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5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發表聯合宣言,其中有這樣一句:21世紀的人們若想生活在和諧與繁榮之中,必須退回兩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這話從何談起呢?按理說,諾貝爾獎得主也不一定是什麼治世的天才,他們的這個宣言不過是一群書生的天真!然而,真那麼簡單嗎?這些高智商的人們到底想要表達些什麼呢?
人的最高理想是什麼?一定有不同的答案!但我想有一點會是相同的,那就是很難實現,或者說,根本不能實現!比如,絕對的健康,絕對的智慧,絕對的財富,絕對的幸福,等等。。。但人們不會因為它不會實現而放棄追求。
社會的最佳形態是什麼?也不會有統一答案!但同樣的,一定是個不能實現的理想社會!
2500年前的孔子,就為人們勾畫出了一種理想和諧的社會,那是個以禮治國的社會。他說:「用政令去引導人民,用法律去管理國家,人民可以免於犯罪,但是不能使人民知恥。用德行去引導人民,用禮制去管理國家,人民不但知恥,而且自己就會規範自己了。」很顯然,孔子描述的這個理想社會,在今天看來,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近代的那些天才的政治家們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選擇了以法治國的這種現實可行的模式。顯然,這是個不錯的選擇!
然而,我們需要認清,這是種無奈的選擇!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人類社會的悲哀!因為這種模式直接造成了一種後果:制度萬能!這是一種墮落!是人類自行放棄了自我教化。或者說,人和社會都放棄了對最高理想的追求!
在這種模式下,人類不去想辦法去教化人性的醜惡,而是用一些條條框框把醜惡死死地關起來!以為這樣就可以萬事大吉了。須知,這種方式只能導致未來更大的惡的全面出籠!
要解釋這點,我們必須搞清楚成功的政治家們和如孔子般的聖賢們的區別:
古往今來,無論中外,聖賢們往往都不是政治家,儘管他們也很想成為政治家。如孔子,他一直努力想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然而,在他的那個時代,名相如晏嬰如子產,他們治理國家的水平要遠高於孔子。
那些治國方法和方針政策看似高深莫測,其實,本質就一條:無論國家還是社會,永遠是由人組成的。政治永遠是一門關於人的學問。所以,做為優秀的政治家,他們首先必須是懂心理學的高手,他們追求控制和管理人民,那門政治心理學研究的主要是人性的弱點。同時,他所關心的,只是國家的現在和可預見的未來,那種利在千秋的事情對他們來說太不靠譜。
而聖賢們就不同了。他們眼中的人民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群符號!他們不是不懂心理學,但他們追求的是教化眾生。他們不是想著怎樣利用人性的弱點去驅使人民,而是想著如何使人們的心靈得到升華。他們的眼界也不是放在當朝當代,他們的視野早已穿越了時空,投向了更遠的未來。
所以,不管是多麼偉大的政治家制定出來的法律和制度都是短視的!雖然法律和制度可以不斷地進行修改和完善,以適應變化的世界。但是,不管制度如何變化和完善,都無法教化人們的心靈。所以,如果我們過分地迷信制度的作用,而放棄了人的教化,放棄了對理想社會的追求。那才是本末倒置的!
「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荀子這篇《勸學》的最重要目的在於:人性雖惡,但人類可以這樣從「跬步」「小流」做起,「鍥而不舍」慢慢從惡的泥潭中爬出來!
以法治國,制度萬能,這些理念的哲學基礎是人性本惡。這些方法有效地抑制了人性中的弱點,但卻不能解決人性的弱點!就如同治理黃河不是通過疏導,而是不斷加高堤壩,更大的洪水只是時間問題!
孔子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把治理國家和治理人性的弱點有機地結合起來。把禮這種政治手段轉化成了個人修養。使得他給出的以禮治國的人類社會的理想藍本有了實現的可能。
其實,能不能實現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人類社會的前方樹立起了一座燈塔,那座燈塔可能遙不可及,但卻不讓我們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