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最後的知青 中國特稿社記者 林建楊

「最不願意來，卻堅持到最後」，可以說是張芬在一個偏遠貧困山村40年堅守的概括。

她是最後的「知青」之一，猶如一塊被政治浪潮遠遠拋上岸的浮木。十年「文革」期間，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大約1700萬城市知識青年被送往農村和邊疆地區，接受農民再教育。

與絕大多數知青不同，張芬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和「文革」結束后仍然留在農村，繼續「改天換地」。來自重慶市中心的她，放棄了電燈照明、舒適的家和充足的食物來到農村，過著僅能糊口的生活。

在重慶市黔江區黎水鎮黎水村，張芬坐在自家緊挨懸崖的破舊木屋裡，遙望著她留在城裡的弟弟和孩提時的朋友享受著城市快速發展的成果。

她打算年底再回重慶城區的老家看看。上一次回城是2003年，重慶的變化讓她震驚，那些她曾經非常熟悉的地方已是面目全非。

「朝天門廣場附近是我長大的地方，我卻完全不認得了，高樓大廈一座挨著一座，抬頭一眼都望不到頂。馬路上車來車往，簡直就像外國，我好驚訝啊。」張芬一邊說一邊比劃，吃驚的表情依然寫在臉上。

從朝天門廣場往西走10多分鐘，一座12層樓房取代了她家的老房子。而1989年她返城探親時，老房子還在，重慶市區的大變化才剛開始。


最後的知青

如今張芬返城一趟需要7個小時，但在1969年10月，當她和另外11名知青從重慶市區出發、向東前往350公裡外的黎水公社時，用了2天2夜。

那時距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已過了10個月。時至今日，她依然能脫口而出、準確無誤地背出那段指示。

1980年這項運動宣告終止，但張芬選擇繼續留守。

「我什麼活兒都會幹，也必須干，比如用水牛犁地、插秧等等。」她說。

她的手可以作證：滿是皺紋，老繭堅硬，指節突出，指甲縫裡還殘留著黑泥，這些都是長期從事重體力勞動留下的印記。在溝溝壑壑的黎水，農業機械沒有用武之地。

「過去40年，總的來說快樂比憂傷多。」她說。「累的時候，煩的時候，我就給自己唱唱歌，唱毛主席時代的革命歌曲，唱毛主席語錄歌，給自己解悶。」

1950年4月，張芬出生，父親是一名養路工人，用每月幾十塊錢的工資供張芬和兩個弟弟念書。「文革」爆發時，正念初二的張芬加入全國大串連，去了上海和北京。

1966年10月18日，毛主席接見了她和其他數萬名紅衛兵。這成為張芬「這輩子最最難忘的時刻」。

儘管革命熱情高漲，張芬拒絕離開城市當知青。「（到農村來）我想都不敢想，也從未想過。大家都知道農村很苦，我很害怕。」她說。

但她別無選擇。

「如果我不來，我父親單位可能會扣他的工資。」


嫁給農民

張芬依然清楚地記得到達黎水的第一個晚上：極度疲倦的他們掀開被子，發現裡面滿是虱子和跳蚤。她徹夜未眠，恨不得馬上返城。她想念重慶的一切：馬路，電燈和食物。

但回去是不可能的，這有悖於革命事業，會被人唾棄。很快，張芬被分到靠河大隊，開始學干農活兒。

一年後，由於缺乏住房，她搬進譚家院，因此認識了拖著三個孩子的鰥夫譚順發。譚比她大14歲，是大隊最窮的農戶之一。譚小學畢業，當時還兼職做公社會計。

於是有人幫忙撮合他們。一開始，張芬不願意。慢慢地，她開始認可譚順發的老實誠懇和熱心腸。他也經常幫張芬干農活。尤其讓張芬感動的是，有一次她上山拾柴摔斷了胳膊，譚順發細心地照顧她。

與此同時，從1972年起，輿論開始鼓勵知青與農民結合。雖然兩者差異懸殊，但當時的人們認為，優先考慮個人問題與革命的大目標格格不入。

「當時覺得回城沒希望，與農民結婚是必然的選擇，而且我願意留在農村。就這樣我決定跟他耍朋友（重慶方言，意即談戀愛）。」張芬說。

她的決定遭到父親的激烈反對，兩個弟弟甚至威脅要打斷她的腿。

張芬的決心更讓人吃驚，她撕掉了父親好不容易爭取到的一張招工表。那張表意味著她可以返城工作，是當時絕大多數知青的夢想。

家人被她的做法激怒，斷絕了與她的關係，直至1989年她婚後第一次回城。

「當時大家都知道我們倆的關係。如果我走了，他們一定會罵我是騙子，貶低我。而且，我那樣做會給知青抹黑。」她解釋說。

1972年４月，張芬與譚順發登記結婚。「命運讓我們走到一起。我母親1970年病逝前，竟然夢見我在這裡跟農民結婚。還有，我父親比我母親大11歲，因此我對我們倆的年齡差距並不是太在意。」張芬說。

婚後，張芬拚命幹活，希望改善家境。

譚順發說：「結婚後她很快適應了妻子的角色。雖然我是個農民，半文盲，但她從來不嫌棄我。」

「她能幹會持家，一直很堅強、很樂觀。不管幹活有多累，我從沒見她哭過。」


貧窮之痛

儘管如此，譚家依然貧窮，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家裡才開始有足夠的糧食，收入也增加了，不再是村裡最窮的人家。這要歸功於譚順發和張芬所生的大兒子譚東富。

譚東富1992年離開農村，遠赴1500公裡外的浙江省永康市打工，他的月薪成為全家最主要的收入。那一年，譚東富19歲。巧的是，張芬剛從城裡到農村時也是19歲。

1995年，張芬當選為有800戶人家的靠河村村委會主任。她帶領村民脫貧，修路，通電，並鼓勵村民去大城市打工。

「這裡太偏僻太落後，如果不出去打工，會出大問題。」她估算了一下，黎水鎮一萬六千多人中，一半以上常年在浙江、廣東、上海等發達地區打工。

1997年，靠河村在歷史上第一次實現全村通電。張芬也在28年後重新用上電燈照明。

也正是那一年，她遭遇「人生的最大挑戰」。她和譚順發的小兒子譚紅斌考上大學，家裡卻付不起一學期4500元的學費。

張芬既驕傲又痛苦。驕傲的是她能在如此偏僻的山村培養出一名大學生；痛苦的是她承擔不起兒子的學費和生活費。

為了供譚紅斌上大學，譚順發和前妻所生的二兒子譚智強把唯一的耕牛賣了，譚東富拿出打工所得。張芬向黎水鎮信用社貸款。此外，他們還不得不向人借了500元高利貸，一個月利息25元。這筆錢他們花了8個月才還清。

一家人齊心協力捱了5年，譚紅斌終於在2002年順利畢業工作。「若不是譚東富一直打工賺錢，譚紅斌不可能堅持念完大學。」張芬說。

「每次譚紅斌寫信要錢，我就哭，家裡實在沒錢，指望我是不行了。記得他念大二時，有一次晚上給他回信，我一邊寫一邊哭，信紙都弄濕了。我問自己為什麼會這麼窮？」她回憶道。

還是因為貧困，張芬在父親1997年去世前，未能見上最後一面。

「我非常想回去，但是我沒錢，路費都付不起。1989年那次回去，還是弟弟給我寄的路費。」

張芬感到既傷心又內疚，不僅未能照顧父母，而且在他們去世前自己都沒在他們身邊。

1970年冬天，得知母親病危，張芬立即從黎水出發回重慶，第三天趕到家中時，母親已下葬了。她悲痛欲絕。


危險的城鄉差距

如今，張芬和譚順發過著「空巢」的日子。老兩口耕種著１畝水稻田和半畝玉米地。

「跟40年前相比，現在的情況好了很多。我們已經通了電，通了自來水，通了電話。大部分村民家裡有了電視。有些人還有手機。」她說。

儘管如此，他們的生活依然艱辛。「我們倆都老了，我的膝蓋得風濕病很多年。重體力活我們實在干不動了。」張芬說。

她擔心自己萬一患上重病，掏不起醫療費。「雖然我們都加入了農村合作醫療，但還是根本付不起昂貴的醫療費。」

中國於2003年試點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一旦農村居民患重病，可以為患者報銷最多60％的醫療費。

不過包括張芬在內的很多農民仍然擔心，一旦患重病住院治療，仍然負擔不起動輒數千元的住院費。

下鄉40年，張芬四次返城，這讓她確信城鄉差距一直在擴大，「農村走著前進，但城市是跑步前進」。

張芬估算，黎水鎮農民去年人均純收入約3000元，不及重慶城鎮居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去年，重慶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為15709元，全國的這一數字是15781元。

作為衡量社會經濟發展均衡度的指標之一，中國的城鄉居民收入比從1978年的2.57：1擴大到了去年的3.36：1。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指出，城鄉差距不僅體現在收入差距上。由政府提供的道路、電力、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險等公共服務，也存在巨大的城鄉差距。

張芬覺得毛主席非常偉大，但在「上山下鄉」這個問題上是錯誤的，他的指示「有點刻薄」，因為她和多數知青當時都太年輕，無法適應農村艱苦的勞動生活。

她認為「上山下鄉」運動失敗了，一是因為城鄉差別不斷擴大，二是絕大部分知青都返城了。但她堅信自己是這項失敗了的運動中罕有的成功者，因為她建起了一個團結美滿的家庭，培養了一個大學生，並「深刻體會到貧下中農的艱苦樸素」。

「農村太艱苦，苦得很哪！」

「不管是選擇留在這裡，還是嫁給譚順發，我都不後悔，因為後悔沒有用。（不管）什麼事情，我都不會想得太多。」張芬說。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