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考察深圳時,又一次提到要推進政治改革,在海外和國內都引起了強烈反響。而稍早的8月18日,為紀念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發表30周年,《財經》周刊以《完成鄧小平未竟事業》為題,採訪了原新聞出版署杜導正、原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陳小魯和中央黨校王長江。杜、陳、王等也呼籲推動政改,並說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的未竟事業。
毋庸置疑,30年
前,鄧小平在經歷了被迫害、被屢次打倒的文革之後,對中國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這篇講話中,對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領
導職務終身制和特權等種種弊端,均有精彩的論述。而他的最精彩的論述卻是:「……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
會走向反面。」好制度約束壞人,壞制度制約好人,這種說法從此流傳下來。在過去的30年中,只要一提到鄧小平和政治改革,人們就會引用這句話。它成了鄧小平真誠地主張政治改革的關鍵證明。
鄧小平的這種說法在當時相當吸引人;就是在今天的中國,對於經濟上現代化、政治上民主化,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但後來大量事實證明,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未竟事業,完全被執政者忘記了。儘管後來的執政者無不信誓旦旦要完成鄧小平的未竟事業。20年來,政治體制改革這個鄧小平的未竟事業,幾乎沒有什麼進展。於是,為何中國政治制度在後來的20年中還是固守蘇聯模式這個問題,就成了人們心中最大的困惑。
只
有一種可能,政治體制改革本身,對中國大陸的執政黨的統治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能解決一些執政當局急需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它在解決老問
題的同時,又產生了新的問題,而這些新問題的產生和進一步的解決,非常有可能對執政黨統治產生致命的破壞作用。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權力壟斷、兩極分化、腐
敗蔓延等重大問題,無不同時指向兩個不同的方向:既要維護統治又要解決困境。因此,鄧小平的後來者既要利用政治體制改革對統治者有利的方面以提高統治效
率,又要避免政治體制改革對統治者不利的方面,以免斷送「紅色江山」。換言之,不能不搞政改,但又不能認真搞。正如反腐敗一樣,不能不反,卻又不能認真地
反。因此,鄧小平之後的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根本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而是行政改革,是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
而所有這一切,卻既不能進一步鞏固統治,又不能解決面臨的困境。
當代華人世界著名歷史學者余英時先生在「談俞可平所謂的體制內改革」一文中披露,許多中國來的朋友很坦白地告訴他,目前沒有任何跡像顯示中國會改變。所以,正如陳小魯和王長江等人所說,政治體制改革已經不以執政者的個人意志為轉移,也不取決於執政者自己的判斷了。
現在,人們已經習慣於用這樣一個辭彙叫做「改革開放以來」,似乎改革前30年就是被割斷的,然後一切從改革開放開始算。因此,如何來看待30年的改革開放,在中國大陸是成為一個經常被混淆的問題。實際上,中國大陸前30年和后30年的關係,從來就沒有被割斷。改革開放,一是指對外開放,二是指在經濟體制上實行市場經濟的改革。問題是,中國在1949年也即60年前,中國的體制,本來就是實行對外開放的,也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只是1949年以後,人為地實行計劃經濟和閉關鎖國;也即執政黨的前30年,自己將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給消滅了,實行計劃經濟和所謂的獨立自主、自立更生,也就是自我封閉。這樣看來,后30年的改革對象並不是60年前的中國體制,而是30年前的體制;開放的對象,也正是前30年中被中國大陸執政者自我封鎖起來的西方世界。
中國大陸的前30年,主題詞是革命。從毛澤東奪取政權以後,就不斷地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等,其中心就是不斷革命;為了革命,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計劃經濟、一個中央集權,再加上一個自我封閉,成為前30年的「主旋律」。而後30年主題詞是改革開放;其實質,卻是針對前30年的革命。若僅僅只看后30年,當然確實是成就相當輝煌;但若以60年為尺度來看的話,與其說輝煌,還不如說是對前30年撥亂反正的應有功效。
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成就,在於完全否定了毛澤東時代的革命體制。但目前,中國思想界出現一種混亂邏輯,即肯定毛澤東時代的前30年,又肯定鄧小平時代的后30年。事實是,如果前30年的革命是正確的,那麼中國就不應該改革開放;如果改革開放是正確的,那前30年的革命就應被否定,這兩者之間只有一個是答案正確的。而實際上,執政黨的作為也已用行動證明了對前30年的否定。
1980年開始,鄧小平就提出並實施了一部分政治改革的內容。限於時勢,鄧小平不可能象蘇聯劇變一樣,一步到位地實現所有的政治改革內容。事實上,其推行的經濟改革,也是在巨大的阻力中艱難地前進。若要完成鄧小平的未竟事業,就必須在他已經進行的部分政治改革的內容上,進一步擴大和深化,實現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但遺憾的是,20年來的事實證明,中國大陸並沒有真正推行政治改革,相反還在倒退,官僚的專制和苛政,越來越明顯,越來越猖獗。
實際上,在溫家寶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主任期間,中共13大根據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設想,就已設計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據說鄧小平當時還有這樣一個指示:「13大報告一個字不許動」。如果按照中共13大制定的方針和路線走到今天,那麼中國的政治改革應該早就基本上完成了,中國也已經基本上實現了民主化和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國就不會出現權貴資本主義和如此嚴重的貧富分化。當然,也就不會有如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C型包圍乃至O型包圍。——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的1980年代,就不存在這個包圍現象。
筆者注意到,溫家寶在考察深圳的講話中最後指出,「我們站在一個新的偉大的歷史起點上,肩負著更加光榮而神聖的任務。必須永遠牢記,只有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
溫家寶所說「新的偉大的歷史起點」,其實也是一個歷史轉折點,是一個十字路口。現實的背景是,執政黨的統治已經開始嚴重削弱;一個最簡單、人們顯而易見的現狀,就是嚴重的官民對立,執政黨的幹部也不再受到民眾的信任。調侃黨和政府、調侃官員已成一種時尚,連體制內都是如此。河南鄭州官員「你是為黨說話還是為老百姓說話」,不僅是赤裸裸的告白,更是這種對立的集中反映。
不說別的,光說此起彼伏群體事件,這種現象在過去50年中是很難想象的,但這對現在各級黨政機構來說,已經習以為常。群體事件、暴力事件頻發,使得「維穩」被迫成為執政黨的一個中心要務。也就是說,如果不靠高壓維穩手段,統治就很難維持。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現在確實處在一個關鍵點上。
從政治體制改革本身從操作的層面來說,倡導政改似乎超越出了做為總理的管轄範圍。溫家寶雖然是與政治體制改革決策有直接關係的人,但做為總理,日常管轄的主要是經濟事務。在人們印象中,經濟工作本身和政治體制改革並未直接掛鉤。換句話說,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溫家寶可以置身事外。但他沒有置身事外,反而大聲疾呼,本身就說明經濟體制改革已經無路可走,除非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願溫家寶代表了中央常委絕大多數人的意見,這樣的話中國就有希望,中國就可能實現民主轉型。
一段時間以來,執政黨也在黨內實現民主轉型,比如加強黨內監督,黨員選舉黨的幹部等等。但這叫黨內民主,與國家制度的民主沒有關係。做到黨內民主,也不能實現整個國家的民主轉型,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前蘇聯。前蘇聯的黨內民主程度,很早以前就遠遠高於了中國,但前蘇聯共產黨靠黨內民主,並沒有擺脫覆亡的命運,因為它不具有真正政治改革的含義。比如監督,是一盤散沙式的民眾監督還是被黨政控制的媒體監督,或者是在民主制度下的有效監督?比如法治,是三權分立、相互制約制衡的法治,還是集立法、司法與執法於一體的法治?!所有這一切,都指向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即執政權力改為真正的民選,解決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不解決權力的來源,就無法長治久安,政治體制改革也就成為了空話。這是歷史規律,如果不信,請看前蘇聯。
執政黨也並不是沒有政治改革的藍圖,中共13大政治報告就已經擬定了藍圖,而且提出了具體的目標和方針步驟。只要回到13大政治報告,執政黨就可以按部就班做下去,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就能順利地實施。因為中共13大政治報告,是鄧小平同意並說明「一個字也不能動」的、而且在黨的中央委員會上也批准了的集體性、綱領性文件。而它,很遺憾地被歷史上某種因素而中斷了。
可以說,中共13大政治報告,是具體的鄧小平「未竟事業」。
能否重新回到中共13大政治報告,也許就是能否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檢驗。
當
然,對執政者而言,如今有一種復辟毛澤東時代的政經體制來取代改革開放的聲音;但只不過是一股微弱的聲音,對中國的決策層來並不構成真正的挑戰。真正構成
威脅和挑戰的,還是官民對立,官不信民,民不信官。官不信民,表現在執政者沒有認認真真考慮過讓人民有真正的選擇權;而民不信官,表現在凡是官方的聲音,
民眾首先的反映就是從反面去解讀,並找證據去駁斥。其實改變這種局面,做法也很簡單:首先是放鬆對輿論的控制,讓所有的人都說真話,至少是讓所有的人都有權利暢所欲言;特別是放棄對網際網路的管制,讓民眾有自由言論的權利;其次,停止對持不同看法者各種形式的迫害,形成思想解放的大氣候、好氛圍。在這個基礎上,官民互信就能建立起來。
如今的中國,在政治上還是一個相對落後的社會;一方面,很多民眾缺乏自己的自主意識和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利和政治自由的意識,習慣依靠皇帝和清官;另一方面,官方和民間的「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三元里情結」深重,很多人還生活在150年前的世界殖民主義時代;看不到歷史的進步,更遑論擔當推動歷史進步的主人。只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才能使中國民眾的精神風貌更新,符合歷史的進步潮流,整個民族,也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