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記者消失在新聞現場……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一
2008年，我南下香港學習新聞。
那一年是多事之秋，許多重大新聞事件發生。當年還是學生的我看到許多前輩記者們紛紛趕往一個又一個新聞現場，發回了大量令人難忘的報道。然而當時我沒有意識到，這可能是中國新聞記者最後的「黃金時代」。
我的老師錢鋼先生，1976年唐山大地震發生后曾多次親赴現場採訪，寫下了著名的《唐山大地震》一書，入選香港中學教材。他曾是《南方周末》常務副主編和央視《新聞調查》創始人之一。後來因為一些監督報道，被迫離開新聞一線，成為我最早認識的「被消失在新聞現場」的新聞人之一。
然而我很慶幸自己能夠在那一年的夏天在香港遇到他。他的傳奇經歷就是我們新聞人最好的見證和榜樣。他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流露出過抱怨，他用自己的言行教導我們：不要忘記做記者的初心，不要放棄，要堅持下去，總要試著去找到可以努力的空間，去做一些事情。
更讓我難忘的是我們的老院長Ying Chan，引用一段2016年她退休的時候澎湃新聞的報道：
在SOPA獲獎致辭中，陳婉瑩說，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好新聞，而好新聞始終是她的初戀，「我們生活在一個不確定的時代……但好新聞無法被叫停。沒人能阻止想法和文字穿越物理的界限。」
畢業那一年，全球金融危機，香港幾乎找不到新聞業的工作機會。我還記得錢老師和陳老師和我們一群焦慮的學生們談心，鼓勵我們，就像我們的父母一樣。那個時候我曾經一度想要先去找一個其他行業的工作，但最終我還是成為了一名記者。
我一直記著他們的話：「我是一名記者，其實我一無所有，我有的就是我的公信力。」而我們的公信力只有通過我們每一篇專業的報道來塑造。
二
2010年，我回到上海成為了一名記者。
那一年上海世博會結束后，一場大火成為了我的啟蒙報道。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那天下午聽到了消息后，本來準備下班的小夥伴們兵分幾路一起前往各個新聞現場進行報道的場景。
最讓我難忘的是坐在我旁邊的那個來自廣東電白的攝影記者。他一個人前往了大樓核心現場，混進了對面一幢大樓的高處，從樓對面拍下了幾位站在腳手架上往下看，求救的民眾——後來成為了我們第二天報紙的封面照片。那個畫面我至今無法忘記。那天晚上，我們所有人都在現場待到很晚很晚。
我們一直都很惦記照片中那幾個人的命運，所幸我們後來在醫院中找到了她們，都獲救了。此後數個月里，我們持續跟進報道，我寫下了第一篇調查報道。幾年後，那些並肩作戰的小夥伴們一個一個都離開了。今天，還在做記者的，還有多少呢？
2012年，某地發生P-X事件，我當時前往現場報道，為了方便採訪我提前入住在旁邊的一家小旅館里。那天晚上，所有人被迫離開，第一次經歷這種場面的我，一邊拿著手中的相機和筆儘可能記錄下現場發生的一切，一邊不停地發消息給後方的編輯和領導。
我記得那天深夜在小旅館里，我用有點顫抖的手敲打著鍵盤，發回新聞稿。這麼多年來，許多細節都模糊了，但當時的領導對我說的一句話我始終未忘：不要怕，他們無法掩蓋所有的真相。
亞伯拉罕·林肯說過：你可以暫時欺騙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遠欺騙一部分人，但你不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
我知道，是這些一點一點的細節支撐著我走到今天，依然在做一名記者。
三
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記者消失在新聞現場。因為他們早已在去之前就已經進行了自我審查。太多同行同事們千辛萬苦去到了現場寫出了報道卻因為「無形的手」阻礙而無法刊發。這對於記者來說是致命的打擊。經歷了幾次這樣的事情，便很容易心灰意冷，萌生退意。所以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記者們離開了這個行業。
許多人都說現在的大環境變了。媒體已經成為了夕陽行業。我從來不這麼認為。儘管技術在變，行業在變，但人們心底永遠盼望追尋真相和公義得到彰顯。而記者的天職就是去追問這些問題。
那些被消失在新聞現場的不只是記者，還有人們對於公義的渴望以及良心的吶喊。於是真相只能沉默，在一個沒有真相，沒有公義的社會裡，所有人的權利都無法保障。
我不知道那些消失的記者們如果今天都還在的話，這個世界會不會變得更好？但我相信沒有這些記者們去追問真相的話，這個世界一定會變得越來越壞。一個讓人不能再正常的履行自己職業職責的社會，怎麼會變得更好呢？怎麼會變得更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