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科學館的十天——我被４１４囚禁的日子

·陳育延·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９日，正值星期天，我一早準備回家洗澡、換衣服。由於前一晚開總部會聽到了蒯大富宣布的有關一教前哨廣播台打死孫華棟的事件，心裡非常不舒服。當時，總部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已是１９日清晨，蒯大富說：「有一件事情向大家通報一下，就是一教廣播台前幾天抓了代表隊的一個４１４，審問的時候可能下手過重，大概有些內出血，他要求喝水，當時在場的人不太懂，就給他喝了水，結果一下子呼吸就困難了。後來×××他們幾個人趕緊送他去醫院，到醫院沒有搶救過來，送去的人也嚇壞了，就沒敢留真姓名離開了醫院。」此話一出，我的腦袋立刻就大了，感覺就像現在聽到談論肇事逃逸一樣。本來我就不同意兩派搞得你死我活。一向主張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可以辯論，一派消滅另一派也是不可能的。現在出來這種人命案，處理也不得當，因此對現在的運動產生了失望和灰心。我對葉志江說：「我都不想幹了，這哪裡象是幹革命。」結果還沒考慮好如何退出運動，就被４１４抓進了科學館。 １９日上午１１：００左右，葉志江騎車，我走路，平常每天背的軍用小書包里放著我的工作筆記本，書包放在葉志江的自行車行李架上。路過科學館時，有人從上面扔石頭挑釁。我隨便罵了兩句，完全沒當回事，繼續走我的路。這時突然從科學館里衝出幾個拿長矛的４１４學生，我一看有危險，趕緊叫葉志江騎車先走，不想讓筆記本落在４１４手中，因為上面有總部會議記錄和武鬥部署。雖然我在團派不得勢，但我贊成團派的觀點，又是總部委員，不想自己這一派組織的秘密泄露給對方。葉志江懂得我的意思，騎車走掉了。我落入了４１４手中，在科學館的暗室里住了十天，到５月２８日被抬出。
我後來聽人講過當天的兩件事：一是葉志江跑到離科學館最近的團派一教前哨廣播台，告訴他們我被４１４抓了。一教當時就有人問他：那你怎麼跑出來了？也許這給葉志江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三天後，他也進了科學館，要求換我出去。二是４１４本來準備抓我進去教訓一下，沒想扣留我。因為知道我是鴿派。但很快，一教廣播台就發出了抗議：「抗議４１４反革命集團扣押我團派總部委員陳育延……」科學館的４１４乾脆就一不作二不休，扣住我不放了。
在科學館，我住的是「單間」，一個大約４平方米的小房間，很黑，沒有窗戶，據說是原科學館洗照片的暗室。這個房間有一半是一張操作台，那就是我的床，只要一出這間屋子，例如上廁所等，就要被蒙上眼睛，所以我至今不知道我到底住的是哪間房。
進去的頭兩天，沒有人審問我。我只知道團派廣播台天天在抗議，以我為文章，攻擊４１４。當時我想不明白：４１４為什麼要抓我，他們明明知道我是鴿派，不掌權。團派在武鬥期間全是鷹派掌權，我對他們不會有太大價值的。幹嘛還要費這個神？三天後，５月２２日，我被帶去審問，蒙著眼睛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獨凳上。審問的人很兇，要我交待這個，交待那個，特別問到了孫華棟的事情。我雖然因為此事對蒯大富，對團派不滿，但認為這是自己這派組織的秘密，是絕不能泄露給對方的，因此一口咬定不知道。這時候有人就用一種很寬很重的類似汽車輪胎膠條一樣的東西朝我頭頂上掄來，一下子打得我兩眼直冒金星，我只好咬緊了牙關。在這種氣氛中，自然無法正常進行對話，直到最後一掄差點把我從椅子上掄倒到地下，他們才結束。回到我的小暗室里，我就開始噁心，想吐，不能進食。第二天，我的十二指腸潰瘍的老毛病就複發了，胃痛，更不能進食。三天後，我已經可以進食了，但是我想，我已經三天未進食了，乾脆就絕食吧，４１４總不至於看我餓死在科學館里吧！這是我唯一能出去的方法。因此關到第九天，我已經虛弱得不行了。５月２７日晚，他們將我這個六天未進食的俘虜背出了科學館，放在一輛板車上，蒙上被子，囑付我不要亂動，不然團派亂開槍打中了，大家都說不清楚，趁著天黑離開了科學館直奔主樓。
第二天上午，通知我母親來接我出去。那時，我母親在北京郵票廠當黨委副書記，是當權的一派擁護的幹部，所以還能叫到廠里的小轎車。同時來的，還有我１５歲的大弟弟陳育平，為防突發事件廠里一個幹部也陪著來了，加上司機共４個人，開車來接我。我弟弟和４１４一個女同學輪流將我背出了清華。我那時的體重大約不會超過７０斤，所以１５歲的弟弟也能背著我跑。回到中聯部，我就給蒯大富打了個電話，告訴他，我出來了。當晚，蒯大富、陳繼芳就開了個吉普車來我家接我，怕我再次被４１４抓走。這時候，我才知道葉志江也進了科學館，因此心裡很難過，也很感動。
那一晚，中聯部里熱鬧非凡，我家門口擁擠不堪。因為蒯大富進門時，在門口警衛處報了他的大名，因此中聯部的人，特別是孩子們，都來我家看蒯大富真人。接我走的時候，蒯大富是從人堆中擠出去的。據說經過人群時，各種惡作劇都有，有人揪他的衣服，有人掐他的胳膊，吉普車的輪胎也被放了氣，只好換了輪胎才走成。
到了清華，我就開始吊鹽水，吊葡萄糖。那時年輕，身體素質好，恢復得很快。葉志江的妹妹葉志錫也到清華來住，一方面照顧我，一方面打聽他哥哥的消息。我弟弟也常來清華，給我送些吃的和換洗衣服。我在靜齋三樓，整整休養了兩個月，一直到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工宣隊進校。
因為靜齋是團派總部所在地，蒯大富他們住在二樓，總部在二樓辦公、開會。我因病住三樓，基本上不參加會議。但住在這裡很安全，不擔心再被４１４抓走。由於不參加總部會，也不必再爭論什麼觀點。在被４１４關押的十天中，沒有泄露團派的重要信息，因此鷹派也不再排斥我，就這樣平靜地住到了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工宣隊進校。７月２７日當天，我一整天都在靜齋，看到了７·２７當天發生在靜齋的全部事情。雖然我不是了解當天情況最全面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講的都是最真實的事情，因為我是親歷者，而且保留有當時的日記，會議記錄和隨後的「交待材料」。
在武鬥中，雙方毆打俘虜是很平常的事，畢竟誰都不是正規的共產黨部隊，所以完全沒有必要掩飾這個現象。我在以後的日子中，也從來沒有打聽過審問和毆打我的人。畢竟那是在混亂的運動中。我相信，在科學館里那些挨打的人中，我應當是「受刑」最輕的，一則我是女的，那麼瘦小。二則我與４１４中很多人都有著老八八的千絲萬縷的情結，他們手下留情。但對葉志江就不會太客氣了。幾個月後，在工宣隊組織的兩派頭頭參加的大聯委學習班上，我與４１４科學館的「監獄長」王永縣同分在一個小班中。他是６８年５月１６號當上科學館的衛戍司令的，三天後，我被抓進了科學館。在學習班上，王永縣曾問我：抓我進科學館時，知不知道孫華棟被打死的事，我說知道，他很生氣，因為我當時沒有供出。但他很真誠地對我說：「葉志江不錯，打得挺厲害，一點兒都不屈服。」我相信他說的是真話，葉志江在科學館，是挨打比較重的，根據葉志江的敘述，還有一個挨打比較凶的，應當是「金戈鐵馬」戰鬥組的楊立人，也就是葉志江所說的那個「娘娘腔」的鐵杆團派。他是電機系的學生。
以上這一段文字，是我正在寫的回憶錄中的一小節，其實早已寫好，本想跟我的全書一起發表。但看了今年唐金鶴的書《倒下的英才》，其中「關於老四打人」一段（第１０９頁），覺得實在有點可笑，因此特將我這段文字摘出來貼在校園網上。 對此，我只想講三段話：
第一、唐金鶴雖不敢否認科學館打人之事，但總想含含糊糊一帶而過。因此她質疑葉志江的「七次毒打」，找了幾個「沒看見」的旁證。我以很平靜的態度告訴大家：武鬥中雙方打俘虜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而且誰都不會手軟。只有怕對方報復太凶，才會手下留情。各方完全不必替自己掩飾，否則歷史將沒有真實可言。在當時大講「階級鬥爭」，「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政治形勢下，青年學生的過激行為是普遍發生的，包括在「戰場」上或在各自「監牢」的關押中。打人者應當自責，雖然鑒於形勢他們並不應負主要責任。而被打者可以寬恕那些因政治激情而作出過激行為的青年學生。但不應寬恕的，是那些專門以打人為刺激的專業打手和至今不想為自己的過激行為道歉的迴避事實的人。
僅以我的親身經歷為例，當時我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年輕女學生，，身材瘦小，手無縛雞之力。雖是團派總部委員，但我是溫和派、鴿派，從未抓過、打過、審問過４１４派人員，在團派中也受到過排擠，這是清華兩派頭頭們皆知的。但即便如此，在科學館中，對我這樣的女俘虜，尚且不會放過，下得去手打。更何況是對那些擁護團派的「走資派」（例如陶森等），及態度強硬或觀點很「團」的男俘虜（例如葉志江、楊立人等）怎麼可能不狠打？就連４１４派的頭頭（如王永縣等）自己也曾承認過。我相信葉志江講的科學館的七次毒打基本上是事實。歷史就是歷史，沒有必要羞羞答答加以掩飾。我將來寫出的回憶錄，也一定會遵循這個原則的。我也希望真正想寫點真實歷史的學友們，不要迴避四十年前的真實經歷。掩蓋或歪曲事實的結果是必然會挑起派性的。當然，有些派性是可以理解的，例如沈如槐在《清華大學文革記事》書中所表現出來的派性，是他作為當事人在回顧歷史時的真實感受，他的出發點是寫歷史。又如孫維藩和邱心偉的書《清華文革親歷》也會有或多或少的派性，但他們的出發點，也是盡量真實地寫歷史，他們是負責任的。我相信將來我的回憶錄，也會有派性，但我會盡量站得高些。我也會揭露自己派別中的錯誤、分歧和矛盾，但我不希望被人利用，作為派性鬥爭的武器。我讚賞李自茂，正大光明公開撰文敘述５·３０戰鬥，回顧歷史要有這樣的勇氣。如果有人以此作為攻擊對方的口實，挑起派性爭端。那麼只會阻止兩派活躍分子出來揭示自家內部的分歧和錯誤，它不利於我們對真實歷史的探究。
第二、唐金鶴在「關於老四打人」一節中，特彆強調了一點：是說葉志江在科學館被抓后「不識時務」，竟敢與「審判官」辯論，因此「難免要受些皮肉之苦」。同時，她又舉了一個周大衛的例子，說他就「特別識時務」，因此，「好像沒有挨過打」。現在周大衛已經去世，至於他是否被抓過，是否「識時務」，是否「沒挨過打」我們尚未考證。但僅就唐金鶴的觀點：似乎「被打」的責任不在打人者，而在被打者「不識時務」。這是什麼邏輯？這種沒有自責的心態，如果放在四十年前，也就罷了，在四十年後的今天居然還會如此，甚是令人驚愕。
第三、唐金鶴說周大衛「趴在地上，哇哇大哭」，且不討論這件事的真實性，單就這種故意醜化對方的手法，就使我厭惡，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心理在支配著她？她的意圖到底是想表達什麼？至少不是在堂堂正正地敘述清華歷史。文化革命是史無前例的運動，在文革中各方俘虜在暴力威脅下，可能有軟弱的表現，但這不是他們的錯，也不是他們的污點。宣揚這些只能證明宣揚者的心理陰暗。而唐金鶴寫所謂的「周大衛事件」到底是什麼用意，是不是還想再來一次各派揭老底大派仗？這是歷史的倒退。如果她是在杜撰或捕風捉影那就更加惡劣了。
另外，唐金鶴對許恭生之死的描述，可以很明顯地感到，她居然把責任推給了團派，在所謂的「憶恭生」中有一節題目叫「延誤送醫，失血過多而死」，胡扯什麼許恭生是由於「延誤送醫」而死的。誰都知道許恭生是被刺了二十多矛而死的，腿動脈刺穿血流如注的速度，是等不到送醫院的。不知道她這個工科大學生，什麼時候開始改行作「醫學鑒定」了。這個結論是來自測，還是來自派性？
對她書中眾多的蹩腳之處，我也只談這兩例，其他就不一一贅述了，以免浪費自己的時間。 我看不到唐金鶴的「善良」和「以人性為本」的老祖母形象，倒更象個派性老祖母。而陸小寶對她的讚賞，一下子將我一直以來對陸小寶的欣賞擊潰了。原來勤於研究歷史的陸小寶，其實仍然固守著派性，而且是針對文革中各種派別的「多角派性」。除了延續在團派和４１４之間的派性之爭，還想聯合他所認為的「壞人較多」的團派「兄弟」去對付像譚立夫那樣的「保守派」。其結果必然是延續了「群眾斗群眾」。 我不希望看到醜惡的派性再來破壞我們現在的友誼，撕開我們開始癒合的傷口。它不利於我們對真實歷史的探究。其實，我一直努力作的，也正是想在有生之年平復歷史給我們這些清華學子造成的裂痕。如果現在能以「大聯合」的姿態共同回顧，才有可能寫出最真實的、最全面的歷史，那將會更有益於我們的後代。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６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