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一半烟遮，一半云埋

由於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结识许多毕业於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们都在七十开外，不少人已为黄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马克郁。人走了，人情在，我与他的同学始终保持着联系。

有人说：1949年後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拨，是（一九）五五届的学生。我的先生恰恰就毕业於1955年。他们这一班分别来自北大、清华和燕京。1949年後，大陆政权为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从教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谓的院系调整。於是，他们一齐来到了北大。

在这个班里，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没出息。没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彻底变成一个玩儿。玩法也别致：能把《离骚》从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戏，既演金玉奴，又扮赵高。婚後，我俩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庙，我第一次听说「密宗」，啥也不懂，就一个劲儿追问讲解员。他朝我使个眼色，意思是叫我「闭嘴」。回到「避暑山庄」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开讲了。他讲解的「密宗」，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没出息，还表现在不能「与时俱进」的行为态度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如狂潮一般吞没了整个社会，到处流传着「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的民谚。北大校方也积极投入了商海，把学校漂亮的围墙拆了开店舖。我的先生得知後，气得呼哧呼哧的，在电话里对同学说：「聘请侯宝林为客座教授、推倒南墙开商舖酒楼，是咱北大两大耻辱。」为了解气，他写了好几首打油诗。

我的先生就是这样的没出息，可见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样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开诚，刘世德，沈仁康，沈玉成等，都是他的同学。职称、职务均堪称一流──学者，教授，作家，中华书局总编，商务印书馆总编，某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可说是个个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条件的。他们的先天条件来自 1949年前。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较为全面的传统教育，像大学长程毅中先生四岁啓蒙，《四部丛刊》是一部一部读完了的。他与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为四人宿舍写了副楹联。上联是「四号须眉属我老」，下联是「五陵秋马看谁肥」。没贴几天就受到批评，楹联取了下来，我先生忿忿地说：「乾脆改成『学习政治，政治学习』吧！」

为甚麽最没出息的学生，能把《离骚》倒背如流，把个「密宗」说得津津有味呢？这就是名师的厉害了。系统地接受名师培养和指点，是他们成材的後天条件。讲楚辞的是游国恩先生，讲语言学的是罗常培先生，开中国文学史课的是浦江清先生。现在北大文科学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尔·盖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园里的「双清」，却是无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毕业後就被吴宓推荐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做陈寅恪的助教。工作期间的他，居然自学了梵文、天文学，不可思议吧！开中国语文概论的是魏建功先生。担任五五届学生的助教，则是後来大名鼎鼎的周祖谟、吴小如。因为老师讲课的正题，讲义上都写得清清楚楚。於是，课堂上的「神聊」与「胡侃」，便成为学生听课的主要内容。老师的许多真知灼见，是从「聊」与「侃」中倾泻出来的。北大提倡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在教授们身上有着鲜明又独特的表现。 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一篇最红的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本最红的书，叫《三千里江山》。它们被官方定为范文，列入中学语文课本。清晨，我在家里捧着课本，大声背诵这些红色名篇。父亲听了，皱着眉头说：「不背《古文观止》，背这些东西！」在北大中文系课堂，吴组缃教授对学生们说：「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了政治，而非文学。」

老师有个性，学生也有特点，师生关系亦非同寻常。浦江清先生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学校把他的课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後两节，即使这样，浦先生也起不来。到了钟点儿，见老师没来，就由两位同学到燕东园浦宅，伺候老师穿衣戴帽，再用一辆女自行车前推後拥，把老师载到课堂。浦江清会昆曲，讲到元明戏曲一段，则喜吟唱。他授课认真，迟到的时间是一定要补上的。於是，到了下课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咿呀咿呀」的，没完没了。学生们早就惦记着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汤。谁个不急？怎地不慌？当时的课代表白化文，便诌出一诗打油：「教室楼前日影西，霖雨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声咽处，回肠荡气腹中啼。」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极其丰富。我的先生与周绍昌同系不同级，因为都来自天津，都爱唱京戏，後来又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便凑到了一块儿，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这一届学生是1949年後入学的，由於他们接受太多的传统，由於他们出身大多非工非农亦非军（指解放军），由於他们崇尚学术而鄙视政治，由於他们不是中共一手培养长大的，有了这麽几个「由於」，这些学生在红色政权及其政工干部的眼里，基本上都不属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就更不受「待见」了。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毕业分配工作和继之而来的反右运动里。比如成绩极其优异的程毅中，毕业後分配到陕西省西安石油学校当一名语文教师。 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问。浦江清知道後，向系里说：「程毅中不用考了，从西安回来就是了。」但「教授说了算」的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没两年，教授的话不管用了，管用的是党政干部和既是教授也是党政干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北大中文系划右的师生比历史系的要多许多，为甚麽？因为历史系的翦伯赞和中文系的杨晦同为中共党员，同为系主任，但在划右问题的态度与掌握上，却十分不同。三十多年後，杨晦先生去世，在校方准备追悼会之际，在中文系学友当中竟传递着一张条子，上写：「谁也不准去。」何以如此绝情寡义於老师？因为当年的老师曾寡义绝情於学生。真可谓一报还一报。

五十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幻无常与激烈残酷，使学生们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差异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做到了某民主党派的中央副主席。……他们中的绝大部份人是中性的，其特徵是不党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学问，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赶时髦，文化上的时髦不赶，政治上的时髦就更不屑了。他们也追怀昔日时光，但不像我去写甚麽惹祸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们顶多写两句诗，诗句褪尽火气，咏叹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边小聚，说的也都是学问。他们真的对现实没有一点看法吗？功底扎实、治学严谨的他们，回想起大半辈子充满失落和挫折的经历，内心无不充塞着难以言说的慨叹与伤感。同一个人生，可以有多少种过法，可谁也没有想到人生过成这个样子：小心翼翼，碌碌无为，还有畏缩恐惧。早知如此，自己干嘛考北大、读清华、上燕大呢？这毕竟不是「不给乾饭，咱吃稀饭」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义。

1957年就读於北大的年轻学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结局是被开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劳教、劳改。有名的像谭天荣，无名的像周绍昌。一个人的好时光，就那麽几年。可像周绍昌这样──刚毕业或还没来及毕业的，劳动改造长达二十余载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1979年，右派问题虽然获得「改正」，可事业、健康、爱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社会终於有了学术空间，这些被名师栽培调教出来的「50後」，在五十来岁的年纪，才浮出了水面。可没干几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发回家，去过「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难怪程毅中曾对我的先生叹道：「读一辈子书，真正从事专业只有几年，有的同学一辈子都没派上用场。我们是被抛弃的一代。」尽管谨慎、内敛的程先生，没点明是谁抛弃了他们。

从痛苦与惨烈中一旦清醒过来，袭上心头的是受骗的感觉。接着，就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不是「新」社会吗？「新」社会的人生之路，为甚麽这样难走？我们不是被「解放」了吗？「解放」後的日子，为甚麽这样难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先後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 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见，绝无仅有。每一部宪法都标榜公民的权利，可我们真正享有了吗？从谭嗣同的砍头到林昭的处决以及周绍昌们的忍辱负重，用百年的血泪，换来的就是这麽个国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对。其实，不少经历过苦难的人，包括毕业於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而是响应了官方的号召 ──向前看。除了私下里发发牢骚，平素更多关心的是学问、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们的功底好，文字好，记性也好，为甚麽都不写写过去五十年，写写自己的大半生呢？

周绍昌是个例外，他拿起了笔。他给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诗〈礼赞落叶〉──2002年春，为悼念他的同学、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诗中，描写了一个跪在海滩拣拾贝壳的小女孩，贝壳在太阳下闪着光。

我不懂诗，便打电话去问：「那个拣贝女孩是谁？」

「是你。」不等他往下说，我慌忙挂了电话。

大哭，无所顾忌地哭，好在没人听见哭声，也无人看到哭相。以後，每年的五月，周绍昌都有题为〈悼克郁〉诗寄给我，信封还没来得及拆，眼眶就先湿润起来。怎不伤感？就像我平素常说的──如今谁还惦记谁呀。到了2006年的5月，周绍昌把诗的题目改为〈忆克郁〉，并解释道：今天来看他，祭奠故人；面对人生，改「悼」为「忆」。

一次聚餐，闲聊中周绍昌对我说：「我要写点东西了。」我知道，他说要写点东西，决不是一种打算，而是决定。

我没猜错。不久，他拿出了题为〈旻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长，在恬淡的敍述中，写出了一个有文化修养、性格开朗的女人怎样被环境窒息而亡，最後的情节是患有高血压症的旻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劳动中一头倒地，再也没有爬起来。但我坚持认为，她决非死於疾病，而是死於中国酷烈的政治环境。文字乾净，情感也极有节制。读罢，我把它推荐给办期刊杂志的冯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说「好。」经过一段时间，冯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旻姑〉已刊於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温故》第七期。同期刊登的文章，还有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荣的〈沈从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几通信札〉以及拙作〈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等篇。捧着这一期的《温故》，自己着实高兴，为周绍昌高兴。

过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冯克力先生的电话，说：「《温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冲冲问：「封？是因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为我，那又是因为甚麽？」

「我也不知道。」冯先生这样回答。

对话结束了，我却一整天都在琢磨《温故》被封的缘由。肯定是因为我──这是我得出的最後结论。只不过冯克力怕我难过，不肯告诉我罢了。我把这个消息立即转告周绍昌，他非常震惊。说：「好好的一本书，招惹谁了？」於是，他更加勤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