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衛戰 數十萬中國軍民真的沒人反抗?

南京保衛戰 數十萬中國軍民真的沒人反抗?

　　距離抗日戰爭80周年紀念活動是越來越近了。應該說不僅是最受矚目的閱兵，今年關於抗戰的話題已經吸引了大家長時間的關注。先前討論熱度最高的相關話題毫無疑問是電影《南京照相館》。

　　截止發稿，該片票房已突破25億，觀影人次突破七千萬。

　　電影里「吉祥照相館」的劇情，來自於真實的故事，也就是南京「華東照相館」學徒身上的經歷。

　　1938年1月份，只有15歲的羅瑾就是在華東照相館中幫日軍沖洗膠片時，發現了照片內容全是記錄日軍暴行。他私自加印了30多張，精選了其中的16張製成了相冊。相冊原本藏於估衣廊附近一個廁所的牆洞，期間意外丟失。

　　結果它又被羅瑾的同學吳旋在毗盧寺草叢中發現，隨後藏在了寺廟的佛肚內。直到1946年，相冊才被重新拿了出來，並提交南京軍事法庭，成為指證谷壽夫等戰犯的「京字第一號證據」。

　　更為關鍵的是，這本相冊，與日本在佔領南京期間拍攝的所謂「親善照」構成了直接對比，戳穿了日本人謊言。看著這些血淋淋的證據，很難不讓人痛心疾首，也引起了不少人一個疑問——為什麼面對日本人的屠刀，中國軍民不反抗，反而任人宰割呢？

　　這事，應該說，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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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在南京保衛戰期間有太多中國軍民反抗的案例了。

　　不過，我們不妨先補充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

　　時間先拉回1937年8月。當時，國民政府投入了70萬精銳部隊，試圖阻止日軍在上海登陸。然而，日軍集中了25萬兵力，不僅最終攻陷上海，且致使國軍損失超過30多萬。

　　11月26日上海淪陷后，日軍沿著滬寧鐵路迅速向西，目標直指南京。在兵力對比超過2:1接近3:1的情況下，國軍仍然慘敗。是否保衛南京，是否有能力保衛南京，就成為了擺在當時國民政府桌子上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從戰略地位上來說，南京是當時首都，如果直接放棄，必然動搖全國的抗戰信心。

　　且從經濟、交通層面上來說，南京地處長江下游，處於關鍵的交通樞紐位置。考慮到這些，作為蔣介石本人來說，當然是希望包圍南京的，而且他也很通過在南京的戰鬥，博取更多的國際同情和援助。然而淞滬會戰失利后，國民政府於11月20日遷都重慶。之後的軍事會議上，居然無人響應「保衛南京」的號召，尤其是以何應欽為首的一大批軍官都認為應該主動放棄南京，將兵力直接集中於武漢或者長沙組織新的防線。

　　只從戰略戰術角度說，這思路不能說絕對是錯，但一方面以國軍的一貫打法，這種思路是否能落實；另一方面，國民政府最終直接把千把萬手無寸鐵民眾「扔」給對方的做法，到底是不可被原諒的。

　　然而11月24日的會議上，唐生智居然主動請纓，提出死守南京，並自薦擔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負責組織防禦。蔣介石對唐生智本人的個人能力持有懷疑態度，畢竟唐生智出身於湘系軍閥，不屬於蔣的嫡系，且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關係很好。

　　但唐生智的行為，恰好迎合了老蔣內心的想法，且「死守」「保衛首都」也完全符合政治正確。就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同意讓唐生智守南京。但其實從一開始所有人就都知道，這時需要的並不是什麼「戰將」，需要的只是一個「演員」，這註定是一場「表演性質」的象徵性防禦戰。也就是說，蔣介石清楚唐生智守不住南京，唐生智自己也知道自己守不住。

　　唐生智隨即整合了大量部隊，按照外圍阻擊、城牆防禦、巷戰策略部署防禦。

　　當時雙方兵力對比情況又如何呢？

　　根據《日本昭和史》《南京戰史》等日本留存下來的資料、結合中國歷史檔案館、其他國際學者的研究大致可以確認，日軍當時在南京投入的總兵力大約為15~20萬人，其中直接進入南京城及周邊地區的有10~12萬人。

　　其核心作戰部隊來自於第10軍的第6師團、第18師團、第114師團、國崎支隊，以及相對獨立的第16師團、第9師團、第13師團。這些部隊原本軍隸屬於上海派遣軍，1937年11月改組為華中方面軍。其總司令官，就是甲級戰犯松井石根。1937年12月5日開始，日軍進攻南京進入了極為關鍵的階段，最終經過一周左右的戰鬥，日軍於12月13日全面佔領南京，之後便開始了為期6周的大屠殺。

　　具體說來，13日初期日軍進入南京城的兵力，以第6和第16師團為主，大約3~4萬人，之後又有更多部隊進入，並一直維持在5~7萬人左右的規模。部分兵力則出於新任務的需要，被調往他處，並由其他的獨立混成旅團補充。也就是說，按照日方資料，當時在南京城內僅有數萬日軍。

　　根據《南京保衛戰史料彙編》，守衛南京的國軍部隊軍隸屬於南京衛戍司令部，正規軍為第2軍團的第66軍和83軍大約3萬人。還有蔣介石的精銳部隊，桂永清領導的教導總隊1萬人。另有中央軍的88師、87師、36師。除這些正規軍外，還有大量的地方部隊和民兵部隊，如第71軍、第78軍、憲兵總隊、警察部隊以及民團。粗略算起來保衛南京的中國守軍部隊最多也只有11萬人，而且其中真正能戰的正規軍部隊也就5~6萬人。

　　表面上看，中日兵力對比達到了0.9：1，但實際前者大量部隊都不滿編，實際對比很可能只有0.5:1。以當時中國軍隊的裝備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完全不可能與日軍正面抗衡。更不要說這些部隊很多還是新編部隊，缺乏訓練，步槍、機槍、迫擊炮都裝備不足，甚至存在大葯短缺的情況。

　　從後來的情況看，日軍僅在傷亡7000餘人的情況下，就突破了國軍設在南京外圍的最重要的防線，而且導致國軍損失了2~3萬人，成為了後來城破的關鍵。

　　更要命的是，唐生智雖然嘴上說著保衛南京，實際上犯下了非常多的錯誤。比如根據當時的一些回憶資料，唐生智到了南京之後經常不視察前線部隊，因此對具體的兵力情況缺乏了解。根據錯誤的信息，他將66軍，71軍等部署在了湯山、句容、淳化、烏龍山等大量的外圍地區，但這些部隊人數非常有限，缺乏重武器，又部署的如此分散，根本無法抵擋日軍的集中火力優勢。

　　另外城牆防線中最關鍵的光華門，中華門、中山門等，僅有88師和87師的部分殘部防守。教導總隊戰鬥力雖然強悍，但是僅有1萬人的部隊居然還被分散到了紫金山和城區中，無法集中起來。加上當時通信條件極為落後，各部隊之間缺乏溝通聯繫，有沒有主動設置偵查單位。

　　以至於國軍對於日軍的進攻路線火力配置完全不了解。12月18日，日軍第6師團從中華門突襲，完全打了中國軍隊一個措手不及。以及後來很多部隊的防線崩潰后，另一部分部隊仍在堅守頑抗，最終也陷入到了日軍的鉗形攻勢中。

　　其實南京保衛戰之前，唐生智原本有條件將城內的普通百姓轉移走，但為了「不動搖軍心」，彰顯南京守得住，他放棄了這樣做，而且主動破沉了大量的渡江船隻，卻給自己的「逃跑」留下了一部分。

　　12月12日他倉促下達撤退命令后，根本沒有考慮過城內的百姓和被擊垮的軍隊，最終把大量的軍民送入了日軍的虎口。根據歷史資料，南京保衛戰後，守衛南京的中國軍隊徹底崩潰，最終約10萬人傷亡，另有4~6萬人被俘虜。而唐生智自己卻跑到了武漢。

　　在蔣介石的日記中，雖然對南京的失守感到憤怒和失望，甚至提到了「指揮無能，損失慘重」，卻沒有點名批評唐生智。蔣介石本人，包括其嫡系將領的整體意見，均偏向於認為其實力在於國軍整體實力不足是主要原因，即「全軍之失」，而唐生智的指揮失誤只是次要因素。

　　話說回來，國軍高層能做出這樣的評價一點也不奇怪，畢竟南京保衛戰從一開始就是「象徵性防禦」，沒有任何人對唐生智能成功保衛南京有足夠的信心和預期，自然對他的失敗有了非常充分的心理預期。

　　國民黨軍戰鬥力拉垮、主要司令官玩忽職守甚至瞎指揮、政府內部也沒有想著堅定守土抗敵，而是寄希望於做出象徵性防禦，打出國際觀瞻，從而博得國際干預。可以說從當時的情況看，太多太多的因素，都註定著南京保衛戰不可能取得勝利。

　　當一個國家裝備精良的十幾萬人的正規軍都已經徹底崩潰，無法阻擋日軍的侵略時，作為一個普通人，面對武裝到牙齒的日軍，怎麼反抗呢？

　　很多人就是在這種極端絕望、崩潰的心態中失去了反抗能力，其中也有些是壓根沒有預料到日軍可以沒人性到如此地步。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沒有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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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30萬人這個遇難者的數字太多，另一方面是日本進入南京城的軍力規模太少。這種鮮明的對比，使得很多人誤以為當時的南京軍民並沒有積極反抗。其實恰恰相反，歷史資料中留存下來的中國軍民在極端困境中的頑強反抗案例可以說數不勝數，只是在很多人刻意的歪曲下被視而不見了。

　　比如12月9日當日軍第16師團進攻紫金山時，教導總隊的營長謝承瑞率部死守山頂制高點。面對日軍強勢火力依然死守，2天擊斃、擊傷日軍300多人。10日，日軍動用了坦克，陣地才最終陷落，其部也全軍覆沒。但在臨死前，營長拉響手榴彈與幾十日軍同歸於盡。

　　另外，第88師本就是淞滬會戰的殘部，他們負責光華門、中華門。值得一提的是，這雖是「逃跑將軍」孫元良的部隊，但其中也不乏鐵血之人。

　　在10日日軍進攻開始后，該部在12個小時內就擊退了日軍3次進攻，斃敵200多人，摧毀兩輛坦克，但孫元良本人早已被日寇嚇得肝膽破裂，和在淞滬會戰中一樣，他多次想要逃跑，還是被部下強硬「勸」回來的。

　　孫跑跑

　　儘管88師基層士兵英勇奮戰，但兩天後的12月12日，在傷亡5000多人的情況下，88師最終也不得不向城內撤退。

　　比如防守烏龍山炮台的第36師，其裝備相對精良，配備有75毫米山炮。這些火炮曾一度擊中日軍指揮部，導致日軍進攻暫停。但面對日軍後來的強勢反撲，烏龍山於12月10日失守，第36師傷亡將近7000人，失去了戰鬥力。

　　日軍進城后，南京還有5000多人的憲兵部隊，他們原本只是負責城內治安，但在最後的巷戰階段也發揮了作用。夫子廟，中山路等一帶，他們與日軍近戰。比如憲兵中尉張志忠帶領部設伏，從房屋內向日軍卡車投擲燃燒彈，與日軍拼刺刀。但因為裝備差距，最終憲兵部隊也全軍覆沒。

　　根據《谷壽夫判決書》中的內容，日軍當時對中國軍民的處決方式包括機槍掃射、刺刀刺殺、活埋，焚燒等等。進行這些處決行為時，被處決人數少則幾十人，多則數萬人。

　　大部分人都已經被捆綁，日軍為了以防萬一，還用坦克甚至艦炮封鎖了可能的逃跑路線。在如此絕對的火力優勢面前，成規模的反抗活動已經不可能，但小規模的反抗仍然數不勝數。

　　據《第16師團陣中日記》，1937年12月5日夜間的南京下關碼頭，當時有20~30人的國軍戰俘即將被處決。結果這些士兵趁日軍換崗時集體沖向江邊，部分人試圖跳江逃生，還有數人解開繩索後用石頭反擊日軍，將兩名日軍砸倒。隨後日軍用機槍掃射，絕大部分人被射殺，僅有幾人跳入江中，但因為當時處於冬季，又有日軍艦船封鎖，日軍猜測這些人最終被凍死。

　　另，根據倖存者王明德的口述，1937年12月14日，約有1000名國軍戰俘被押往雨花台山坡處，日軍準備將他們用刺刀捅殺。結果其中一名疑似隸屬於教導總隊的國軍軍官在被刺殺前掙脫繩索，奪取了日軍刺刀，還將對方腹部捅傷。其他人趁機衝擊日軍，約有10~20人成功逃到了附近的山林中，但很快日軍用機槍迅速掃射，反抗者全被屠殺。

　　據《拉貝日記》，12月16日約有2000名平民混雜著國軍戰俘被押送至漢中門的空地上，日軍準備用機槍將他們射殺。其中一名疑似教師的平民在被處決前高喊著「你們屠殺無辜，天理不容」，其他人也齊聲咒罵，引發了相當混亂，日軍非常驚恐，隨即開槍。《華中方面軍作戰日誌》也對此事有印證，書中寫到「漢中門俘虜有反抗跡象，立遭射殺。」

　　據李福生的口述，1937年12月17日南京中華門外大約有數百人被押往一處大土坑內，日軍準備將他們活埋。

　　其中一名很可能隸屬於808師的士兵在被推入坑前反抗用腳踢倒了一名日軍，還奪取了其步槍開火，擊傷兩名日軍。其他人也集體沖向日軍防線，試圖逃跑。根據《第6師團陣中日記》記錄，日軍認為「俘虜試圖逃跑」，因而「全部射殺」。

　　又比如日本在南京城北下關的江邊屠殺中國軍人時，日軍不敢相信，一星期沒有進食的中國軍人，仍然高聲吶喊衝擊日軍的押送部隊，以至於一度秩序失控，日軍不得不緊急向人群所在的方向潑汽油才能鎮住場面。

　　再如，1937年12月17日，日軍在草鞋峽江邊大規模屠殺數萬中國戰俘與平民時，中國戰俘與平民不顧日軍機槍的掃射，高喊著「奪槍！奪槍！」赤手空拳沖向日軍，直至全部倒下。

　　第六十五聯隊陸軍下士田中三郎（化名）回憶了當時的情況：「周圍開始變得微暗時，在田中所在位置的對面，聽說一個日本少尉被反抗的俘虜弄死了。傳達過來的警告說，『是他的刀被奪走才出事的，要警惕！』

　　」據田中推測，俘虜雖被倒背手反綁著，但並沒有串聯在一起，所以能夠被另一個俘虜用牙解開。大概是有的俘虜察覺到苗頭不對，而採取了豁出去的行動。其他大部分仍被反綁著的俘虜不可能加入此行動。在一個日本少尉被弄死的事情發生后不一會兒，向俘虜人群一齊射擊的命令下達了。

　　1938年2月23日，《大公報》（漢口版）第3版刊「中央社訊」，題為《敵獸行迭出，五百解除武裝軍士在京慘遭蹂躪殺害，活埋·淹溺·跌斃·火焚》，揭露了一起日軍在南京以「新奇」的野蠻方法，虐待、殘殺五百中國俘虜的暴行，還報道了中國戰俘在最後關頭與敵軍搏鬥犧牲的英雄壯舉：

　　聞有數十軍士知難免一死，等是一死，多掙扎挺身搶奪武器，或咬住敵耳部或腿部，以至被踢斃或刺死，然敵寇中亦有因之有數十人中流彈或耳墜流血致死雲。

　　1938年7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編印的《日寇暴行實錄》

　　正因為如此激烈的反抗，日軍在實施大規模集體屠殺時，進行了周密而充分的準備：選擇難以逃脫的場地，在四周部署重兵，架設多挺輕重機槍，將中國軍民驅趕至其中后突然開火。此時，即便手無寸鐵甚至被繩索捆綁的覺醒軍民，面對噴射著死亡火焰的侵略軍機槍，仍呼喊著前赴後繼地奮勇衝鋒，進行最後一搏直至倒下。

　　在南京城北下關江邊，日軍第十三師團山田支隊於烏龍山山麓集體屠殺約兩萬名戰俘與難民時，遭遇了遠超預期的激烈反抗。一位日軍輜重兵事後回憶道：

　　在我們清理屍體的前一天夜晚，兩支機槍小隊奉命出動。日軍指揮官判斷，這些在沙灘滯留的難民已斷糧一周，體力耗盡且毫無防備，只需兩支機槍小隊就足以解決了......

　　機槍在暗夜中噴吐火舌，積壓在難民心中的怒火瞬間迸發。當他們驟然明白這火舌意味著什麼時，紛紛高聲吶喊——成千上萬的難民冒著槍林彈雨沖向機槍小隊。這股人流足以填滿整個皇宮前整個廣場，他們帶著積攢七天的絕望與憤怒，頃刻間衝垮了措手不及的機槍小隊。

　　在稍高公路上的汽車隊目睹此景，不得不隨機應變採取措施。他們丟下了汽車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點起火柴並向那邊扔去。……蜂擁而來的人群，很快被燃燒起來的猛烈的火籬笆壓了下去，逃也逃不出，結果全都被殺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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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南京城中，不僅有這樣在屠殺面前的決死一搏，普通百姓還有更多的反抗案例。

　　1937年12月17日，汽車司機梁志成被日軍抓去運送彈藥。他拒不開車，當一個日軍軍官用槍威逼他時，他猛地一拳打倒這個軍官，然後撲到他身上，用雙手狠狠地扼住他的咽喉。其他日軍發現后，用刀亂刺梁志成。那軍官狼狽地爬起來，向梁開了一槍。梁志成昏倒在血泊中，日軍以為他死了，揚長而去。但梁志成沒有死，蘇醒后爬回家中，第二天終因傷重去世。（《新華日報》1951年3月3日）

　　日本海軍第十三航空隊轟炸機隊隊長奧宮正武在《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中記載，在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夜裡，「有一個勇敢的中國人，侵入我們陸軍小隊長級的青年士官的寢室，那裡面睡著十個還是十一個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國人把他們全都殺了」。

　　南京大屠殺中，婦女是受害最重的群體。她們對日軍暴行的反抗，也最為剛烈感人。

　　一位年僅19歲的婦女李秀英，已有7個月身孕，與父親李松山一同避難於設在安全區內、由美國教會創辦的五台山小學的一間地下室里。當數名日軍要對其施暴時，她進行了殊死的抗爭，身上被刺了三十多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並且肚子里的孩子沒保住，但她的頑強也讓日軍被迫放棄了進一步施暴。

　　幸運的是，李秀英得到美國醫生威爾遜（Robert Ory Wilson）的醫治，經7個月才恢復健康，並成為了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中的代表人物。

　　勇敢反抗日軍暴行的絕不僅是李秀英一人，還有些南京民眾憤然打死了強姦中國婦女的日軍士兵。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日記中記載了一位市民為保護妻女不受日軍侮辱，奮勇殺死日軍的事情：「不久前的一個晚上，一個醉醺醺的（日軍）士兵來到一個姓何的人家，要找一個年輕姑娘。何先生為了保護自己的愛人和女兒，見那個日本兵醉了，就殺了他，並將他掩埋在防空洞里……」

　　在南京市郊，日軍被斃的例子就更多了。日軍兵力主要控制城區，來到鄉間作惡時，如果人少，就會被村民用釘耙、鐵鍬、斧頭、殺豬刀和繩子幹掉，湯山鎮孟塘的一位黃姓地主，曾用斧頭一連殺掉6名來找「花姑娘」的鬼子。

　　據日軍第十軍第一一四師團重機槍部隊士兵田所耕造回憶：「有一個新潟的兵，一人跑到城裡去強姦，可是很長時間沒有回來，大家就去找他，把見到的男人都抓起來，叫他們說出來去向。拉出一個人來，當場砍死給他們看。這才把我們領到一個好像防空洞的貯藏蘋果的倉庫，那個新兵已被殺在蘋果堆里。他是抓了個女人去強姦時，讓人從背後用三齒鎬幹掉的。」

　　田所耕造

　　而在南京棲霞寺，一位原本躲避求生的道士甘盛榮在目睹了日寇多次闖入寺廟強暴婦女的罪行后，精通武藝的甘道長誓復國讎。

　　而道長有一隻經過訓練的猴子，能夠聽懂他的各種口令。

　　於是，一人一猴專門在埋伏落單的日寇散兵，猴子會在道長指令下分散鬼子的注意力，而甘道長趁機從背後用冷兵器擊殺鬼子，據傳聞，甘道長前後擊斃了十一頭鬼子。

　　但之後，道長下落不明，有人說是以身殉國，也有人說是歸隱山裡。

　　不僅是大屠殺期間有反抗，即便是在日軍自以為在南京城內建立起所謂「穩固」的殖民統治后，南京人民的反抗依然層出不窮。

　　1939年6月10日，在南京酒會上聚餐的日本上層軍官剛才還在高談闊論，但轉眼間竟一個個都吐起了白沫，歡樂的聚會直接變成了送命會。

　　負責這次毒殺日軍高層行動的英雄是潛伏在「日本領事館」（實際是日軍間諜機構）的一位普通的雜役詹長麟。

　　詹長麟在南京淪陷前本是一名普通的市民，靠在日本領事館做點雜活維持生計，南京大屠殺期間因為自己的工作身份僥倖生還，為此他心中萌生了向日寇復仇的念頭。

　　儘管行動中間出現疏漏，導致只毒死了兩個日本低層級的領事館成員，其中一人還詹長麟維持著不錯的表面關係。

　　2006年，當有記者詢問93歲的詹長麟是否後悔實施投毒行動時，詹長麟老人悲憤道：「我是真心要殺他的，因為我是中國人，我一定要報仇，因為我愛我的祖國呀！」

　　這也對應了《南京照相館》中主角對虛偽的日軍說的那句話：「我們不是朋友，絕對不是！」

　　這樣的反抗案例，多的數不過來，只是並非所有都被成功記錄了下來。可見即使是在當時極為絕望的條件下，中國軍民的反抗強度也絕不應受到詆毀。

　　尾聲

　　就是因為南京軍民的激烈反抗，日本每次屠殺都不得不做好充足的準備——選擇不利於俘虜逃脫的地點、部署重兵防守，應付不測、事先進行捆綁。

　　在今天，仍有很多反賊們拿著這些結論，來抨擊中國人的所謂「劣根性」，卻極大忽略了當時歷史條件下，一個和平的農業國家平民百姓，面對一個掠奪型工業國家士兵的兇殘時，那種絕望和無助。但就算這樣，中國人迸發的反抗之火，仍然耀眼異常。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能做的就是希望國家富強，勿忘歷史，勿讓歷史重演。

　　槍斃南京大屠殺罪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