執政黨上層集體厭惡，與西方經濟社會差距的拉大又刺激了執政黨的政治神經，所以改革的開局進展相對順利。

今天的改革也有意識形態上的阻力，但意識形態在今天的束縛主要集中在對改革領域的選擇和改革方法論的制約上，已經不是最大阻力。改革在今天的最大阻力，主要來自既得利益集團，而執政黨恰恰就處在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核心位置，是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絕對主力。這和美歐不同，美歐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兩黨政治利益之爭和院外利益集團的遊說壓力，而中國改革的阻力則主要來自執政黨自身，以及依附於執政黨生存的各個特殊利益階層。

除此之外，因為改革開放在經濟上取得的成績，一股驕傲自滿情緒正在滋生，改革取得的成績，反過來已經成為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思想負累。這種情緒在從廳局到省部級以上的中高層官僚中都很有市場。不少人開始對外推銷什麼「中國模式」，熱衷以「中國特色」為由排斥外部思維創新和制度創新，有點像鴉片戰爭之前晚清皇親貴族對待西方科技、思想和堅船利炮的態度。更有甚者，體制內的一些既得利益群體和御用學者還為改革劃出各種紅線，一二三四五說的頭頭是道，這不能改，那不能碰，這和改革初期求知若渴、人心思變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在社會層面，公民社會的到來，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又縮小了改革的操作空間。面對改革，各方面都在發聲，都在宣揚自己的主張，而改革本身又已經進入深水區，其系統性與複雜性也遠非當年可比。改革必須周密論證，必須要進行頂層設計，又要給地方基層大膽創新的政策環境，改革失敗所帶來的風險與損失，社會可能承受不起。所有這些都加大了改革的難度。

值得欣慰的是，自中共高層換屆以來，我們已經看到了中共高層矢志改革的決心。無論是總書記習近平，還是總理李克強，亦或是中紀委書記王岐山，都展現了要將改革推行下去的希望和信心。而不久前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更是讓人看到了這些新生代領軍人物的政治魄力。這些都是中國改革的積極因素，也是改革有可能繼續進行下去的政治保證。十八屆三中全會集中展現了中共高層的改革願景，但是，要將這些改革主張落實下去，還需要進行更多更積極的努力。中國的改革已經可以成熟到不以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作為代價，但是，當改革遇到利益集團的阻力，當對原有利益結構的解構、重構過程遇到障礙時，我們還是鼓勵執政者要體現不一樣的政治魄力。

【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blog./post-3918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