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科学馆的十天——我被４１４囚禁的日子

·陈育延·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９日，正值星期天，我一早准备回家洗澡、换衣服。由于前一晚开总部会听到了蒯大富宣布的有关一教前哨广播台打死孙华栋的事件，心里非常不舒服。当时，总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已是１９日清晨，蒯大富说：“有一件事情向大家通报一下，就是一教广播台前几天抓了代表队的一个４１４，审问的时候可能下手过重，大概有些内出血，他要求喝水，当时在场的人不太懂，就给他喝了水，结果一下子呼吸就困难了。后来×××他们几个人赶紧送他去医院，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送去的人也吓坏了，就没敢留真姓名离开了医院。”此话一出，我的脑袋立刻就大了，感觉就像现在听到谈论肇事逃逸一样。本来我就不同意两派搞得你死我活。一向主张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可以辩论，一派消灭另一派也是不可能的。现在出来这种人命案，处理也不得当，因此对现在的运动产生了失望和灰心。我对叶志江说：“我都不想干了，这哪里象是干革命。”结果还没考虑好如何退出运动，就被４１４抓进了科学馆。 １９日上午１１：００左右，叶志江骑车，我走路，平常每天背的军用小书包里放着我的工作笔记本，书包放在叶志江的自行车行李架上。路过科学馆时，有人从上面扔石头挑衅。我随便骂了两句，完全没当回事，继续走我的路。这时突然从科学馆里冲出几个拿长矛的４１４学生，我一看有危险，赶紧叫叶志江骑车先走，不想让笔记本落在４１４手中，因为上面有总部会议记录和武斗部署。虽然我在团派不得势，但我赞成团派的观点，又是总部委员，不想自己这一派组织的秘密泄露给对方。叶志江懂得我的意思，骑车走掉了。我落入了４１４手中，在科学馆的暗室里住了十天，到５月２８日被抬出。
我后来听人讲过当天的两件事：一是叶志江跑到离科学馆最近的团派一教前哨广播台，告诉他们我被４１４抓了。一教当时就有人问他：那你怎么跑出来了？也许这给叶志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三天后，他也进了科学馆，要求换我出去。二是４１４本来准备抓我进去教训一下，没想扣留我。因为知道我是鸽派。但很快，一教广播台就发出了抗议：“抗议４１４反革命集团扣押我团派总部委员陈育延……”科学馆的４１４干脆就一不作二不休，扣住我不放了。
在科学馆，我住的是“单间”，一个大约４平方米的小房间，很黑，没有窗户，据说是原科学馆洗照片的暗室。这个房间有一半是一张操作台，那就是我的床，只要一出这间屋子，例如上厕所等，就要被蒙上眼睛，所以我至今不知道我到底住的是哪间房。
进去的头两天，没有人审问我。我只知道团派广播台天天在抗议，以我为文章，攻击４１４。当时我想不明白：４１４为什么要抓我，他们明明知道我是鸽派，不掌权。团派在武斗期间全是鹰派掌权，我对他们不会有太大价值的。干嘛还要费这个神？三天后，５月２２日，我被带去审问，蒙着眼睛坐在一张没有靠背的独凳上。审问的人很凶，要我交待这个，交待那个，特别问到了孙华栋的事情。我虽然因为此事对蒯大富，对团派不满，但认为这是自己这派组织的秘密，是绝不能泄露给对方的，因此一口咬定不知道。这时候有人就用一种很宽很重的类似汽车轮胎胶条一样的东西朝我头顶上抡来，一下子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我只好咬紧了牙关。在这种气氛中，自然无法正常进行对话，直到最后一抡差点把我从椅子上抡倒到地下，他们才结束。回到我的小暗室里，我就开始恶心，想吐，不能进食。第二天，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老毛病就复发了，胃痛，更不能进食。三天后，我已经可以进食了，但是我想，我已经三天未进食了，干脆就绝食吧，４１４总不至于看我饿死在科学馆里吧！这是我唯一能出去的方法。因此关到第九天，我已经虚弱得不行了。５月２７日晚，他们将我这个六天未进食的俘虏背出了科学馆，放在一辆板车上，蒙上被子，嘱付我不要乱动，不然团派乱开枪打中了，大家都说不清楚，趁着天黑离开了科学馆直奔主楼。
第二天上午，通知我母亲来接我出去。那时，我母亲在北京邮票厂当党委副书记，是当权的一派拥护的干部，所以还能叫到厂里的小轿车。同时来的，还有我１５岁的大弟弟陈育平，为防突发事件厂里一个干部也陪着来了，加上司机共４个人，开车来接我。我弟弟和４１４一个女同学轮流将我背出了清华。我那时的体重大约不会超过７０斤，所以１５岁的弟弟也能背着我跑。回到中联部，我就给蒯大富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出来了。当晚，蒯大富、陈继芳就开了个吉普车来我家接我，怕我再次被４１４抓走。这时候，我才知道叶志江也进了科学馆，因此心里很难过，也很感动。
那一晚，中联部里热闹非凡，我家门口拥挤不堪。因为蒯大富进门时，在门口警卫处报了他的大名，因此中联部的人，特别是孩子们，都来我家看蒯大富真人。接我走的时候，蒯大富是从人堆中挤出去的。据说经过人群时，各种恶作剧都有，有人揪他的衣服，有人掐他的胳膊，吉普车的轮胎也被放了气，只好换了轮胎才走成。
到了清华，我就开始吊盐水，吊葡萄糖。那时年轻，身体素质好，恢复得很快。叶志江的妹妹叶志锡也到清华来住，一方面照顾我，一方面打听他哥哥的消息。我弟弟也常来清华，给我送些吃的和换洗衣服。我在静斋三楼，整整休养了两个月，一直到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工宣队进校。
因为静斋是团派总部所在地，蒯大富他们住在二楼，总部在二楼办公、开会。我因病住三楼，基本上不参加会议。但住在这里很安全，不担心再被４１４抓走。由于不参加总部会，也不必再争论什么观点。在被４１４关押的十天中，没有泄露团派的重要信息，因此鹰派也不再排斥我，就这样平静地住到了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工宣队进校。７月２７日当天，我一整天都在静斋，看到了７·２７当天发生在静斋的全部事情。虽然我不是了解当天情况最全面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讲的都是最真实的事情，因为我是亲历者，而且保留有当时的日记，会议记录和随后的“交待材料”。
在武斗中，双方殴打俘虏是很平常的事，毕竟谁都不是正规的共产党部队，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掩饰这个现象。我在以后的日子中，也从来没有打听过审问和殴打我的人。毕竟那是在混乱的运动中。我相信，在科学馆里那些挨打的人中，我应当是“受刑”最轻的，一则我是女的，那么瘦小。二则我与４１４中很多人都有着老八八的千丝万缕的情结，他们手下留情。但对叶志江就不会太客气了。几个月后，在工宣队组织的两派头头参加的大联委学习班上，我与４１４科学馆的“监狱长”王永县同分在一个小班中。他是６８年５月１６号当上科学馆的卫戍司令的，三天后，我被抓进了科学馆。在学习班上，王永县曾问我：抓我进科学馆时，知不知道孙华栋被打死的事，我说知道，他很生气，因为我当时没有供出。但他很真诚地对我说：“叶志江不错，打得挺厉害，一点儿都不屈服。”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叶志江在科学馆，是挨打比较重的，根据叶志江的叙述，还有一个挨打比较凶的，应当是“金戈铁马”战斗组的杨立人，也就是叶志江所说的那个“娘娘腔”的铁杆团派。他是电机系的学生。
以上这一段文字，是我正在写的回忆录中的一小节，其实早已写好，本想跟我的全书一起发表。但看了今年唐金鹤的书《倒下的英才》，其中“关于老四打人”一段（第１０９页），觉得实在有点可笑，因此特将我这段文字摘出来贴在校园网上。 对此，我只想讲三段话：
第一、唐金鹤虽不敢否认科学馆打人之事，但总想含含糊糊一带而过。因此她质疑叶志江的“七次毒打”，找了几个“没看见”的旁证。我以很平静的态度告诉大家：武斗中双方打俘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谁都不会手软。只有怕对方报复太凶，才会手下留情。各方完全不必替自己掩饰，否则历史将没有真实可言。在当时大讲“阶级斗争”，“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政治形势下，青年学生的过激行为是普遍发生的，包括在“战场”上或在各自“监牢”的关押中。打人者应当自责，虽然鉴于形势他们并不应负主要责任。而被打者可以宽恕那些因政治激情而作出过激行为的青年学生。但不应宽恕的，是那些专门以打人为刺激的专业打手和至今不想为自己的过激行为道歉的回避事实的人。
仅以我的亲身经历为例，当时我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女学生，，身材瘦小，手无缚鸡之力。虽是团派总部委员，但我是温和派、鸽派，从未抓过、打过、审问过４１４派人员，在团派中也受到过排挤，这是清华两派头头们皆知的。但即便如此，在科学馆中，对我这样的女俘虏，尚且不会放过，下得去手打。更何况是对那些拥护团派的“走资派”（例如陶森等），及态度强硬或观点很“团”的男俘虏（例如叶志江、杨立人等）怎么可能不狠打？就连４１４派的头头（如王永县等）自己也曾承认过。我相信叶志江讲的科学馆的七次毒打基本上是事实。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必要羞羞答答加以掩饰。我将来写出的回忆录，也一定会遵循这个原则的。我也希望真正想写点真实历史的学友们，不要回避四十年前的真实经历。掩盖或歪曲事实的结果是必然会挑起派性的。当然，有些派性是可以理解的，例如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派性，是他作为当事人在回顾历史时的真实感受，他的出发点是写历史。又如孙维藩和邱心伟的书《清华文革亲历》也会有或多或少的派性，但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尽量真实地写历史，他们是负责任的。我相信将来我的回忆录，也会有派性，但我会尽量站得高些。我也会揭露自己派别中的错误、分歧和矛盾，但我不希望被人利用，作为派性斗争的武器。我赞赏李自茂，正大光明公开撰文叙述５·３０战斗，回顾历史要有这样的勇气。如果有人以此作为攻击对方的口实，挑起派性争端。那么只会阻止两派活跃分子出来揭示自家内部的分歧和错误，它不利于我们对真实历史的探究。
第二、唐金鹤在“关于老四打人”一节中，特别强调了一点：是说叶志江在科学馆被抓后“不识时务”，竟敢与“审判官”辩论，因此“难免要受些皮肉之苦”。同时，她又举了一个周大卫的例子，说他就“特别识时务”，因此，“好像没有挨过打”。现在周大卫已经去世，至于他是否被抓过，是否“识时务”，是否“没挨过打”我们尚未考证。但仅就唐金鹤的观点：似乎“被打”的责任不在打人者，而在被打者“不识时务”。这是什么逻辑？这种没有自责的心态，如果放在四十年前，也就罢了，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居然还会如此，甚是令人惊愕。
第三、唐金鹤说周大卫“趴在地上，哇哇大哭”，且不讨论这件事的真实性，单就这种故意丑化对方的手法，就使我厌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在支配着她？她的意图到底是想表达什么？至少不是在堂堂正正地叙述清华历史。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运动，在文革中各方俘虏在暴力威胁下，可能有软弱的表现，但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他们的污点。宣扬这些只能证明宣扬者的心理阴暗。而唐金鹤写所谓的“周大卫事件”到底是什么用意，是不是还想再来一次各派揭老底大派仗？这是历史的倒退。如果她是在杜撰或捕风捉影那就更加恶劣了。
另外，唐金鹤对许恭生之死的描述，可以很明显地感到，她居然把责任推给了团派，在所谓的“忆恭生”中有一节题目叫“延误送医，失血过多而死”，胡扯什么许恭生是由于“延误送医”而死的。谁都知道许恭生是被刺了二十多矛而死的，腿动脉刺穿血流如注的速度，是等不到送医院的。不知道她这个工科大学生，什么时候开始改行作“医学鉴定”了。这个结论是来自测，还是来自派性？
对她书中众多的蹩脚之处，我也只谈这两例，其他就不一一赘述了，以免浪费自己的时间。 我看不到唐金鹤的“善良”和“以人性为本”的老祖母形象，倒更象个派性老祖母。而陆小宝对她的赞赏，一下子将我一直以来对陆小宝的欣赏击溃了。原来勤于研究历史的陆小宝，其实仍然固守着派性，而且是针对文革中各种派别的“多角派性”。除了延续在团派和４１４之间的派性之争，还想联合他所认为的“坏人较多”的团派“兄弟”去对付像谭立夫那样的“保守派”。其结果必然是延续了“群众斗群众”。 我不希望看到丑恶的派性再来破坏我们现在的友谊，撕开我们开始愈合的伤口。它不利于我们对真实历史的探究。其实，我一直努力作的，也正是想在有生之年平复历史给我们这些清华学子造成的裂痕。如果现在能以“大联合”的姿态共同回顾，才有可能写出最真实的、最全面的历史，那将会更有益于我们的后代。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