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章詒和:一半煙遮,一半雲埋

作者:廣南子  於 2007-12-13 15:08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時政解讀|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由於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結識許多畢業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們都在七十開外,不少人已為黃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馬克郁。人走了,人情在,我與他的同學始終保持著聯繫。

有人說:1949年後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撥,是(一九)五五屆的學生。我的先生恰恰就畢業於1955年。他們這一班分別來自北大、清華和燕京。1949年後,大陸政權為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從教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謂的院系調整。於是,他們一齊來到了北大。

在這個班裡,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沒出息。沒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徹底變成一個玩兒。玩法也別緻:能把《離騷》從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戲,既演金玉奴,又扮趙高。婚後,我倆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廟,我第一次聽說「密宗」,啥也不懂,就一個勁兒追問講解員。他朝我使個眼色,意思是叫我「閉嘴」。回到「避暑山莊」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開講了。他講解的「密宗」,聽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沒出息,還表現在不能「與時俱進」的行為態度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市場經濟如狂潮一般吞沒了整個社會,到處流傳著「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要開張」的民諺。北大校方也積極投入了商海,把學校漂亮的圍牆拆了開店舖。我的先生得知後,氣得呼哧呼哧的,在電話里對同學說:「聘請侯寶林為客座教授、推倒南牆開商舖酒樓,是咱北大兩大恥辱。」為了解氣,他寫了好幾首打油詩。

我的先生就是這樣的沒出息,可見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樣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開誠,劉世德,沈仁康,沈玉成等,都是他的同學。職稱、職務均堪稱一流──學者,教授,作家,中華書局總編,商務印書館總編,某民主黨派中央副主席,可說是個個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條件的。他們的先天條件來自 1949年前。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較為全面的傳統教育,像大學長程毅中先生四歲啓蒙,《四部叢刊》是一部一部讀完了的。他與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為四人宿舍寫了副楹聯。上聯是「四號鬚眉屬我老」,下聯是「五陵秋馬看誰肥」。沒貼幾天就受到批評,楹聯取了下來,我先生忿忿地說:「乾脆改成『學習政治,政治學習』吧!」

為甚麽最沒出息的學生,能把《離騷》倒背如流,把個「密宗」說得津津有味呢?這就是名師的厲害了。系統地接受名師培養和指點,是他們成材的後天條件。講楚辭的是游國恩先生,講語言學的是羅常培先生,開中國文學史課的是浦江清先生。現在北大文科學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爾·蓋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清華園裡的「雙清」,卻是無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畢業後就被吳宓推薦到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做陳寅恪的助教。工作期間的他,居然自學了梵文、天文學,不可思議吧!開中國語文概論的是魏建功先生。擔任五五屆學生的助教,則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周祖謨、吳小如。因為老師講課的正題,講義上都寫得清清楚楚。於是,課堂上的「神聊」與「胡侃」,便成為學生聽課的主要內容。老師的許多真知灼見,是從「聊」與「侃」中傾瀉出來的。北大提倡的獨立性和獨創性,在教授們身上有著鮮明又獨特的表現。 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當時一篇最紅的文章,叫《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本最紅的書,叫《三千里江山》。它們被官方定為範文,列入中學語文課本。清晨,我在家裡捧著課本,大聲背誦這些紅色名篇。父親聽了,皺著眉頭說:「不背《古文觀止》,背這些東西!」在北大中文系課堂,吳組緗教授對學生們說:「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了政治,而非文學。」

老師有個性,學生也有特點,師生關係亦非同尋常。浦江清先生身體不好,早上起不來。學校把他的課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後兩節,即使這樣,浦先生也起不來。到了鐘點兒,見老師沒來,就由兩位同學到燕東園浦宅,伺候老師穿衣戴帽,再用一輛女自行車前推後擁,把老師載到課堂。浦江清會崑曲,講到元明戲曲一段,則喜吟唱。他授課認真,遲到的時間是一定要補上的。於是,到了下課的時候,他還在那裡「咿呀咿呀」的,沒完沒了。學生們早就惦記著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湯。誰個不急?怎地不慌?當時的課代表白化文,便謅出一詩打油:「教室樓前日影西,霖雨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聲咽處,迴腸盪氣腹中啼。」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也極其豐富。我的先生與周紹昌同系不同級,因為都來自天津,都愛唱京戲,後來又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便湊到了一塊兒,保持了一生的友誼。

這一屆學生是1949年後入學的,由於他們接受太多的傳統,由於他們出身大多非工非農亦非軍(指解放軍),由於他們崇尚學術而鄙視政治,由於他們不是中共一手培養長大的,有了這麽幾個「由於」,這些學生在紅色政權及其政工幹部的眼裡,基本上都不屬於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就更不受「待見」了。這一點,充分表現在畢業分配工作和繼之而來的反右運動里。比如成績極其優異的程毅中,畢業後分配到陝西省西安石油學校當一名語文教師。 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託人去問。浦江清知道後,向系裡說:「程毅中不用考了,從西安回來就是了。」但「教授說了算」的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沒兩年,教授的話不管用了,管用的是黨政幹部和既是教授也是黨政幹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北大中文系划右的師生比歷史系的要多許多,為甚麽?因為歷史系的翦伯贊和中文系的楊晦同為中共黨員,同為系主任,但在划右問題的態度與掌握上,卻十分不同。三十多年後,楊晦先生去世,在校方準備追悼會之際,在中文系學友當中竟傳遞著一張條子,上寫:「誰也不準去。」何以如此絕情寡義於老師?因為當年的老師曾寡義絕情於學生。真可謂一報還一報。

五十年來政治形勢的變幻無常與激烈殘酷,使學生們也有著不同的政治傾向,差異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做到了某民主黨派的中央副主席。……他們中的絕大部份人是中性的,其特徵是不黨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學問,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趕時髦,文化上的時髦不趕,政治上的時髦就更不屑了。他們也追懷昔日時光,但不像我去寫甚麽惹禍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們頂多寫兩句詩,詩句褪盡火氣,詠嘆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邊小聚,說的也都是學問。他們真的對現實沒有一點看法嗎?功底紮實、治學嚴謹的他們,回想起大半輩子充滿失落和挫折的經歷,內心無不充塞著難以言說的慨嘆與傷感。同一個人生,可以有多少種過法,可誰也沒有想到人生過成這個樣子:小心翼翼,碌碌無為,還有畏縮恐懼。早知如此,自己幹嘛考北大、讀清華、上燕大呢?這畢竟不是「不給乾飯,咱吃稀飯」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義。

1957年就讀於北大的年輕學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結局是被開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勞教、勞改。有名的像譚天榮,無名的像周紹昌。一個人的好時光,就那麽幾年。可像周紹昌這樣──剛畢業或還沒來及畢業的,勞動改造長達二十餘載的大學生,並不在少數。1979年,右派問題雖然獲得「改正」,可事業、健康、愛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社會終於有了學術空間,這些被名師栽培調教出來的「50後」,在五十來歲的年紀,才浮出了水面。可沒幹幾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發回家,去過「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難怪程毅中曾對我的先生嘆道:「讀一輩子書,真正從事專業只有幾年,有的同學一輩子都沒派上用場。我們是被拋棄的一代。」儘管謹慎、內斂的程先生,沒點明是誰拋棄了他們。

從痛苦與慘烈中一旦清醒過來,襲上心頭的是受騙的感覺。接著,就會不停地問自己:這不是「新」社會嗎?「新」社會的人生之路,為甚麽這樣難走?我們不是被「解放」了嗎?「解放」後的日子,為甚麽這樣難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先後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 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見,絕無僅有。每一部憲法都標榜公民的權利,可我們真正享有了嗎?從譚嗣同的砍頭到林昭的處決以及周紹昌們的忍辱負重,用百年的血淚,換來的就是這麽個國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對。其實,不少經歷過苦難的人,包括畢業於北大、清華的知識分子,並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而是響應了官方的號召 ──向前看。除了私下裡發發牢騷,平素更多關心的是學問、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們的功底好,文字好,記性也好,為甚麽都不寫寫過去五十年,寫寫自己的大半生呢?

周紹昌是個例外,他拿起了筆。他給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詩〈禮讚落葉〉──2002年春,為悼念他的同學、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詩中,描寫了一個跪在海灘揀拾貝殼的小女孩,貝殼在太陽下閃著光。

我不懂詩,便打電話去問:「那個揀貝女孩是誰?」

「是你。」不等他往下說,我慌忙掛了電話。

大哭,無所顧忌地哭,好在沒人聽見哭聲,也無人看到哭相。以後,每年的五月,周紹昌都有題為〈悼克郁〉詩寄給我,信封還沒來得及拆,眼眶就先濕潤起來。怎不傷感?就像我平素常說的──如今誰還惦記誰呀。到了2006年的5月,周紹昌把詩的題目改為〈憶克郁〉,並解釋道:今天來看他,祭奠故人;面對人生,改「悼」為「憶」。

一次聚餐,閑聊中周紹昌對我說:「我要寫點東西了。」我知道,他說要寫點東西,決不是一種打算,而是決定。

我沒猜錯。不久,他拿出了題為〈旻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長,在恬淡的敍述中,寫出了一個有文化修養、性格開朗的女人怎樣被環境窒息而亡,最後的情節是患有高血壓症的旻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勞動中一頭倒地,再也沒有爬起來。但我堅持認為,她決非死於疾病,而是死於中國酷烈的政治環境。文字乾凈,情感也極有節制。讀罷,我把它推薦給辦期刊雜誌的馮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說「好。」經過一段時間,馮先生在電話里告訴我:〈旻姑〉已刊於2006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溫故》第七期。同期刊登的文章,還有陳丹青的〈笑談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榮的〈沈從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幾通信札〉以及拙作〈可萌綠,亦可枯黃──言慧珠往事〉等篇。捧著這一期的《溫故》,自己著實高興,為周紹昌高興。

過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馮克力先生的電話,說:「《溫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沖沖問:「封?是因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為我,那又是因為甚麽?」

「我也不知道。」馮先生這樣回答。

對話結束了,我卻一整天都在琢磨《溫故》被封的緣由。肯定是因為我──這是我得出的最後結論。只不過馮克力怕我難過,不肯告訴我罷了。我把這個消息立即轉告周紹昌,他非常震驚。說:「好好的一本書,招惹誰了?」於是,他更加勤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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