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有那麼多思想家，可整個民族卻無法走向文明

俄國有那麼多思想家，可整個民族卻無法走向文明

　　俄國一直是一個「特殊之地」，西歐世界口中的「歐洲」，很多時候甚至並不包括俄國，俄國人對「西方」也有著相當複雜的情緒。

　　《俄國思想家》一書中寫道：「俄國對西方的感受：一方面，是思想上的尊崇、艷羨、仰慕，以及媲美與凌駕之心；另一方面，是情緒上的敵意、疑忌、鄙視，以及自我拙陋、不受歡迎、不獲接納——結果，對西方價值時或過度自備，時又妄行嘲弄。」

　　書中還寫道：「幾次拿破崙戰爭突然將俄國拖入歐洲，使俄國比先前更直接接觸了西方的啟蒙運動……一個半文盲、由國家支配、大體腐化的教會；一批人數微少、西化不完全、素養貧乏的官僚——這批官僚拼力壓抑並控制大群原始、半中世紀、社會與經濟俱欠開發，但精力旺盛而潛能未得培育，在桎梏里困掙的人民；一股遐邇傳遍的自卑感——面對西方文明，三教九流都自覺社會與思想不如人；此外，上位者任意威福、在下著作令人慾嘔的屈從與諂媚，造成一個扭曲變相的社會，凡稍具獨立、創意或性格的人，都難以找到任何正常發展的出路。」

　　這個描述，實在太過熟悉。

　　1909年出生於沙俄治下里加的以賽亞•伯林，對俄國思想界研究甚深。始終無意於系統理論營造的他，在《俄國思想家》中闡釋了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生活命運和思想狀況，擷取這一時期各個階段的代表人物，包括赫爾岑、巴枯寧、別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等，深入分析他們秉持的觀念及其所代表的時代精神，並且進一步探究了俄羅斯民族作為一個群體所具備的思想特徵。伯林對自由的探討，始終離不開自己的猶太身份，也離不開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國家意識。

　　俄國從不缺思想家，但這個龐大群體始終無法將整個民族和國家引向文明，這不得不說是一出人類歷史的悲劇。伯林寫道：「三四十年代俄國自由分子與激進分子，是一群孤立的啟蒙人物，一小群高度自覺的知識精英。他們在莫斯科或聖彼得堡的沙龍集會、爭論，但沒有平民支持，沒有政黨形式，也不具備範圍廣大的政治或社會架構。」

　　可反過來說，正是因為黑暗的籠罩，才讓那麼多知識分子堅守責任。當然，它也可被視為「專制下的低階起步」，書中就寫道：「我們對公共事務的態度都單純、天真得多。自由主義者惟恐失去自由一一我們尚無自由可失；他們憂慮政府干預工業一一我們的政府任意事事千預；他們害怕喪失人權 我們仍待爭取人權。」

　　托爾斯泰就是典型例子，即使他的思想觀念仍有遠離文明的一面。正如書中寫道：

　　「托爾斯泰無法擺脫經驗資料。再說，他當然畢生堅信經驗資料為惟一真實之物。但是，他也懷抱著形而上意味極深的信念，認為有一個體系在，經驗資料『必定』歸屬於這個體系——無論表面上是否如此。這劇烈的衝突，即本能判斷與理論信念——他的天賦和他的見解——之間的這項衝突，反映了道德生活的現實與主宰一切的定律之間一項永難解決的衝突。托爾斯泰說：道德生活帶來責任感、喜悅、哀傷、罪惡感、成就感——但這些全是幻覺；至於主宰一切的定律，我們所能得知者不過是它們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故凡自稱知道這些定律、凡自稱依循這些定律行事的科學家與歷史學家，無非撒謊欺人——但這些定律仍是惟一真實之物。世人常取果戈里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正常，同托爾斯泰的『清醒』相對照，實則比較之下，前二人是相當完整的人格，都具有連貫的看法與單一的靈見。不過上述的衝突，產生了《戰爭與和平》。此書之結體，固然妙造堅實，但是每當托爾斯泰記得，或者應該說，每當他提醒——即未能忘記——自己在做什麼，以及為什麼這麼做，就必定有一道深邃的裂隙豁然展開。」

　　伯林對俄國革命一向是全盤否定的態度，認為它阻撓了現代世界積極自由的形成，而這種波及世界的政治悲劇，恰恰源於俄國知識分子的一元政治觀念。19世紀中期，俄國知識分子出現了集體轉向，從關注歐洲自由主義運動，轉向關注本土問題，國家的封閉構築了思想牢籠，也催生了不妥協的革命。

　　在嚴苛的審查制度下，以小說、詩歌和評論為農奴發聲、為社會不公發聲，是俄國知識分子的傳統，這當然值得讚許，但對「民族榮光」的執著、對西方的複雜心理、俄羅斯專制底色的「熏陶」，又造就了俄國知識分子的局限。道德與勇氣固然可貴，但有時也會成為專制的匕首，製造烏托邦。

　　伯林對俄國知識分子有著共情的一面，欣賞他們的道德和勇氣。正如他在《俄國思想家》乃至其他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樣，因為政治的黑暗，文學必然成為俄國知識分子的舞台，成為一個真實的政治場域，「在俄國，社會與政治思想家變成詩人與小說家，具有創造力的作家則成為政論家。」伯林所真正反對的是一元論，他並不認為一個問題有且只有一個真正答案。當然，伯林並沒有極端地將「俄國思想家」這一群體推向「一元論」，而是強調他們身上存在的懷疑精神和批判能力。正如書中所言，「一般認為俄國人是陰鬱、神秘、自苦、略帶宗教性的民族，但伯林認為：就其善於言論的知識階層視之，他們是世人誇張而失實的十九世紀西方人；他們並沒有動輒流於不理性、並沒有神經質的自我；相反，他們擁有極端發達的推理能力、邏輯能力。」

　　只是俄國知識分子一方面對專制之痛有強烈感知，另一方面又因為強烈的道德感而過度關注於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那些問題和弊端，試圖在「民族性」中尋找答案，才導致最終的走向。這一點在知識分子的自我要求中也能看出差異，書中就寫道：「法國習慣認為，藝術家（作家）的道德水平高低及私生活情況與他的作品藝術水平高低沒有直接關係；法國藝術家會認為自己是接受訂單而創作作品的職業者。但俄國習慣認為，藝術家必須人格完整、整體獻身；一旦作家站在公共領域發表言語，就意味著他不應自我放縱、心存任何謊言與欺騙，而是負有引導人民道德觀念的完全責任。」

　　俄國的客觀情況也推動了俄國知識分子的選擇，相比英國這種憲政歷史和民間自治傳統悠久的國家，俄國知識分子在本國能看到的唯有黑暗，想以較小代價換取變革的空間幾乎並不存在。可以說，俄國面對的是無解的歷史走向。因此俄國民猝主義知識分子就會認為，「廣大農民（或歐洲廣大工人）所需者為衣食、人身保障，脫離疾病、無知、貧窮以及羞辱人格的不平等。至於政治權利、投票、議會、共和國形式，這些對無知、未開化、衣不蔽體、食難果腹的人沒有意義；這類計劃只有諷刺他們的慘狀而已。」

　　伯林最欣賞的當屬赫爾岑，盛讚其「政治觀和社會觀殊可謂原創獨造，而所以為獨造，興其原因之一端即可。在他當代寥寥幾位思想家裡，他原則上拒絕一切全盤概括的解決法，而且掌握到為文而造文、為真實世界之人與事而作文的重要關鍵識別——能有此掌握的思想家，古往今來，箋箋之數而已。」

　　1812年出生於貴族世家的赫爾岑，母親是德國斯圖加特人，父親在德國遊歷時將其帶回莫斯科，但因母親出身寒微，所以二人從未正式結婚，母親形同奴僕。這種身世使得赫爾岑嘗盡世態炎涼，連父親姓氏都無法繼承。

　　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后，赫爾岑步入激進，1834年被捕，1835年被流放，1841年再次被流放。1847年，赫爾岑流亡西歐，從此再未回到俄國，直至1870年去世。

　　赫爾岑的流亡經歷，與伯林的人生有契合之處。他對英國的讚賞，也與伯林相似。伯林作為堅定的憲政主義者，一直認為英國憲政既能保障個人自由，也能防止多數人的暴政。當俄國知識分子普遍轉向，傾向於暴力時，赫爾岑始終反對盲目革命，認為革命者一夜之間推翻舊世界並製造新世界不過是一種幻想，只有破壞並無建設。這也使得伯林表達出這樣的推崇：「他的道德觀、他對人生價值的尊重，他的整個生活方式都和六十年代的激進派有別。」

　　赫爾岑與伯林都將個人尊嚴與自由放在第一位，也因此註定會反感強制和計劃帶來的高效與穩定。正如赫爾岑所說：「自然並無計劃，歷史亦無劇本；原則上，並無任何單一鎖鑰、任何公式能解決個人或社會問題；普遍的解決並非解決，普遍的目的絕非真實目的，每一個時代各自有其質地，各自有其問題；捷徑與概念不能代替經驗；自由——特定時地之個體的自由——是一種絕對的價值；起碼的自由行動範圍對一切人都是一種道德性的必需。不得假借任何時代偉大思想家隨意調弄的抽象事物或普遍的原則，如永恆的贖救、歷史、人性或進步，而予壓制；國家、教會或無產階級，更不成名義——凡此巨大名目，只堪為可憎的殘酷與專制辯護而已，都是專為室扼人類感受與良知之聲而設計的法術公式。」

　　但很顯然，俄國的走向與他們期待的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