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高中畢業考入醫學院的一定都悔青腸子了。因為當時醫學院要修六年,畢業時正好1966年。一兩年前高中的同班同學都走上工作崗位,有了個不錯的職位,拿到半百的工資,過上了滋潤的生活。
我們六月底結束了內科的最後一輪,從醫院回到學院,著手畢業分配事宜。就這時聶元梓,(好像還活著)貼出那張大字報,歷史就翻開了那篇章。我們當然無法如願分配了。(後來得知我原該分配在上海高教局)
事情變得無法收拾時,大家明白了處境,大部分人便「逍遙」了。這年紀呆在家裡吃父母的,誰都不樂意(我更是兄姐養著,爸爸早「下崗」了)。到67年9月,好消息到,學校開始發工資,48元5一月,頓時輕鬆一陣, 但必須回校「繼續革命」。天天學習,開會拿錢。到68年七月,開始分配學習了,輕鬆的日子結束了。
全班同學中,一人因日記中寫道想在人民廣場蓋自己的宮殿,判了七年,在提籃橋關著(上海監獄所在地),成了唯一沒離開上海的。一人因學習期間發表過修正主義言論,發配新疆。(近年回國,每次同學聚會他都到場,活得不差 - 當然我的同學全退休了)。其餘有甘肅,山西屬於較差的,湖南,福建,江西屬於上乘。大部分是貴州與四川。老毛說「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我們一律到公社衛生院。也有一說是老毛準備與美帝蘇修大幹,把我們這些社會精英藏起來,別讓原子彈一鍋端。
鑒於自己已有剛出生的女兒,兩口子家庭成分都不硬,就主動要求去貴州。陶指導員(人不錯,現在回去還找他聚聚)答應儘力。幾個紅五類,黨員同學執掌生殺大權,平時我都瞧不起他們(學習成績差),找我談話:看你還識相,明白自己的底細,那就免你們去山西了,等通知吧。最後分到貴州黔南。有些同學硬頂,工資馬上停發,還帶到學校批鬥,因67級又馬上開始分配。等我們走了,分配委員會的也就狗咬狗了,打成一團,都想搶那個江西上饒的位置。最狠的那個得逞了,其他就福建,湖南吧。
人性的自私並不奇怪,奇的是共產黨企圖否認這點。而在位那群人往往都是嘴上叫得最響,底下幹得最陰的。例子太多了,也就見怪不怪了。西方的政客也不是什麼好貨,但他們只說為他選區的選民謀利,沒有太多的高調,做點出格的事,人們的反感就不會提到太高的原則。
今天說這個,掃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