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漢學家谷梅逝世，研究中國異議政治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1974年11月，一個由美國大學校長組成的小型代表團到中國進行了為期三周的訪問，參觀了大學、公社、工廠，甚至還去了時任副總理鄧小平的辦公室，當時距離鄧小平接任黨內最高領導人職務還有四年時間。
儘管美國兩年前已經與中國恢復了聯繫，但中國當時仍是個與世隔絕、甚至堪稱令人生畏的地方，對這些西方訪客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幸運的是，代表團有一位著名漢學家做嚮導，她就是谷梅(Merle Goldman)。
作為波士頓大學的歷史學家，谷梅才剛剛嶄露頭角，但她已被廣泛認為是全球研究中國政治的頂級專家之一。她當然不是同儕中的唯一一位傑出中國學者，但她向學術界之外的公眾傳播見解的能力極為突出。
她曾為《紐約時報》、《波士頓環球報》和《華盛頓郵報》撰寫觀點文章和書評，她的中國之行報告也是政商界領袖的必讀書目。
在1974年那次訪華結束的幾周后，她就為時報撰寫了一篇關於中國國防戰略的調查分析。
「中國不僅似乎對美國懷有真正的善意，」她總結道，「而且還希望在與蘇聯的對抗中得到美國的支持。」
谷梅於11月16日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家中去世，享年92歲。她的兒子賽斯稱她死於梅克爾細胞癌，這是一種罕見的皮膚癌。
谷梅的研究領域是現代中國的異議政治，這使她對共產主義統治下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具備了獨特的視角。
她在1967年出版的第一本書《共產主義中國的文學異見》(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被譽為研究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活動的首部作品，也是在很長時間裡最出色的一部作品。她後來的四本著作也好評如潮。
「這就像發現了屬於中國政治的『羅塞塔石碑』一樣，」記者約翰·弗雷澤在為加拿大《環球郵報》評論她1981年的作品《中國知識分子：建議與異議》(China』s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時寫道，「與無數記者、學生和漢學家一樣，我對谷梅總是心存感激，正如我一直都很感激那些為混亂困惑之處帶來清晰和深刻見解的人。」
谷梅還受聘於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世紀70年代初，進步人士和其他學者對中共政府的評價大體是正面的，而她是最先提出反對的學者之一。
她證明了一件事：忠於國家的異見人士哪怕只是想通過批評讓中國變得更好，也往往會成為嚴厲鎮壓運動的對象。她闡述了改革派鄧小平如何在上世紀80年代鎮壓知識分子，並在他開放中國經濟的努力導致快速通脹時，把這些知識分子變成了替罪羊。
隨著學術之路的發展，她愈發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對中國政治自由——或缺乏政治自由——的看法。她是人權觀察組織成員，也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美國代表團成員。在美國旅行的中國科學家、作家和異見人士都會專程到訪她的辦公室。
王丹作為1989年天安門抗議活動的領袖之一，讀過她1994年的作品《在中國播撒民主的種子：鄧小平十年的政治改革》(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Decade)，他在1998年出獄后拜訪了她。
國會各委員會經常要求她就中國相關問題作證。當柯林頓總統計劃在1998年訪華，他也請谷梅幫忙做準備。
雖然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但谷梅對中國開放的潛力是謹慎樂觀的。不過，她1999年在時報上撰文警告稱，「誰也不能保證中國會效仿后儒家時代的鄰國，走上民主之路。」
谷梅本名梅爾·多蘿西·羅森布拉特(Merle Dorothy Rosenblatt)，於1931年3月12日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出生。她的雙親雅克和露絲·羅森布拉特是猶太移民，父親來自羅馬尼亞，母親來自今天的白俄羅斯。他們經營了一家出售室內裝潢面料的商店。
她在莎拉·勞倫斯學院學習歷史。1950年在威斯康辛大學參加暑期課程時，她與另一位訪問學者馬歇爾·戈德曼有了一番攀談，後者正在拜讀索爾斯坦·凡勃倫的《有閑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年後，她大學畢業沒多久兩人就結婚了。此後他們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他在哈佛大學進修經濟，而她考入拉德克利夫學院，後來又去了哈佛大學。她於1964年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
他們都在波士頓地區擔任教職——他在韋爾斯利學院專門研究蘇聯經濟，而她從1972年到2001年期間任教於波士頓大學。她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工作到2014年。
馬歇爾·戈德曼於2017年去世。谷梅身後留下了賽斯和伊森兩個兒子，阿芙拉和卡拉兩個女兒，還有12名孫輩和四名曾孫。她的弟弟阿道夫於2017年去世。
谷梅與丈夫是享譽學界的夫妻檔。他們每月會在費正清中心舉辦晚宴，邀請新英格蘭各地的蘇聯和中國問題專家共聚一堂。他們二人對於各自研究的國家都有極其深刻的了解，再加上利用彼此見解的能力，使得他們經常成為政商界領袖的顧問。
「我們不為子女的事爭論，」谷梅在1988年對《波士頓環球報》表示。「我們爭論的是孔子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