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呼喚「綠化」

    人類社會的發展從石器時代、鐵器時代，到白銀時代、黃金時代乃至當今的信息時代，雖然伴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但它畢竟還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全球化是一個以經濟為先導、以價值觀為核心、以政治為輔成、以文化為主體的社會合理化與一體化浪潮。它體現了社會發展的邏輯進程與歷史進程的一致性，代表著近代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當今社會的全球化，一方面意味著全球性政治、經濟以及科技合作的加強，這種合作所涉及的面非常廣，超越了國界和種族關係的制約，而另一方面，全球化是更大範圍的社會和文化整合的象徵，導致這種整合的是英特網和大眾媒介的傳播。與此同時，全球化過程也可能意味著污染、傳染病、難民、恐怖主義以及其它方面的國際界限日益模糊。全球化的產生與運作有其自身的規則，這一規則必定與其產生與運作的過程相適應，並且不斷地協調與完善。而在這一過程中，科學技術與人類本身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其一，科學技術使全球一體化。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化首先是人口遷徙的結果。100萬年前，早期的人類首次走出非洲進入歐亞大陸，然後進入其它大陸和島嶼。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以及許多其它的發明創造，使全人類分享了科技發明與創造帶來的生活巨變。尤其是指南針的發明和使用，加快了航海業的發展，使得分別生活在各大陸的人們開始了廣泛的接觸。從19世紀末開始，三次大的科技革命不僅促進了整個社會的進步、給全人類帶來了實惠，也極大地拓展了國際間貿易和交流的空間。20世紀中葉，全球化進程在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減緩之後，由於航空、電腦以及信息技術的發展，大大地加強了國家間與文化間的聯繫，使全球化的進程進入快速發展的時代。這一進程是科技進步的結果、是科技發展的必然。

    科學技術的作用歷來是雙重的，它一方面可以為人類社會服務；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加害於人類，給人類帶來深重的災難。這是因為，科學技術本身就是一種破壞力，即它能打破原有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當這種平衡能滿足人們需要時，它的作用是積極的；當這種平衡有悖於人們的需要時，它的作用則是消極的。從表面上看，現代科技延長了人類的壽命，國際性的投資、商業全球化過程使得全新的科技產品和生活理念不斷進入人們的生活，人們安於享受現代科技帶來的現代生活；從本質上看，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資源短缺、物種滅絕、耕地退化、環境污染、臭氧空洞、溫室效應以及疾病傳播等的全球問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全世界範圍內的人流和物流，其造成的難民潮、垃圾潮以及外來生物（包括種子、微生物等）入侵的嚴重後果更是無法估量的。所有這些趨勢結合在一起，已引起全球經濟和地球生態極限之間的嚴重衝突，綠色空間越來越小，使我們本來就非常脆弱的星球更加處於崩潰的邊緣。這一切不僅是全球化的必然，更是人類對自然與社會無知的必然。

其二，全球問題實際上是人的問題。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中，人類中心主義把自身設定為最高價值、最高目的，以自身為中心，從自身出發，把其它一切存在物看作是「以為我而存在」的，並根據自身內在的尺度對其進行取捨與評判，導致了自然平衡的破壞；人類科學主義極端地追求事物的科學價值，而忽視事物的社會價值，否定了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繫，乃是一種低層次的追求；人的片面社會發展觀，則過分強調經濟的增長，忽視社會與自然的均衡發展。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急劇地提高了社會的生產力，促進了經濟的巨大增長的同時，也急劇擴大了自然資源的使用和增加了對自然環境的壓力，從而產生了一系列的全球問題。

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在實踐過程中，人的認識能力逐步提高，科學技術也不斷發展。科學技術革命使人類通過自己的實賤活動和聰明才智創造出改造自然的能力。剖析科學技術革命的過程，正是人類自我完善的過程，是人類主體地位加強的過程。現代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必須遵循自然規律，自覺約束自身的行為，儘可能地預料眼前行為的未來後果。人類上述這些種種弊端無疑使全球問題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今日益凸現，使得人們可以從更加理性的角度來調整自己的行為。對科學技術的濫用不是靠科學技術自身進步能解決的，而需要社會的其他方面包括政治、法律、倫理、教育、文化等的共同努力。因為全球問題是經濟法與政治主權、合憲性問題等的交叉發展的結果，也是對社會質量、勞工平等、福利、文化和環境法的關注，使許多不相關的領域聯結起來。

其三，全球化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在超越自然生態極限的過程中，相對於另一部分國家而言，一些國家由於其稀缺的自然資源或極其浪費的消費方式，或是因為以上兩個原因的共同作用，對生態系統進行了更為殘酷的掠奪。一些生態資源不足的國家開始從那些資源相對富足的國家掠奪自然資源，並進一步向他們輸入或改變宗教信仰和管理模式，從而產生了戰爭、難民以及恐怖行為等。為了化解各種危機，各國政府和組織對科學技術帶來的負面影響一直在不斷尋找最佳的解決方案：經濟危機和貿易爭端的全球化導致了國與國之間資源與科技的交流與共享，恐怖事件和地區衝突的結果導致了國與國之間政治與軍事的合作與妥協，「南北關係」與「東西關係」經歷著協調－破壞－協調的循環之中。

全球問題出現以來，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人們的思維，這就是人類對自己行為準則的規範。當人們想要找回失去的「綠色」，便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理論」。這一理論是20世紀末興起的一種整體的、和諧的社會發展觀。一是客觀性：可持續發展觀要求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要尊重自然的客觀規律性。根據自然資源、歷史條件、傳統文化等具體情況，揚長避短，有針對性地彌補不足之處，實現持續發展；二是公平性：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機會均等的發展，它既包括同代內的區際間均衡發展，此地區的發展不應以損害彼地區的發展為代價；也包括代際之間的均衡發展，即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後代的發展能力；三是協調性：可持續發展觀視人類社會為自然——經濟——社會的複合體，其核心內容是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要相互協調發展，實現良性循環。在緩解和解決科學技術帶來的社會矛盾中，人們在意識形態領域所達成的共識是一種自然的、社會的產物。基於人類幾百年來科學實踐的結果，理性的思考有助於人類識別哪種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能更好地引導人類從混亂走向理想的未來。

其四，在解決全球問題的過程中，全球合作才能戰勝現實的和可能的災難。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首先要依賴於大自然。我們談論生態系統，就應當將整個地球作為一個生態系統。儘管我們的星球被政治的界限分割著，但是它仍然是一個統一的生態體系。在國際性的經貿洽談和政治綱領中無一不體現出對全球生態的關注，如《聯合同人類環境會議宣言》、《21世紀議程》、《京都議定書》以及《蒙特利爾議定書》等。上世紀末的西雅圖會議表明：忽略了生態問題的全球經濟談判無異於自取滅亡，而全球生態政治正在接受日益嚴峻的考驗。全球經濟和它所依賴的自然界都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中，地球因承受了來自全球經濟的巨大壓力而不堪重負。歐美的工業化導致北非、中東以及中亞的荒漠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人們已經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人類與地球是相互依存的，綠色革命不僅是一種科技行為和商業行為，更是一種政治行為。國際金融家們和政治家們聯手解決全球問題，如建立全球化環境監測體系、制定全球化經貿協定、改革全球化管理模式等。毫無疑問：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對立對社會是一種危害和損失。以祟尚理性為核心內容的科學精神和以注重人的價值為核心內容的人文主義思想的互相交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趨勢。

當面對全球化問題時，國家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但與此同時，其它新的力量躍上了歷史的前台。除了國際性機構之外，特別重要的便是國際性大公司和非政府機構，現在已經有許多機構在可持續發展中扮演了各自不同的重要角色。新的信息和溝通技術成為了國際性網路化運作的潤滑劑。藉助於這種網路化運作，行動主義組織、商業企業聯合和國際性機構之間逐漸建立起了一種新型的合作夥伴關係。人類和地球村是一個整體，那麼全球問題也需要整體來解決，這是由我們人類生存的必要性所決定的。雖然多極化的政治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仍繼續停留在國家與地區的層面上，我們還是需要建立一個國際性的、合作的管理機構，代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以確保21世紀全球經濟的發展在不破壞地球自然體系的前提下，滿足人們對一個更美好未來的願望，這正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科學之間的相互關係需要逐漸趨於協調的客觀性所決定的。

綜上所述，雖然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全球問題的出現有其必然性，但在利用科學技術推動社會進步並解決全球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正走在一個科學技術與人類社會協調發展的新時代。綠色象徵著自然、安寧、祥和與生命。復活節島消失的文明警示我們：資源與環境問題需要綠化，國際金融與政治體系也需要綠化，地球、人口、健康與和平問題更加呼喚綠化。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讓我們用綠化來保護我們這個綠色的星球吧！

（本文2004年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