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賣港口，為什麼不能簡單說「在商言商」？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如果是筆無關緊要的生意，比如賣一個玩具廠，買一個寫字樓，你可以說是「在商言商」，由賣家買家達成交易協議交易就行了，不用考慮國家政治。但是當交易涉及到二十多個國家的四十多家港口，這樣的交易早就超出了單純「商」的範疇，開始對整個產業格局和國家利益產生影響，換做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不從更宏觀的經濟乃至國家安全層面進行審視。
事實上很多跨國企業併購案例，政治力量都會介入，會進行反壟斷或國家安全審查。所謂的「在商言商」，在重大國際交易中根本就是一個不存在的假議題。而且把商業問題政治化的，恰恰正是這幾百年一直高喊所謂「自由貿易」的歐美各國。
舉例來說，中國若想收購光刻機巨頭ASML，不光荷蘭和歐盟不會同意，連美國也一定不會同意。美國有外國投資委員會，就是專門對在美國的投資與併購進行安全審查。日本制鐵要購買美國鋼鐵公司的行為，就被美國拜登政府以有損美國經濟安全為由否決。我們幾年前在台北有筆600億的商業投資，就被蔡政府以「國安疑慮」無端否決。
特朗普要奪回巴拿馬運河，不也是從中美對抗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競爭需要考慮？過去多年，無論歐洲在美國的併購，或是美國在歐洲的併購，甚至他們分別在第三國的併購，只要交易標的足夠大，都要經過繁瑣的反壟斷或安全審查，被否決的案例比比皆是。
盟國之間尚且如此，何況正激烈競爭的中美之間？中國政府怎麼可能坐視長和把這些港口賣給貝萊德，眼見這些資產從一家中國香港控制的資產變成由美國公司控制的資產？
香港畢竟是「中國香港」，不是「世界香港」，更不是「美國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要對國家盡到它的政治責任，在香港這個城市的資本巨頭也必然要比一般人一般企業承擔更多政治責任。
在這筆交易中，毋庸置疑，特朗普政府動用國家力量進行施壓，他本人甚至放言威脅，而且通過操縱巴拿馬政府對長和擁有的兩個港口進行所謂「審計」是李嘉誠賣掉港口的重要原因。美國是個為維護自身利益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國家，而且是世界頭號強國，奉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更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在這樣巨大的政治脅迫壓力下，靠長和一個公司實體去對抗博弈，確實力不從心，也不具備任何對抗博弈能力，而且還可能給公司旗下其它產業帶來關聯風險，甚至像孟晚舟被扣留綁架那樣的風險。
可能正是這個擔憂驅使，抱著「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態，為避免整個集團陷入中美對抗的漩渦，從規避風險考慮，長和做出了賣掉港口的決定，這也符合李嘉誠長期以來重視風險規避的經營哲學。
說李嘉誠是什麼漢奸，賣國賊，在關鍵時候出賣國家利益，背叛和出賣全體中國人，可能真有點過了，這個帽子扣得有點太大。因為至少從主觀動機上，李嘉誠不是這種人，也沒必要做這種人。之前國家比西方弱小很多的時候他都不當漢奸出賣國家利益，現在為什麼要那樣做？他就是「政治」這根弦沒有繃緊，在美國的脅迫壓力下急於出手，沒有過多考慮可能對中國在中美對抗中帶來的不利因素就倉促做出了這個決定，但殊不知的是，恰恰是這樣的一個想遠離中美對抗的避險做法，把自己反而放到了中美對抗的前緣，給自己帶來了更大的風險和被動。
其實在特朗普脅迫下的長和，完全可以通過特定渠道與國家溝通，藉助國家力量，以國家為後盾來處理這個事情。以李嘉誠的人脈和長和的體量，大概不會有人認為和中央沒有特別溝通渠道吧？如果雙方之前能進行這樣的充分溝通，長和主動提出尋求國家幫助，或者退一萬步講，哪怕長和在交易前和中央打個招呼，徵求一下中央意見，或是為避免陷入中美對抗風險提出把這些港口賣給內地國資控制的港口或遠洋運輸集團，中央也一定會慎重考慮，會從大局出發做出安排。
中央當然希望港資巨頭在中美對抗的關鍵時刻能挺身而出，頂得上，靠得住，為國家利益在商業戰場衝鋒陷陣。但另一方面，從香港的特殊情況出發，中央也一定不會勉為其難，硬趕鴨子上架，要求港資巨頭去打前鋒。只要港資在關鍵時候心裡有國家，能考慮到國家整體利益和經濟安全，有政治的這根弦，中央就已經很欣慰了。若長和提出請求中央一定會從實際出發做出妥善安排，一方面確保企業實體利益，一方面最大化國家利益。
但遺憾的是，從這件事曝光后的情況看，顯然長和沒有提前和中央做這樣的溝通，或者至少雙方的溝通是不充分、不暢通的。結果把這麼重要的一張牌，賣給了美國資本。這是長和作為一個有重要影響的港資巨頭必須反思的地方，也是以後有關部門在工作中應該強化的主動作為精神和政治經濟安全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