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發現：學神學渣的養成，主要看爹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作者 | 南風窗記者 姚遠
值班主編 | 趙靖含
教育社會學家姜以琳時常與失望為伍。
她發現，人們對教育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期待。在廣泛的社會共識中，教育是改變命運的樞紐，是向上流動的階梯，它是人類創造的、讓這個世界更公平向善的偉大系統。
從前的姜以琳也這麼想，所以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她懷著美好的願望走進教育社會學的田野，卻逐漸在這片燦爛田野中察覺它更為冷峻與殘忍的底色。
2012年，為了弄清楚東亞教育中精英學生的培養機制，姜以琳在北京兩所頂尖高中展開了她的田野調查。
她追蹤28名來自富裕階層的北京高中生，與他們一起上課、同吃同住。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學神》）中，姜以琳細緻描述了優渥的家境如何給予這些精英學生以豐沛的資源和極高的配得感，如何使他們在教育競爭和未來的職場競爭中獲得成功。
姜以琳很快便在研究中發現，教育的功用似乎與人們盼望的恰恰相反：它無法促進階層流動，卻會促進階層的自我複製。
姜以琳
這個過程中，姜以琳常常對現實感到失望，但她依然會覺得自己在做一件重要的事。
無論世界上哪個國家，教育社會學家們都觀察到一致的發展趨勢：精英學生大都來自精英家庭，普通工薪家庭和貧困家庭的學生則愈發難以通過學習向上流動。
「儘管教育並不公平，它還是會一種『公平』的面貌去合理化最終結果。教育讓人們覺得自己理所當然位於現有的階層之中。」姜以琳對南風窗說。
一個社會的教育制度、醫藥改革方案、社會福利政策甚至是媒體環境，「無一不是各行各業的精英群體在進行決策」。她對精英展開研究，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勾勒政策的決策過程、社會的運作機制。姜以琳說，這便是社會學學者們的職責所在。
01
天賦能力說
某個明媚的清晨，升旗儀式。校領導邀請學生會成員上台，向全校師生表揚他們在過去這個學年所從事工作。
成員們走上講台，依次站成一行。校領導每念到一個名字，對應的學生就會向前一步，對台下鞠躬，聆聽禮貌的掌聲。這個近乎機械化的流程很快被擾亂了，當一名男孩被喊到名字、向台下鞠躬時，掌聲並沒有如期響起。
姜以琳與學生們一起站在台下，目睹了人群中發生的怪異一幕。她聽見周圍傳來咯咯的嗤笑和語氣輕蔑的議論：「他是學生會的？」騷動甚至掩蓋了稀稀落落的掌聲，成為男孩得到的唯一反饋。
同學們之所以表現得如此輕蔑，只是因為在這所頂尖高中，男孩是一名成績不佳的學生。
十年過去，姜以琳依然對這個掌聲寥寥的瞬間記憶猶新。「同學給彼此一些掌聲，又有什麼關係？拍兩下手而已。」姜以琳有些難過，「只是因為學習狀況比較差，大家就不再認可他其他的努力與才華。」
與之類似的、令人揪心的小小瞬間，姜以琳在這所高中還目睹過無數個。她從中發現，學生之間存在一種地位競爭關係，依據學習成績與「鬆弛感」，分成「學神——學霸——學渣——學弱」，從上至下，構成這所高中的地位結構。
處於結構上層的學生可以得到同伴堅定不移的關注與信賴，而處於下層的學生，即使是取得了成就仍然會被同伴取笑，極端情況下，姜以琳甚至見過個別「學弱」被同學刻意排擠和忽略。
幾乎所有學生都無意識地遵從這套地位結構，就像財富定義著一個人在社會上的成就，成績決定了一名學生在學校中的價值。
「高中是中國精英學生未來地位競爭的訓練場。」姜以琳後來寫道。
「學神」是這場地位競爭中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一群人。莫大的學業壓力之下，他們表現得異常從容，無需十分刻苦就能取得優異的成績。這份「鬆弛感」，是他們凌駕於成績相仿的「學霸」之上的依據。
「鬆弛感」也是區分「學渣」與「學弱」的標準。同樣是成績不佳，倘若一名學生表現得異常刻苦卻始終無法取得成績上的進步，他們就會被定義成「學弱」，落入鄙視鏈的最底端。
一名「學渣」向姜以琳堅稱，他寧願自己只是懶散、不用功，也不願努力學習卻依然成績欠佳。「這會說明這個人大腦有問題」，他說。
「弱智」「愚蠢」「沒希望了」，是成績在平均線以上的學生們對「學弱」群體的常見評價。
一名「學霸」甚至在談起「學弱」為什麼是「學弱」時，脫口而出：「這是基因決定的」。
精英學生看重所謂的天生能力，低估甚至拒絕接受後天努力具有的潛在意義。在這套價值觀的操縱之下，他們對自己的成績和在學校中所處的地位層級持有一種宿命論的看法——「成績好壞本質上是智商差距，無能為力去改變什麼」。
姜以琳對此有些擔憂。「天賦能力說」在校園中如此流行，以至於讓精英學生們忽視了造成彼此成績差異的後天因素，譬如學習習慣、家庭經濟水平、父母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理念、在校園以外可以接觸的教育資源等等。
這種「天賦說」，合理化了他們從家庭傳承來的優勢、抹平了人與人之間的資源差異，讓一切分化看起來合情合理。
從高中起便根植下來的地位觀念，或許會在他們往後的人生中發揮潛移默化的影響。姜以琳懷著擔憂，在書中寫道：「如果本研究中的精英學生有相當高的機會成為未來的精英，他們對地位競爭和社會層級的看法或許會影響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
「如果未來的社會經濟精英認為窮人或教育程度較低的大眾是由於先天能力的缺乏而處於糟糕的生存處境，他們就不太可能對世界各地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提出異議。」
02
家境篩選
教育社會學家不相信天賦能力說。
教育社會學認為，家境是決定一名學生學業表現的最重要的因素。學者們通過大量的統計數據發現，無論世界上哪個國家，無論教育篩選以怎樣的形式進行，最終「都是在篩選學生的家庭背景」。
據姜以琳個人觀察，北京頂尖高中的精英學生中，來自工薪階層家庭的寥寥無幾。
家境首先會決定一名學生的戶口所在地。過去十年，北大清華兩所頂尖院校會在北京市錄取排名前1%的學生，相比之下，山東學生被錄取則需要進入全省前0.1%，廣東學生需要進入全省前0.03%。為了在未來的教育競爭中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一份北京戶口是精英家庭在孩子出生前就準備好的大禮。
其次是學校。儘管都在北京，學校與學校之間的資源差距依然像一道越不過去的天塹。
據北京教育考試院2019年的統計數據，海淀區向清華北大輸送了全北京50%以上的生源，而海淀區最頂尖的六所公立高中，承包了海淀區90%以上的清北錄取名額。
而一所頂尖高中就讀資格，往往意味著一套價值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學區房，和難以計數的課外輔導開銷。
當然，物質條件還只是最基礎的。精英家庭給予孩子最大的厚禮，是一份更罕有的「文化資本」。
「比如父母對升學體系的了解。大概率他們自己也經歷過，而且還勝出了、是贏家，完全知道該怎麼玩這個遊戲。」姜以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
她曾訪談過一名女孩，名字叫克萊爾，後來取得了耶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她的媽媽是一位博士學位擁有者，且所有家庭成員都接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
克萊爾媽媽堅稱，女兒申請美國大學的過程中，自己「沒有做任何事」，對此她向姜以琳表達了深深的自責。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女兒準備SAT考試，她請來了家教；女兒寫申請信和論文，她給予了修改建議；一旦女兒感到緊張、焦慮，她會和女兒坐在一起、與她促膝長談。
「其實幫助可大了。」姜以琳評價。一名博士母親給予的指導，多少中國孩子有機會享有呢？
就在姜以琳的訪談途中，克萊爾媽媽突然接到女兒的電話，請她幫忙做個海報。她趕緊交代博士生們來幫忙，很快便印出來一張人形大小的海報。「但我之後再問他們，沒有任何人記得這個細節。他們不覺得這算是什麼值得說的事情。」姜以琳說。這位高知母親看來「不值一提」的對女兒的幫助，卻並非普通家庭觸手可及的資源。
令姜以琳印象深刻的訪談對象，還有一名姓郭的父親。他是個性格溫和、輕言細語的中年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在一個人口稠密的高考大省中取得前五十名的成績，因此來到北京。他承認兒子羅伯特大概率無法在高考中取得和他一樣的成績，於是早早便計劃將他送往美國讀書。
郭先生以一種隱秘而委婉的方法指導了羅伯特的升學路徑。羅伯特初二的暑假，郭先生給羅伯特報名了一次研學旅行，去探訪美國東海岸和西海岸的各所頂尖大學。
「他對美國的印象很好，因此萌生了去美國讀書的念頭。」郭先生自豪地總結，「儘管表面上看是他自己作出的選擇，但這也正是我希望的。」
據姜以琳觀察，直到高考結束后，羅伯特依然不曾發現自己的選擇其實來自父親的指引。
某種意義上，羅伯特的例子也很好地說明了，精英學生們為什麼會被「天賦能力說」遮蔽，而忽略家境給予的助益。
教育篩選最終會把家境相似的學生歸攏在一起，到了這所頂尖高中以後，精英學生很難再有機會與社會經濟背景截然不同的同齡人交往互動。這種過於同質化的學習生活環境中，精英學生們便很難再察覺，圍繞在自己身邊豐富的教育資源，一雙受過高等教育、知識淵博的父母，一個家庭看似無窮無盡的對他個人未來的投資意願，實則都是一種罕見的階層優勢，一種被他們自認為理所當然的特權。
03
後花園
與精英學生們相處久了，姜以琳發現，他們具有某種較為一致的心態。
英文可以概括總結為「entitlement」，大部分時候中文使用者把它翻譯成「優越感」，但姜以琳認為，更準確的譯法應該是「配得感」，一種「我值得、我本來就應該被好好對待」的心態。
姜以琳記得一次學校午間休息，她和兩名學生去吃午飯。她拿著學校發放的微薄薪水，學生們則拿著父母的零花錢，三人手頭都不算十分寬裕。這時候其中一名女孩忽然提議，去學校附近的一家高檔烤鴨店。「中午休息一個小時，她決定去吃頓大餐。」姜以琳回憶起來，語氣中充斥著驚奇，「那兒簡直是一家五星級飯店，我絕對不會主動想要去，但她們就會認為自己應該享用這頓大餐。」
另外一個令她印象深刻的例子，發生在深夜，將近凌晨。一名學生需要修改作文，她便拿起手機，徑直撥打了公立學校英語老師的電話，要求老師趕快修改自己的作文。
「重點是，她電話打過去以後，沒有任何的不好意思，沒有說老師不好意思，這麼晚打擾你，而是非常直接地提出了訴求。」
姜以琳自詡是個普通家境的普通小孩，精英學生的「高配得感」常常給她帶來衝擊。毫無心理負擔地走進一家高檔餐廳、半夜打電話要求老師為自己服務，姜以琳自己從未想過可以這麼做，也不敢這麼做：「對比之下，就會顯得普通家庭小孩的心態更保守、謹慎。」
高配得感一方面來自父母的言傳身教。如果學生從小就看著父母直接給老師打電話提要求，他就會覺得自己也可以這麼做。
另外一方面，姜以琳認為，在精英學生從小的成長曆程中，「很少有人和他說過不可以」。
「如果他們想學鋼琴，爸媽就會去買一台鋼琴，很少有人拒絕小孩學習音樂。他們想買幾本書，或者禮拜天下午去和朋友打球，這都不是什麼會被拒絕的要求。除非家裡沒有閑錢，爸媽負擔不了幾萬塊錢的課時費，或者爸媽需要你禮拜天下午來幫忙擺攤收攤。對於這些富裕家庭的小孩來說，只要你喜歡就可以去，沒什麼不可以。」
這些精英學生眼中，世界是個可以自由探索的、對人友善的後花園，世界總是可以回應他們絕大部分的訴求。
當他們走上工作崗位以後，這種高配得感使得他們很少去預設前方存在怎樣的困難，往往會先展開行動，碰到困難后再想辦法解決。
積極的工作心態讓他們更容易取得事業上的成功，如他們父母期望的那樣成為第二代精英，完成階層的複製。
姜以琳說，教育社會學家們悲觀地判斷，在一個平穩發展的社會中，如果沒有政策的干預，沒有戰爭和飢荒帶來的動蕩，精英階層的自我複製會持續加劇。一旦經濟危機發生，貧富分化加劇，精英階層實現自我複製的機會反而會隨著整體經濟發展狀況的下滑愈來愈大。
放眼全球，這種趨勢是難以扭轉的。
談到這兒，姜以琳似乎變得更失落了一些。
話鋒一轉，她繼續說：「但我們社會學家們是一群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工作職責是去發現社會中存在的癥結，並天真地堅信著，一定會有方法解決。
近些年來，中文媒體上經常渲染一些超級精英的成功故事，比如谷愛凌，比如「天才少女」郭文景。媒體反覆敘述她們的「勤奮」與「天資」，讓人們從中獲得激勵與幻覺，彷彿精英之所以成為精英，好像真的只是因為她生來本該如此。
但如果真的仔細翻看她們的履歷，看見她們在教育中享有的資源、獲得的特權，「這種成功對大眾來說並沒有什麼借鑒意義」。
姜以琳希望借《學神》這本書，把東亞教育中精英學生的培養方法描述清楚，讓更多人看見精英複製的機制與方法，從而摒棄對天賦能力的迷戀。
這便是社會學研究的意義，她相信，如此我們的社會才有機會，向平等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