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將全面取消績點制，大學生不用「卷」成績了?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7月25日，北京大學教務部在校內信息門戶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做好本科學業評價工作的通知》，提出從設置容錯探索機制、增加等級制評定方式、完善課程考核反饋機制、深化學業多元評價等幾個方面，開展優化本科學生學業評價工作。雖然這份通知涉及學業評價的多個方面，但是新聞媒體無一例外，都將「全面取消績點」作為標題中博取眼球的關鍵字眼。
實際上，這份通知有關績點的內容只有兩處。一處是在深化學業多元評價方面，提出「不以單一標準評價學生學業能力，自在學年級為2025級的學生開始，學生學業情況將由成績單完整體現，在各類含有學業評價的工作中不再使用績點」。另一處則是強調「等級製成績不換算成績點」，各個院系可以結合學科特點和學生學習情況，制定相對統一的等級制評價體系。
換句話說，全面取消績點是本科學業評價改革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本科學業評價中全面取消績點涉及到不少方面的配套改革。毋庸置疑的是，績點制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也的確牽動人心，所以才會引起如此之大的關注。
但是，我們既不應將學業評價改革完全等同於取消績點，也不應過分放大取消績點本身的作用。
天下大學生苦績點久矣
大學課程的學生成績評定方式，包括百分制、等級制、合格制等，其區分度和顆粒度依次遞增。平均學分績點（GPA，Grade Point Average）通過一定的換算規則，可以將學生成績均一化為0到4.0分之間，從而實現了跨校跨專業的可比性，方便在留學、保研、入黨、就業等方面對學生進行學業評價。
績點制本身是一種制度創新，通過標準化的成績換算，使不同高校與專業的大學生可以進行橫向比較。換句話說，績點就像是大學生的「硬通貨」，可以據此分配資源，使績優學生獲得獎學金、升學深造等稀缺機會。但是，這樣一種完全量化的成績評定，以及與之匹配的「一刀切」，實現了對大學生的完美鎖定。
與此同時，績點制在不斷開疆拓土，蠶食幾乎所有課程，以及課程以外所有可以用於評定大學生的活動。這使任何一個可以和績點掛鉤、換算的活動，都同課程一樣，因為「卷績點」而變味和扭曲。
這讓大學生的功利性極強，課程學習的動機也出現扭曲。大學生上課不再是為了開闊視野、獲取知識和滿足好奇心，而是為了提高績點以獲得保研等方面的資格。我曾聽一些大學生私下交流選課經驗，他們所奉為圭臬的選課指南，更多關注的是如何選到不付出而高績點的「水課」。
這樣的課程往往要求不高，教師慷慨給分，學生皆大歡喜。但是，如此選課恰恰是一種誤導，使大學生失去了學習的動力。相對來說，那些難度大、要求高和充滿挑戰的課程，教師打分相對嚴苛，學生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來準備和複習，則是大學生唯恐避之不及的「天坑」課程。
於是乎，大學課程選擇成為一種精於計算的理性選擇，而實際上不過是一種精明的算計，也偏離了大學應有的發展軌道。
比如，績點焦慮的學生千方百計地追求高分，課程作業越寫越長，課堂展示越來越花里胡哨，形式大過內容。再如，大學生來聽學術講座，可能不是為了了解研究前沿，而不過是為績點加分罷了。
威廉·德雷謝維奇在《優秀的綿羊》一書中，就談到了美國大學的成績膨脹帶來的問題。他指出，「在如今的校園裡，學生普遍以低質量功課換取老師的高評分。」這是因為，「平均GPA越高，分數貶值越厲害，用分數區分學生之間的素質差異也就變得更加困難，學生也就更沒有動力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績點焦慮反噬大學生
績點制類似於企業管理流行的「強制分佈法」，即必須要按照一定比例，將員工績效分為優良差等檔次，其中績效差的員工面臨調崗或裁員風險。這種剛性制度有助於打破「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做法，有利於激發員工的士氣，但也並非毫無副作用。
大學生「卷績點」，並非什麼新鮮事，近些年來卻愈演愈烈，以至於反噬大學教育應有的價值。大學生為了績點而忙得一塌糊塗，圍繞績點而展開激烈的競爭。但是，這樣一種單向度的競爭，卻並非高等教育所應有的樣子。強化績點的選拔作用，無異於將大學「高中化」，而大學課程考試也趨向於「高考化」。
大學生活應該是豐富多彩的，大學生應該是千姿百態的。當高校將大學生的所有表現都通過績點這樣一種簡單粗暴的指標來表徵時，所有方面的表現都會黯然失色。在這樣一種績優主義的「指揮棒」下，大學生就像停不下來的陀螺一樣旋轉，卻迷失了大學的方向。
比如有學生在課後反饋，她在我負責的一門課上的績點不高，就可能導致滿盤皆輸，從而錯失保研資格。可以說，圍繞績點而展開的競爭是殘酷無情的，也是「錙銖必報」的計算與較量。但是，如果兩個人的績點相差無幾，就因為小數點後面兩位數的微小差距，而決定保研資格或其他機會，那麼這本身就說明問題。
特別是北大清華等頭部高校，入學選拔的都是高考成績最好的一批學生。他們之間不分伯仲，也不應該硬性按照績點來分個三六九等。如果強制要求教師在考查學生時，按照一個不容商量的優秀率來評分，就可能因為名不副實而導致事與願違。
績點也讓大學生之間的關係難以融洽，因為學校通常設置課程成績優秀率指標，這使績點成為一種相對成績評定，一個人的成績取決於其他人的平均成績和分佈狀況。哪怕是人人高分，績點也未必高。只有拉開分差，才能讓高分獲得高績點。
與此同時，大學生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問題也日益凸顯。尚未準備好的大學生，還在懵懂之中，就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績點大戰。不少大學生直到快畢業了，還沒有適應這樣一種競爭格局，但為時已晚。
鄭雅君在《金榜題名之後——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一書中，就揭示了大學生經歷迷茫的痛苦過程，而刷績點在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特別是沒有提前進行大學學業規劃的人，往往錯失良機，抱憾終身。
全面取消績點，學業評價會變好嗎？
在學業評價中削弱績點的主導地位，乃至全面取消績點，或許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改善。打破績點在學業評價中的主導地位，採取更加多元化的學業評價機制，這是這場改革所採取的措施和期望實現的目標。
這會營造一種更加包容的校園氛圍，鼓勵大學生選擇難度和挑戰更大的課程，而不是沉迷於「水課」不能自拔。這也會讓大學生探索課程以外更加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而不是為了增加課業成績而錯過了大學生活本應有的樣子。
當然，全面取消績點改革也會引導大學教師創新課程設計與教學，發展更富有創意和心意的課程。教師不必擔心課業成績對學生績點的影響，可以不用刻意安排閉卷考試或開卷考試，而是能夠採取更符合智能時代的考查方式。
比如，一些教師擔心通過課程論文考查學生，可能面臨生成式人工智慧濫用風險，也會遭遇績點焦慮的大學生質疑。全面取消績點后，教師的擔憂會有所緩解，課程設計與教學也能夠更加隨心所欲，進一步貼近大學課程應有的理想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全面取消績點能否會帶來預期影響，還需要關注大學生的行為轉換和心態轉變。如果大學生的學習動機不能有所改變，也沒有類似於績點這樣的學業評價機制加以激勵，那麼大學生也可能從「卷績點」的一個極端走向「躺平」的另一個極端。
因此，要確保這項改革是持續向前的，特別是做好相關改革的銜接和配套，使大學生也同樣能夠對學業評價改革保持預期和堅定信心。
北京大學並非第一所全面取消績點的高校，此前也有不少高校進行了類似的探索和改革，而未來也會有更多高校繼續試水。當然，其他高校是否應該逐步淡化乃至取消績點，教育主管部門是否應該指導和規範，都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但是，毫無疑問的是，當越來越的高校形成共識並全面取消績點時，才能真正帶來學業評價改革和大學教育轉型。
除了全面取消績點，還應做什麼改革？
績點制在中國高校大行其道，其背後也有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因素。就像中國人發明了科舉制一樣，績點制也尤其適合在中國發揚光大。績點制就像高考和考公考編一樣，都在通過一種嚴苛的量化考試來層層篩選人才。這樣一種績優主義的制度表面上看是選賢任能，實際上是將賢能逐步窄化和量化，也在無意之中背離了制度設計的初衷。
客觀上不再使用績點來對學業進行評價，不意味著績點就會消失，也不意味著績點焦慮就會緩和。當大學生需要優中選優，分配入黨、獎學金、保研等稀缺機會時，就需要一把尺子來丈量高低。當學生在同其他高校的同輩比較時，依然可以輕鬆換算績點，也依然需要績點來進行遴選。換句話說，如果不剷除滋生績點焦慮的土壤，就不可能走出績點制籠罩著的陰影。
績點制從學業評價的形式蛻變為一種形式主義，並非績點的形式本身出了問題，而是使用這種形式的人出了問題。只要形式服務的內容不變，那麼完全換掉形式，依然治標不治本。因為其他學業評價的形式也會捲土重來，無論是合格制、等級制還是百分制，課程成績記載方式的不同，只不過帶來了績點換算公式的差異罷了。
已故公共管理學者克里斯托弗·胡德曾撰文指出，可以把績效考評體制分為三種，分別是目標體制、排名體制和情報體制。目標體制設定績效的最低門檻並加以監測，排名體制比較不同單位的績效並排列順序，而情報體制將績效得分作為用戶選擇、政策調整或管理干預的背景信息。相對來說，三者適用的社會文化也不盡相同，分別是等級主義、個人主義和平均主義。
績點制是一種介乎目標體制與排名體制的學業評價方式，符合個人主義和等級主義的社會文化，鼓勵通過競爭而分級。之所以績點制帶來如此之多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乃因它是一種「強力激勵」。與之掛鉤的資源分配影響巨大，甚至可以說是「一點定終身」，所以才會使之扭曲和變味。
當人們將如此之多的訴求都加諸於績點之上時，績點制也就因為難以承受之重而帶來諸多問題。因此，弱化與績點相關的激勵，使績點回歸到提供情報的定位，哪怕不取消績點，也不會造成績點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