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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愿意来，却坚持到最后”，可以说是张芬在一个偏远贫困山村40年坚守的概括。
她是最后的“知青”之一，犹如一块被政治浪潮远远抛上岸的浮木。十年“文革”期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大约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和边疆地区，接受农民再教育。
与绝大多数知青不同，张芬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和“文革”结束后仍然留在农村，继续“改天换地”。来自重庆市中心的她，放弃了电灯照明、舒适的家和充足的食物来到农村，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
在重庆市黔江区黎水镇黎水村，张芬坐在自家紧挨悬崖的破旧木屋里，遥望着她留在城里的弟弟和孩提时的朋友享受着城市快速发展的成果。
她打算年底再回重庆城区的老家看看。上一次回城是2003年，重庆的变化让她震惊，那些她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已是面目全非。
“朝天门广场附近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却完全不认得了，高楼大厦一座挨着一座，抬头一眼都望不到顶。马路上车来车往，简直就像外国，我好惊讶啊。”张芬一边说一边比划，吃惊的表情依然写在脸上。
从朝天门广场往西走10多分钟，一座12层楼房取代了她家的老房子。而1989年她返城探亲时，老房子还在，重庆市区的大变化才刚开始。
最后的知青
如今张芬返城一趟需要7个小时，但在1969年10月，当她和另外11名知青从重庆市区出发、向东前往350公里外的黎水公社时，用了2天2夜。
那时距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已过了10个月。时至今日，她依然能脱口而出、准确无误地背出那段指示。
1980年这项运动宣告终止，但张芬选择继续留守。
“我什么活儿都会干，也必须干，比如用水牛犁地、插秧等等。”她说。
她的手可以作证：满是皱纹，老茧坚硬，指节突出，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泥，这些都是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留下的印记。在沟沟壑壑的黎水，农业机械没有用武之地。
“过去40年，总的来说快乐比忧伤多。”她说。“累的时候，烦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唱唱歌，唱毛主席时代的革命歌曲，唱毛主席语录歌，给自己解闷。”
1950年4月，张芬出生，父亲是一名养路工人，用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供张芬和两个弟弟念书。“文革”爆发时，正念初二的张芬加入全国大串连，去了上海和北京。
1966年10月18日，毛主席接见了她和其他数万名红卫兵。这成为张芬“这辈子最最难忘的时刻”。
尽管革命热情高涨，张芬拒绝离开城市当知青。“（到农村来）我想都不敢想，也从未想过。大家都知道农村很苦，我很害怕。”她说。
但她别无选择。
“如果我不来，我父亲单位可能会扣他的工资。”
嫁给农民
张芬依然清楚地记得到达黎水的第一个晚上：极度疲倦的他们掀开被子，发现里面满是虱子和跳蚤。她彻夜未眠，恨不得马上返城。她想念重庆的一切：马路，电灯和食物。
但回去是不可能的，这有悖于革命事业，会被人唾弃。很快，张芬被分到靠河大队，开始学干农活儿。
一年后，由于缺乏住房，她搬进谭家院，因此认识了拖着三个孩子的鳏夫谭顺发。谭比她大14岁，是大队最穷的农户之一。谭小学毕业，当时还兼职做公社会计。
于是有人帮忙撮合他们。一开始，张芬不愿意。慢慢地，她开始认可谭顺发的老实诚恳和热心肠。他也经常帮张芬干农活。尤其让张芬感动的是，有一次她上山拾柴摔断了胳膊，谭顺发细心地照顾她。
与此同时，从1972年起，舆论开始鼓励知青与农民结合。虽然两者差异悬殊，但当时的人们认为，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格格不入。
“当时觉得回城没希望，与农民结婚是必然的选择，而且我愿意留在农村。就这样我决定跟他耍朋友（重庆方言，意即谈恋爱）。”张芬说。
她的决定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两个弟弟甚至威胁要打断她的腿。
张芬的决心更让人吃惊，她撕掉了父亲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张招工表。那张表意味着她可以返城工作，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的梦想。
家人被她的做法激怒，断绝了与她的关系，直至1989年她婚后第一次回城。
“当时大家都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如果我走了，他们一定会骂我是骗子，贬低我。而且，我那样做会给知青抹黑。”她解释说。
1972年４月，张芬与谭顺发登记结婚。“命运让我们走到一起。我母亲1970年病逝前，竟然梦见我在这里跟农民结婚。还有，我父亲比我母亲大11岁，因此我对我们俩的年龄差距并不是太在意。”张芬说。
婚后，张芬拼命干活，希望改善家境。
谭顺发说：“结婚后她很快适应了妻子的角色。虽然我是个农民，半文盲，但她从来不嫌弃我。”
“她能干会持家，一直很坚强、很乐观。不管干活有多累，我从没见她哭过。”
贫穷之痛
尽管如此，谭家依然贫穷，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家里才开始有足够的粮食，收入也增加了，不再是村里最穷的人家。这要归功于谭顺发和张芬所生的大儿子谭东富。
谭东富1992年离开农村，远赴1500公里外的浙江省永康市打工，他的月薪成为全家最主要的收入。那一年，谭东富19岁。巧的是，张芬刚从城里到农村时也是19岁。
1995年，张芬当选为有800户人家的靠河村村委会主任。她带领村民脱贫，修路，通电，并鼓励村民去大城市打工。
“这里太偏僻太落后，如果不出去打工，会出大问题。”她估算了一下，黎水镇一万六千多人中，一半以上常年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打工。
1997年，靠河村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全村通电。张芬也在28年后重新用上电灯照明。
也正是那一年，她遭遇“人生的最大挑战”。她和谭顺发的小儿子谭红斌考上大学，家里却付不起一学期4500元的学费。
张芬既骄傲又痛苦。骄傲的是她能在如此偏僻的山村培养出一名大学生；痛苦的是她承担不起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为了供谭红斌上大学，谭顺发和前妻所生的二儿子谭智强把唯一的耕牛卖了，谭东富拿出打工所得。张芬向黎水镇信用社贷款。此外，他们还不得不向人借了500元高利贷，一个月利息25元。这笔钱他们花了8个月才还清。
一家人齐心协力捱了5年，谭红斌终于在2002年顺利毕业工作。“若不是谭东富一直打工赚钱，谭红斌不可能坚持念完大学。”张芬说。
“每次谭红斌写信要钱，我就哭，家里实在没钱，指望我是不行了。记得他念大二时，有一次晚上给他回信，我一边写一边哭，信纸都弄湿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穷？”她回忆道。
还是因为贫困，张芬在父亲1997年去世前，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我非常想回去，但是我没钱，路费都付不起。1989年那次回去，还是弟弟给我寄的路费。”
张芬感到既伤心又内疚，不仅未能照顾父母，而且在他们去世前自己都没在他们身边。
1970年冬天，得知母亲病危，张芬立即从黎水出发回重庆，第三天赶到家中时，母亲已下葬了。她悲痛欲绝。
危险的城乡差距
如今，张芬和谭顺发过着“空巢”的日子。老两口耕种着１亩水稻田和半亩玉米地。
“跟40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况好了很多。我们已经通了电，通了自来水，通了电话。大部分村民家里有了电视。有些人还有手机。”她说。
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依然艰辛。“我们俩都老了，我的膝盖得风湿病很多年。重体力活我们实在干不动了。”张芬说。
她担心自己万一患上重病，掏不起医疗费。“虽然我们都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但还是根本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
中国于2003年试点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一旦农村居民患重病，可以为患者报销最多60％的医疗费。
不过包括张芬在内的很多农民仍然担心，一旦患重病住院治疗，仍然负担不起动辄数千元的住院费。
下乡40年，张芬四次返城，这让她确信城乡差距一直在扩大，“农村走着前进，但城市是跑步前进”。
张芬估算，黎水镇农民去年人均纯收入约3000元，不及重庆城镇居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去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5709元，全国的这一数字是15781元。
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均衡度的指标之一，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1扩大到了去年的3.36：1。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差距上。由政府提供的道路、电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也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
张芬觉得毛主席非常伟大，但在“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他的指示“有点刻薄”，因为她和多数知青当时都太年轻，无法适应农村艰苦的劳动生活。
她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失败了，一是因为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二是绝大部分知青都返城了。但她坚信自己是这项失败了的运动中罕有的成功者，因为她建起了一个团结美满的家庭，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并“深刻体会到贫下中农的艰苦朴素”。
“农村太艰苦，苦得很哪！”
“不管是选择留在这里，还是嫁给谭顺发，我都不后悔，因为后悔没有用。（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想得太多。”张芬说。 （完）
她是最后的“知青”之一，犹如一块被政治浪潮远远抛上岸的浮木。十年“文革”期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大约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和边疆地区，接受农民再教育。
与绝大多数知青不同，张芬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和“文革”结束后仍然留在农村，继续“改天换地”。来自重庆市中心的她，放弃了电灯照明、舒适的家和充足的食物来到农村，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
在重庆市黔江区黎水镇黎水村，张芬坐在自家紧挨悬崖的破旧木屋里，遥望着她留在城里的弟弟和孩提时的朋友享受着城市快速发展的成果。
她打算年底再回重庆城区的老家看看。上一次回城是2003年，重庆的变化让她震惊，那些她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已是面目全非。
“朝天门广场附近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却完全不认得了，高楼大厦一座挨着一座，抬头一眼都望不到顶。马路上车来车往，简直就像外国，我好惊讶啊。”张芬一边说一边比划，吃惊的表情依然写在脸上。
从朝天门广场往西走10多分钟，一座12层楼房取代了她家的老房子。而1989年她返城探亲时，老房子还在，重庆市区的大变化才刚开始。
最后的知青
如今张芬返城一趟需要7个小时，但在1969年10月，当她和另外11名知青从重庆市区出发、向东前往350公里外的黎水公社时，用了2天2夜。
那时距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已过了10个月。时至今日，她依然能脱口而出、准确无误地背出那段指示。
1980年这项运动宣告终止，但张芬选择继续留守。
“我什么活儿都会干，也必须干，比如用水牛犁地、插秧等等。”她说。
她的手可以作证：满是皱纹，老茧坚硬，指节突出，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泥，这些都是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留下的印记。在沟沟壑壑的黎水，农业机械没有用武之地。
“过去40年，总的来说快乐比忧伤多。”她说。“累的时候，烦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唱唱歌，唱毛主席时代的革命歌曲，唱毛主席语录歌，给自己解闷。”
1950年4月，张芬出生，父亲是一名养路工人，用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供张芬和两个弟弟念书。“文革”爆发时，正念初二的张芬加入全国大串连，去了上海和北京。
1966年10月18日，毛主席接见了她和其他数万名红卫兵。这成为张芬“这辈子最最难忘的时刻”。
尽管革命热情高涨，张芬拒绝离开城市当知青。“（到农村来）我想都不敢想，也从未想过。大家都知道农村很苦，我很害怕。”她说。
但她别无选择。
“如果我不来，我父亲单位可能会扣他的工资。”
嫁给农民
张芬依然清楚地记得到达黎水的第一个晚上：极度疲倦的他们掀开被子，发现里面满是虱子和跳蚤。她彻夜未眠，恨不得马上返城。她想念重庆的一切：马路，电灯和食物。
但回去是不可能的，这有悖于革命事业，会被人唾弃。很快，张芬被分到靠河大队，开始学干农活儿。
一年后，由于缺乏住房，她搬进谭家院，因此认识了拖着三个孩子的鳏夫谭顺发。谭比她大14岁，是大队最穷的农户之一。谭小学毕业，当时还兼职做公社会计。
于是有人帮忙撮合他们。一开始，张芬不愿意。慢慢地，她开始认可谭顺发的老实诚恳和热心肠。他也经常帮张芬干农活。尤其让张芬感动的是，有一次她上山拾柴摔断了胳膊，谭顺发细心地照顾她。
与此同时，从1972年起，舆论开始鼓励知青与农民结合。虽然两者差异悬殊，但当时的人们认为，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格格不入。
“当时觉得回城没希望，与农民结婚是必然的选择，而且我愿意留在农村。就这样我决定跟他耍朋友（重庆方言，意即谈恋爱）。”张芬说。
她的决定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两个弟弟甚至威胁要打断她的腿。
张芬的决心更让人吃惊，她撕掉了父亲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张招工表。那张表意味着她可以返城工作，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的梦想。
家人被她的做法激怒，断绝了与她的关系，直至1989年她婚后第一次回城。
“当时大家都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如果我走了，他们一定会骂我是骗子，贬低我。而且，我那样做会给知青抹黑。”她解释说。
1972年４月，张芬与谭顺发登记结婚。“命运让我们走到一起。我母亲1970年病逝前，竟然梦见我在这里跟农民结婚。还有，我父亲比我母亲大11岁，因此我对我们俩的年龄差距并不是太在意。”张芬说。
婚后，张芬拼命干活，希望改善家境。
谭顺发说：“结婚后她很快适应了妻子的角色。虽然我是个农民，半文盲，但她从来不嫌弃我。”
“她能干会持家，一直很坚强、很乐观。不管干活有多累，我从没见她哭过。”
贫穷之痛
尽管如此，谭家依然贫穷，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家里才开始有足够的粮食，收入也增加了，不再是村里最穷的人家。这要归功于谭顺发和张芬所生的大儿子谭东富。
谭东富1992年离开农村，远赴1500公里外的浙江省永康市打工，他的月薪成为全家最主要的收入。那一年，谭东富19岁。巧的是，张芬刚从城里到农村时也是19岁。
1995年，张芬当选为有800户人家的靠河村村委会主任。她带领村民脱贫，修路，通电，并鼓励村民去大城市打工。
“这里太偏僻太落后，如果不出去打工，会出大问题。”她估算了一下，黎水镇一万六千多人中，一半以上常年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打工。
1997年，靠河村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全村通电。张芬也在28年后重新用上电灯照明。
也正是那一年，她遭遇“人生的最大挑战”。她和谭顺发的小儿子谭红斌考上大学，家里却付不起一学期4500元的学费。
张芬既骄傲又痛苦。骄傲的是她能在如此偏僻的山村培养出一名大学生；痛苦的是她承担不起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为了供谭红斌上大学，谭顺发和前妻所生的二儿子谭智强把唯一的耕牛卖了，谭东富拿出打工所得。张芬向黎水镇信用社贷款。此外，他们还不得不向人借了500元高利贷，一个月利息25元。这笔钱他们花了8个月才还清。
一家人齐心协力捱了5年，谭红斌终于在2002年顺利毕业工作。“若不是谭东富一直打工赚钱，谭红斌不可能坚持念完大学。”张芬说。
“每次谭红斌写信要钱，我就哭，家里实在没钱，指望我是不行了。记得他念大二时，有一次晚上给他回信，我一边写一边哭，信纸都弄湿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穷？”她回忆道。
还是因为贫困，张芬在父亲1997年去世前，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我非常想回去，但是我没钱，路费都付不起。1989年那次回去，还是弟弟给我寄的路费。”
张芬感到既伤心又内疚，不仅未能照顾父母，而且在他们去世前自己都没在他们身边。
1970年冬天，得知母亲病危，张芬立即从黎水出发回重庆，第三天赶到家中时，母亲已下葬了。她悲痛欲绝。
危险的城乡差距
如今，张芬和谭顺发过着“空巢”的日子。老两口耕种着１亩水稻田和半亩玉米地。
“跟40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况好了很多。我们已经通了电，通了自来水，通了电话。大部分村民家里有了电视。有些人还有手机。”她说。
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依然艰辛。“我们俩都老了，我的膝盖得风湿病很多年。重体力活我们实在干不动了。”张芬说。
她担心自己万一患上重病，掏不起医疗费。“虽然我们都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但还是根本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
中国于2003年试点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一旦农村居民患重病，可以为患者报销最多60％的医疗费。
不过包括张芬在内的很多农民仍然担心，一旦患重病住院治疗，仍然负担不起动辄数千元的住院费。
下乡40年，张芬四次返城，这让她确信城乡差距一直在扩大，“农村走着前进，但城市是跑步前进”。
张芬估算，黎水镇农民去年人均纯收入约3000元，不及重庆城镇居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去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5709元，全国的这一数字是15781元。
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均衡度的指标之一，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1扩大到了去年的3.36：1。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差距上。由政府提供的道路、电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也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
张芬觉得毛主席非常伟大，但在“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他的指示“有点刻薄”，因为她和多数知青当时都太年轻，无法适应农村艰苦的劳动生活。
她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失败了，一是因为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二是绝大部分知青都返城了。但她坚信自己是这项失败了的运动中罕有的成功者，因为她建起了一个团结美满的家庭，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并“深刻体会到贫下中农的艰苦朴素”。
“农村太艰苦，苦得很哪！”
“不管是选择留在这里，还是嫁给谭顺发，我都不后悔，因为后悔没有用。（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想得太多。”张芬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