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翔談解救王星案：關於販賣人口法律是否應調整?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近日，演員王星赴泰拍戲被騙至緬甸，隨後被解救的事件持續發酵。據媒體報道，另有親友求助稱，兩名20多歲的女孩受邀去泰國旅遊，被帶入緬甸詐騙園后失聯。1月8日，據泰國皇家警察透露，從初步調查來看，演員王星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
人口販賣是一種國際犯罪，參與國際公約的所有締約國都有打擊的義務。
我國刑罰體系如何定性人口販賣？
不少人認為，人口販賣主要針對是女性；其實不然，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有可能成為人口販賣的受害人。現行《刑法》，對此應該如何應對呢？
針對婦女兒童的販賣行為，《刑法》第240條規定了拐賣婦女、兒童罪，第241條規定了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顯然，這兩個犯罪的被害人，不包括成年男性。那麼，如果拐賣成年男性，該當何罪呢？
因此，有必要簡單聊聊販賣人口犯罪的立法沿革。
1979年《刑法》曾經規定過拐賣人口罪：拐賣人口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論男女，都可以成為此罪的對象。
199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以下簡稱《嚴懲拐賣決定》）。為了突出對婦女、兒童的保護，該決定規定了拐賣婦女、兒童罪，並將法定刑提高到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6種加重情節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
該決定首次增加了收買型犯罪，收買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兒童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這個決定出台之後，拐賣人口罪和拐賣婦女、兒童罪，可謂普通法和特別法的關係；如果拐賣14 周歲以上的男子，依然可以拐賣人口罪定罪處罰。
應該說來，這種立法是比較合理的。事實上，在1997年修訂《刑法》過程中，也有保留拐賣人口罪的聲音：「有學者和部門提出，如果只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罪，完全取代拐賣人口罪，對拐賣婦女、兒童以外的人的犯罪，就不好處理，實踐中也存在拐賣男子當勞動力的情況，建議還是規定拐賣人口罪，對拐賣婦女、兒童的，可以從重處罰。立法機關經研究，考慮到拐賣男子屬於極其罕見的情況，直接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罪具有懲治的針對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威懾力，因此最終沒有採納這種意見。」
1997年《刑法》，保留了1991年《嚴懲拐賣決定》的相關規定，但廢除了拐賣人口罪，增加了強迫職工勞動罪，法定刑最高為3年有期徒刑。
這可能就會出現法律漏洞，如果以出賣為目的，拐賣14周歲以上的男子，還沒有找到買家即被抓獲，按照1979年的《刑法》規定，構成拐賣人口罪，可以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按照1997年《刑法》的規定，卻可能不構成犯罪。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將強迫職工勞動罪修改為強迫勞動罪，法定最高刑調整到10年有期徒刑。同時，增加了「明知他人實施前款（強迫勞動）行為，為其招募、運送人員或者有其他協助強迫他人勞動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的規定。
但是，法律漏洞依然沒有得到完全填補。有學者認為，上述規定屬於幫助犯的量刑規則，依然要符合「共犯從屬說」。共犯從屬說是一個比較專業的法律術語，意思是幫助犯的成立取決於是否有實行行為。比如，張三殺人，李四給了張三一把刀，但張三在去殺人的路上掉到糞坑，被糞水淹沒，昏迷不醒。因為沒有故意殺人的實行行為，所以李四給刀的幫助行為不構成犯罪。因此，按照這種觀點，如果沒有強迫勞動的實行行為，招募、運送人員或者有其他協助強迫他人勞動的行為就不構成犯罪。
我個人傾向於認為，這個條款是一個特別規定。理由在於《刑法》第240條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明確規定，「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這六種行為都是拐賣的實行行為。如果以出賣為目的，只實施了拐騙、綁架、收買等行為，即便還沒有實際出賣，所謂只拐未賣，也是構成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
因此，從體系解釋的角度，如果拐賣男性強迫其從事電詐，即便只有拐騙行為，還沒有實際出售，也應以既遂論處，否則就會出現嚴重的不公平。總之，無論是否存在強迫勞動的實行行為，只要實施了招募、運送人員或者有其他協助強迫他人勞動的行為，就應該構成強迫勞動罪。
然而，雖然以招工為名，拐賣14周歲以上的男子就可以構成強迫勞動罪。但是，如果行為人拐賣男子的目的，不是強迫勞動，而是器官移植、賣血等其他目的；如果還沒有故意傷害、強迫賣血的實行行為，也未剝奪人身自由，就只能評價為故意傷害罪、強迫賣血罪的犯罪預備；即便處理，其刑罰也明顯低於原來拐賣人口罪的規定。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拐騙婦女賣到境外強迫勞動，這是構成拐賣婦女罪，還是強迫勞動罪，也值得研究。人們一般認為，拐賣婦女，通常是賣給他人做老婆，但現在也有不少賣去做勞工，甚至強迫賣淫的。這其實也是一種出賣行為，按照拐賣婦女罪來定，刑罰會更重。因為它的起點刑是5-10年，如果有加重情節如將被拐婦女賣到境外的，可以判到10年以上、無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是，將男性賣到境外強迫勞動，只能按照強迫勞動罪定罪，一般只能判三年以下，情節嚴重的最高只能判到十年。有學者就認為，這可能就不太公平。
國際公約下的販賣人口犯罪
販賣人口犯罪是一種國際犯罪，聯合國大會於2000年通過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以下簡稱《販運人口議定書》），我國2010年成為締約國。《販運人口議定書》規定：「販運人口，系指為剝削目的，而通過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過其他形式的脅迫，通過誘拐、欺詐、欺騙、濫用權力或濫用脆弱境況，或通過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對另一人有控制權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
按照該規定，販運人口，既包括「拐賣」常見的招募、運送、轉移、窩藏行為，也包括接收行為。因此，販運人口，既包括賣，也包括買。《販運人口議定書》強調，販運人口必須具有剝削目的。剝削，應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在世界範圍內，不少國家和地區都採取了國際公約的做法，以剝削為目的的買賣人口都構成販運人口罪，不區分男女；同時，買方與賣方的刑罰，也並無明顯區別。
販運人口犯罪現象不容樂觀。當前全國拐賣婦女、兒童案件總體呈下降趨勢，傳統的以出賣為目的的拐賣犯罪雖然逐漸得到控制， 但以勞動剝削和性服務為目的的拐賣人口犯罪卻呈上升趨勢。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的2020年《全球報告》顯示，婦女和女童仍然特別容易受到販運人口的影響。2018年，全世界每10名被發現的受害者中，約有5名是成年婦女，2名是女童。該報告還顯示，在所有被發現的受害者中，約三分之一是兒童，包括女童和男童，而20%是成年男子。50%的受害者，因性剝削目的被販運；而38%的受害者，因強迫勞動目的被販運。
關於剝削類型的比例
女童：72%的女童因性剝削目的被販運，21%因強迫勞動目的被販運，7%因其他形式目的被販運。
男童：23%的男童因性剝削目的被販運，66%因強迫勞動目的被販運，11%因其他形式目的被販運。
婦女：77%的婦女因性剝削目的被販運，14%因強迫勞動目的被販運，9%因其他形式目的被販運。
男子：17%的男子因性剝削目的被販運，67%因強迫勞動目的被販運，1%因切除器官目的被販運，15%因其他形式目的被販運。
聯合國官方網站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發現的人口販運受害者人數比2019年下降了11%，但男性受害者是唯一一個比2019年增加約3%的群體。
因此，一方面，必須用足用好現有法律規定，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另一方面，也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販運人口犯罪的法律規定，有無調整的必要。
在世界範圍內，有關販運人口犯罪的立法，有單一制和複合制兩種形式。前者以一個罪名涵蓋販運人口犯罪的所有行為類型，後者則區分為多個罪名。我國採取複合制，這種做法是比較合理的。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組織賣淫等犯罪都屬於販運人口犯罪，它與買賣人口侵犯的法益不同，沒有必要規定在一個犯罪中。
但是，對於買賣人口的犯罪，是否有必要進行體系性的整合，還是值得研究的。無論何種性別、年齡，買賣行為都是對人的物化，褻瀆了人性尊嚴，都侵犯了人之不可買賣的權利。
現行《刑法》取消了拐賣人口罪，表面上是為了強調對婦女、兒童的保護，但這其實考慮了人身權以外的其他利益。有學者指出，當時制定法律主要為了對「弱者利益」的保護，這雖然有現實性的合理性，但不應該用犧牲某種利益的方式來突出這一點；否則，就會出現與立法原意相違背的情況。
在拐賣人口犯罪中，無論何種性別、年齡的被害人，其實都是弱者。因此，一種思路是可以將《刑法》第 240 條、241 條、244 條、262 條進行整合，將拐賣婦女、兒童罪，收買被拐買的婦女、兒童罪，強迫勞動罪，拐騙兒童罪統一為買賣人口罪，形式上實現同罪同刑，也與國際公約接軌。
需要說明的是，同罪同刑只是說相同罪名、相同量刑幅度，並不意味著賣方和買方適用完全一樣的宣告刑，共同犯罪也是可以區分主犯和從犯的。
當然，這個想法是否合理，還有待斟酌。畢竟立法修改茲事體大，不能紙上談兵，空有激情，需要慎重調研思考，實事求是。無論如何，作為一種國際犯罪，各締約國對於販賣人口犯罪都應該根據現有的規定嚴厲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