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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結識許多畢業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們都在七十開外，不少人已為黃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馬克郁。人走了，人情在，我與他的同學始終保持著聯繫。
有人說：1949年後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撥，是（一九）五五屆的學生。我的先生恰恰就畢業於1955年。他們這一班分別來自北大、清華和燕京。1949年後，大陸政權為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從教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謂的院系調整。於是，他們一齊來到了北大。
在這個班裡，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沒出息。沒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徹底變成一個玩兒。玩法也別緻：能把《離騷》從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戲，既演金玉奴，又扮趙高。婚後，我倆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廟，我第一次聽說「密宗」，啥也不懂，就一個勁兒追問講解員。他朝我使個眼色，意思是叫我「閉嘴」。回到「避暑山莊」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開講了。他講解的「密宗」，聽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沒出息，還表現在不能「與時俱進」的行為態度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市場經濟如狂潮一般吞沒了整個社會，到處流傳著「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要開張」的民諺。北大校方也積極投入了商海，把學校漂亮的圍牆拆了開店舖。我的先生得知後，氣得呼哧呼哧的，在電話里對同學說：「聘請侯寶林為客座教授、推倒南牆開商舖酒樓，是咱北大兩大恥辱。」為了解氣，他寫了好幾首打油詩。
我的先生就是這樣的沒出息，可見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樣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開誠，劉世德，沈仁康，沈玉成等，都是他的同學。職稱、職務均堪稱一流──學者，教授，作家，中華書局總編，商務印書館總編，某民主黨派中央副主席，可說是個個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條件的。他們的先天條件來自 1949年前。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較為全面的傳統教育，像大學長程毅中先生四歲啓蒙，《四部叢刊》是一部一部讀完了的。他與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為四人宿舍寫了副楹聯。上聯是「四號鬚眉屬我老」，下聯是「五陵秋馬看誰肥」。沒貼幾天就受到批評，楹聯取了下來，我先生忿忿地說：「乾脆改成『學習政治，政治學習』吧！」
為甚麽最沒出息的學生，能把《離騷》倒背如流，把個「密宗」說得津津有味呢？這就是名師的厲害了。系統地接受名師培養和指點，是他們成材的後天條件。講楚辭的是游國恩先生，講語言學的是羅常培先生，開中國文學史課的是浦江清先生。現在北大文科學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爾·蓋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清華園裡的「雙清」，卻是無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畢業後就被吳宓推薦到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做陳寅恪的助教。工作期間的他，居然自學了梵文、天文學，不可思議吧！開中國語文概論的是魏建功先生。擔任五五屆學生的助教，則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周祖謨、吳小如。因為老師講課的正題，講義上都寫得清清楚楚。於是，課堂上的「神聊」與「胡侃」，便成為學生聽課的主要內容。老師的許多真知灼見，是從「聊」與「侃」中傾瀉出來的。北大提倡的獨立性和獨創性，在教授們身上有著鮮明又獨特的表現。 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當時一篇最紅的文章，叫《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本最紅的書，叫《三千里江山》。它們被官方定為範文，列入中學語文課本。清晨，我在家裡捧著課本，大聲背誦這些紅色名篇。父親聽了，皺著眉頭說：「不背《古文觀止》，背這些東西！」在北大中文系課堂，吳組緗教授對學生們說：「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了政治，而非文學。」
老師有個性，學生也有特點，師生關係亦非同尋常。浦江清先生身體不好，早上起不來。學校把他的課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後兩節，即使這樣，浦先生也起不來。到了鐘點兒，見老師沒來，就由兩位同學到燕東園浦宅，伺候老師穿衣戴帽，再用一輛女自行車前推後擁，把老師載到課堂。浦江清會崑曲，講到元明戲曲一段，則喜吟唱。他授課認真，遲到的時間是一定要補上的。於是，到了下課的時候，他還在那裡「咿呀咿呀」的，沒完沒了。學生們早就惦記著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湯。誰個不急？怎地不慌？當時的課代表白化文，便謅出一詩打油：「教室樓前日影西，霖雨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聲咽處，迴腸盪氣腹中啼。」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也極其豐富。我的先生與周紹昌同系不同級，因為都來自天津，都愛唱京戲，後來又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便湊到了一塊兒，保持了一生的友誼。
這一屆學生是1949年後入學的，由於他們接受太多的傳統，由於他們出身大多非工非農亦非軍（指解放軍），由於他們崇尚學術而鄙視政治，由於他們不是中共一手培養長大的，有了這麽幾個「由於」，這些學生在紅色政權及其政工幹部的眼裡，基本上都不屬於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就更不受「待見」了。這一點，充分表現在畢業分配工作和繼之而來的反右運動里。比如成績極其優異的程毅中，畢業後分配到陝西省西安石油學校當一名語文教師。 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託人去問。浦江清知道後，向系裡說：「程毅中不用考了，從西安回來就是了。」但「教授說了算」的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沒兩年，教授的話不管用了，管用的是黨政幹部和既是教授也是黨政幹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北大中文系划右的師生比歷史系的要多許多，為甚麽？因為歷史系的翦伯贊和中文系的楊晦同為中共黨員，同為系主任，但在划右問題的態度與掌握上，卻十分不同。三十多年後，楊晦先生去世，在校方準備追悼會之際，在中文系學友當中竟傳遞著一張條子，上寫：「誰也不準去。」何以如此絕情寡義於老師？因為當年的老師曾寡義絕情於學生。真可謂一報還一報。
五十年來政治形勢的變幻無常與激烈殘酷，使學生們也有著不同的政治傾向，差異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做到了某民主黨派的中央副主席。……他們中的絕大部份人是中性的，其特徵是不黨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學問，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趕時髦，文化上的時髦不趕，政治上的時髦就更不屑了。他們也追懷昔日時光，但不像我去寫甚麽惹禍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們頂多寫兩句詩，詩句褪盡火氣，詠嘆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邊小聚，說的也都是學問。他們真的對現實沒有一點看法嗎？功底紮實、治學嚴謹的他們，回想起大半輩子充滿失落和挫折的經歷，內心無不充塞著難以言說的慨嘆與傷感。同一個人生，可以有多少種過法，可誰也沒有想到人生過成這個樣子：小心翼翼，碌碌無為，還有畏縮恐懼。早知如此，自己幹嘛考北大、讀清華、上燕大呢？這畢竟不是「不給乾飯，咱吃稀飯」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義。
1957年就讀於北大的年輕學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結局是被開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勞教、勞改。有名的像譚天榮，無名的像周紹昌。一個人的好時光，就那麽幾年。可像周紹昌這樣──剛畢業或還沒來及畢業的，勞動改造長達二十餘載的大學生，並不在少數。1979年，右派問題雖然獲得「改正」，可事業、健康、愛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社會終於有了學術空間，這些被名師栽培調教出來的「50後」，在五十來歲的年紀，才浮出了水面。可沒幹幾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發回家，去過「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難怪程毅中曾對我的先生嘆道：「讀一輩子書，真正從事專業只有幾年，有的同學一輩子都沒派上用場。我們是被拋棄的一代。」儘管謹慎、內斂的程先生，沒點明是誰拋棄了他們。
從痛苦與慘烈中一旦清醒過來，襲上心頭的是受騙的感覺。接著，就會不停地問自己：這不是「新」社會嗎？「新」社會的人生之路，為甚麽這樣難走？我們不是被「解放」了嗎？「解放」後的日子，為甚麽這樣難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先後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 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見，絕無僅有。每一部憲法都標榜公民的權利，可我們真正享有了嗎？從譚嗣同的砍頭到林昭的處決以及周紹昌們的忍辱負重，用百年的血淚，換來的就是這麽個國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對。其實，不少經歷過苦難的人，包括畢業於北大、清華的知識分子，並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而是響應了官方的號召 ──向前看。除了私下裡發發牢騷，平素更多關心的是學問、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們的功底好，文字好，記性也好，為甚麽都不寫寫過去五十年，寫寫自己的大半生呢？
周紹昌是個例外，他拿起了筆。他給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詩〈禮讚落葉〉──2002年春，為悼念他的同學、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詩中，描寫了一個跪在海灘揀拾貝殼的小女孩，貝殼在太陽下閃著光。
我不懂詩，便打電話去問：「那個揀貝女孩是誰？」
「是你。」不等他往下說，我慌忙掛了電話。
大哭，無所顧忌地哭，好在沒人聽見哭聲，也無人看到哭相。以後，每年的五月，周紹昌都有題為〈悼克郁〉詩寄給我，信封還沒來得及拆，眼眶就先濕潤起來。怎不傷感？就像我平素常說的──如今誰還惦記誰呀。到了2006年的5月，周紹昌把詩的題目改為〈憶克郁〉，並解釋道：今天來看他，祭奠故人；面對人生，改「悼」為「憶」。
一次聚餐，閑聊中周紹昌對我說：「我要寫點東西了。」我知道，他說要寫點東西，決不是一種打算，而是決定。
我沒猜錯。不久，他拿出了題為〈旻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長，在恬淡的敍述中，寫出了一個有文化修養、性格開朗的女人怎樣被環境窒息而亡，最後的情節是患有高血壓症的旻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勞動中一頭倒地，再也沒有爬起來。但我堅持認為，她決非死於疾病，而是死於中國酷烈的政治環境。文字乾凈，情感也極有節制。讀罷，我把它推薦給辦期刊雜誌的馮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說「好。」經過一段時間，馮先生在電話里告訴我：〈旻姑〉已刊於2006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溫故》第七期。同期刊登的文章，還有陳丹青的〈笑談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榮的〈沈從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幾通信札〉以及拙作〈可萌綠，亦可枯黃──言慧珠往事〉等篇。捧著這一期的《溫故》，自己著實高興，為周紹昌高興。
過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馮克力先生的電話，說：「《溫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沖沖問：「封？是因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為我，那又是因為甚麽？」
「我也不知道。」馮先生這樣回答。
對話結束了，我卻一整天都在琢磨《溫故》被封的緣由。肯定是因為我──這是我得出的最後結論。只不過馮克力怕我難過，不肯告訴我罷了。我把這個消息立即轉告周紹昌，他非常震驚。說：「好好的一本書，招惹誰了？」於是，他更加勤奮了。
有人說：1949年後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撥，是（一九）五五屆的學生。我的先生恰恰就畢業於1955年。他們這一班分別來自北大、清華和燕京。1949年後，大陸政權為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從教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謂的院系調整。於是，他們一齊來到了北大。
在這個班裡，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沒出息。沒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徹底變成一個玩兒。玩法也別緻：能把《離騷》從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戲，既演金玉奴，又扮趙高。婚後，我倆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廟，我第一次聽說「密宗」，啥也不懂，就一個勁兒追問講解員。他朝我使個眼色，意思是叫我「閉嘴」。回到「避暑山莊」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開講了。他講解的「密宗」，聽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沒出息，還表現在不能「與時俱進」的行為態度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市場經濟如狂潮一般吞沒了整個社會，到處流傳著「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要開張」的民諺。北大校方也積極投入了商海，把學校漂亮的圍牆拆了開店舖。我的先生得知後，氣得呼哧呼哧的，在電話里對同學說：「聘請侯寶林為客座教授、推倒南牆開商舖酒樓，是咱北大兩大恥辱。」為了解氣，他寫了好幾首打油詩。
我的先生就是這樣的沒出息，可見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樣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開誠，劉世德，沈仁康，沈玉成等，都是他的同學。職稱、職務均堪稱一流──學者，教授，作家，中華書局總編，商務印書館總編，某民主黨派中央副主席，可說是個個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條件的。他們的先天條件來自 1949年前。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較為全面的傳統教育，像大學長程毅中先生四歲啓蒙，《四部叢刊》是一部一部讀完了的。他與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為四人宿舍寫了副楹聯。上聯是「四號鬚眉屬我老」，下聯是「五陵秋馬看誰肥」。沒貼幾天就受到批評，楹聯取了下來，我先生忿忿地說：「乾脆改成『學習政治，政治學習』吧！」
為甚麽最沒出息的學生，能把《離騷》倒背如流，把個「密宗」說得津津有味呢？這就是名師的厲害了。系統地接受名師培養和指點，是他們成材的後天條件。講楚辭的是游國恩先生，講語言學的是羅常培先生，開中國文學史課的是浦江清先生。現在北大文科學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爾·蓋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清華園裡的「雙清」，卻是無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畢業後就被吳宓推薦到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做陳寅恪的助教。工作期間的他，居然自學了梵文、天文學，不可思議吧！開中國語文概論的是魏建功先生。擔任五五屆學生的助教，則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周祖謨、吳小如。因為老師講課的正題，講義上都寫得清清楚楚。於是，課堂上的「神聊」與「胡侃」，便成為學生聽課的主要內容。老師的許多真知灼見，是從「聊」與「侃」中傾瀉出來的。北大提倡的獨立性和獨創性，在教授們身上有著鮮明又獨特的表現。 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當時一篇最紅的文章，叫《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本最紅的書，叫《三千里江山》。它們被官方定為範文，列入中學語文課本。清晨，我在家裡捧著課本，大聲背誦這些紅色名篇。父親聽了，皺著眉頭說：「不背《古文觀止》，背這些東西！」在北大中文系課堂，吳組緗教授對學生們說：「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了政治，而非文學。」
老師有個性，學生也有特點，師生關係亦非同尋常。浦江清先生身體不好，早上起不來。學校把他的課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後兩節，即使這樣，浦先生也起不來。到了鐘點兒，見老師沒來，就由兩位同學到燕東園浦宅，伺候老師穿衣戴帽，再用一輛女自行車前推後擁，把老師載到課堂。浦江清會崑曲，講到元明戲曲一段，則喜吟唱。他授課認真，遲到的時間是一定要補上的。於是，到了下課的時候，他還在那裡「咿呀咿呀」的，沒完沒了。學生們早就惦記著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湯。誰個不急？怎地不慌？當時的課代表白化文，便謅出一詩打油：「教室樓前日影西，霖雨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聲咽處，迴腸盪氣腹中啼。」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也極其豐富。我的先生與周紹昌同系不同級，因為都來自天津，都愛唱京戲，後來又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便湊到了一塊兒，保持了一生的友誼。
這一屆學生是1949年後入學的，由於他們接受太多的傳統，由於他們出身大多非工非農亦非軍（指解放軍），由於他們崇尚學術而鄙視政治，由於他們不是中共一手培養長大的，有了這麽幾個「由於」，這些學生在紅色政權及其政工幹部的眼裡，基本上都不屬於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就更不受「待見」了。這一點，充分表現在畢業分配工作和繼之而來的反右運動里。比如成績極其優異的程毅中，畢業後分配到陝西省西安石油學校當一名語文教師。 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託人去問。浦江清知道後，向系裡說：「程毅中不用考了，從西安回來就是了。」但「教授說了算」的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沒兩年，教授的話不管用了，管用的是黨政幹部和既是教授也是黨政幹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北大中文系划右的師生比歷史系的要多許多，為甚麽？因為歷史系的翦伯贊和中文系的楊晦同為中共黨員，同為系主任，但在划右問題的態度與掌握上，卻十分不同。三十多年後，楊晦先生去世，在校方準備追悼會之際，在中文系學友當中竟傳遞著一張條子，上寫：「誰也不準去。」何以如此絕情寡義於老師？因為當年的老師曾寡義絕情於學生。真可謂一報還一報。
五十年來政治形勢的變幻無常與激烈殘酷，使學生們也有著不同的政治傾向，差異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做到了某民主黨派的中央副主席。……他們中的絕大部份人是中性的，其特徵是不黨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學問，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趕時髦，文化上的時髦不趕，政治上的時髦就更不屑了。他們也追懷昔日時光，但不像我去寫甚麽惹禍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們頂多寫兩句詩，詩句褪盡火氣，詠嘆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邊小聚，說的也都是學問。他們真的對現實沒有一點看法嗎？功底紮實、治學嚴謹的他們，回想起大半輩子充滿失落和挫折的經歷，內心無不充塞著難以言說的慨嘆與傷感。同一個人生，可以有多少種過法，可誰也沒有想到人生過成這個樣子：小心翼翼，碌碌無為，還有畏縮恐懼。早知如此，自己幹嘛考北大、讀清華、上燕大呢？這畢竟不是「不給乾飯，咱吃稀飯」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義。
1957年就讀於北大的年輕學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結局是被開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勞教、勞改。有名的像譚天榮，無名的像周紹昌。一個人的好時光，就那麽幾年。可像周紹昌這樣──剛畢業或還沒來及畢業的，勞動改造長達二十餘載的大學生，並不在少數。1979年，右派問題雖然獲得「改正」，可事業、健康、愛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社會終於有了學術空間，這些被名師栽培調教出來的「50後」，在五十來歲的年紀，才浮出了水面。可沒幹幾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發回家，去過「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難怪程毅中曾對我的先生嘆道：「讀一輩子書，真正從事專業只有幾年，有的同學一輩子都沒派上用場。我們是被拋棄的一代。」儘管謹慎、內斂的程先生，沒點明是誰拋棄了他們。
從痛苦與慘烈中一旦清醒過來，襲上心頭的是受騙的感覺。接著，就會不停地問自己：這不是「新」社會嗎？「新」社會的人生之路，為甚麽這樣難走？我們不是被「解放」了嗎？「解放」後的日子，為甚麽這樣難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先後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 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見，絕無僅有。每一部憲法都標榜公民的權利，可我們真正享有了嗎？從譚嗣同的砍頭到林昭的處決以及周紹昌們的忍辱負重，用百年的血淚，換來的就是這麽個國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對。其實，不少經歷過苦難的人，包括畢業於北大、清華的知識分子，並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而是響應了官方的號召 ──向前看。除了私下裡發發牢騷，平素更多關心的是學問、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們的功底好，文字好，記性也好，為甚麽都不寫寫過去五十年，寫寫自己的大半生呢？
周紹昌是個例外，他拿起了筆。他給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詩〈禮讚落葉〉──2002年春，為悼念他的同學、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詩中，描寫了一個跪在海灘揀拾貝殼的小女孩，貝殼在太陽下閃著光。
我不懂詩，便打電話去問：「那個揀貝女孩是誰？」
「是你。」不等他往下說，我慌忙掛了電話。
大哭，無所顧忌地哭，好在沒人聽見哭聲，也無人看到哭相。以後，每年的五月，周紹昌都有題為〈悼克郁〉詩寄給我，信封還沒來得及拆，眼眶就先濕潤起來。怎不傷感？就像我平素常說的──如今誰還惦記誰呀。到了2006年的5月，周紹昌把詩的題目改為〈憶克郁〉，並解釋道：今天來看他，祭奠故人；面對人生，改「悼」為「憶」。
一次聚餐，閑聊中周紹昌對我說：「我要寫點東西了。」我知道，他說要寫點東西，決不是一種打算，而是決定。
我沒猜錯。不久，他拿出了題為〈旻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長，在恬淡的敍述中，寫出了一個有文化修養、性格開朗的女人怎樣被環境窒息而亡，最後的情節是患有高血壓症的旻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勞動中一頭倒地，再也沒有爬起來。但我堅持認為，她決非死於疾病，而是死於中國酷烈的政治環境。文字乾凈，情感也極有節制。讀罷，我把它推薦給辦期刊雜誌的馮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說「好。」經過一段時間，馮先生在電話里告訴我：〈旻姑〉已刊於2006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溫故》第七期。同期刊登的文章，還有陳丹青的〈笑談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榮的〈沈從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幾通信札〉以及拙作〈可萌綠，亦可枯黃──言慧珠往事〉等篇。捧著這一期的《溫故》，自己著實高興，為周紹昌高興。
過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馮克力先生的電話，說：「《溫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沖沖問：「封？是因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為我，那又是因為甚麽？」
「我也不知道。」馮先生這樣回答。
對話結束了，我卻一整天都在琢磨《溫故》被封的緣由。肯定是因為我──這是我得出的最後結論。只不過馮克力怕我難過，不肯告訴我罷了。我把這個消息立即轉告周紹昌，他非常震驚。說：「好好的一本書，招惹誰了？」於是，他更加勤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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