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的玉樹地震(轉摘自新浪博客)

2010年4月9號，我登上了西去西寧的飛機，為了一個叫《深呼吸》的環保電影當雷鋒去。

第二天一早，我們劇組就飛到了玉樹，然後直接座車到了4200多米的治多縣，晚上我們劇組全面高反，連我這樣老上高原的人都會在半夜醒來，然後深呼吸，再睡去。 

4月11號，是我們在三江源開工的第一天，黃昏時分我們的導演，付勇老師讓野狗咬了，手指骨折，當地縣城居然沒疫苗也不能做有效的處理。付老師估計說要截肢，這也太不貼譜了。於是我陪他從治多縣座三個多小時車折回玉樹州的首府玉樹縣。天黑了，高原的星空極美，當然付老師估計欣賞不了。到玉樹之後，我的朋友幫我們拿到了玉樹縣唯一的一盒狂犬病疫苗。付老師立刻做了手術打了疫苗，朋友連夜安排他座車去西寧，然後飛回北京。付老師說我得替他做一部分導演工作了，所以那時候我還在微博上開玩笑說，我準備不冒充攝影師改冒充導演了，我那時候還沒想到我的冒牌導演生涯會那麼短。

4月12號一早，我從玉樹縣趕回治多縣，沿途只有一個大的鎮子，司機告訴我那是隆寶鎮，路左側的濕地就是黑頸鶴保護區。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隆寶這個地方，很靜謐的一個小鎮，沒想到兩天後，我能和這裡很多老百姓的命運發生交錯。

4月13號的天氣超級不好，先是大風，連我們攝影師的三腳架都吹倒了，一支鏡頭摔壞了，當時我還在擔心3D的部分拍不了了。然後又開始下雪。當然，對於我來講，這都是高原上常見的事情，不必擔心什麼。擔心的是我們Red One攝像機的跟機員，他擔心攝像機扛不住高原惡劣的氣候。

4月14號，早上7點10分，我和大濤上了一輛破舊的越野車，駛上了通往索加鄉的爛路，這的確是一條超級爛的路，以至於我們根本沒法感覺到30分鐘后的那次強烈的地震。2點半到索加鄉，通過衛星電話，我知道玉樹發生了7.1級的地震，馬賊告訴我，玉樹90%的建築都毀了，死傷慘重。這時候，我開始擔心我們留在縣裡的兄弟們了，我要先回去看看他們有沒有問題，然後再去玉樹，看看能不能幫助做點什麼。回去的路上，我不停的打衛星電話，後來我知道也有人在不停的打我的電話。同時因為我是當時不多的在這個地區帶著衛星電話的人，很多救援組織都在試圖和我聯繫。

晚上的時候，我們企圖去玉樹的計劃被隆寶鎮到玉樹之間的塌方阻住。我意識到隆寶鎮可能是此次玉樹災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但是當時通訊、道路全斷。我趕緊用衛星電話聯繫亞當，讓他一邊在新浪的微博上發消息，一邊儘快找人通知救災指揮部，告訴他們隆寶鎮這邊絕大多數房子都塌了，而且沒有任何救援隊伍到達。

找亞當的原因一方面因為他在百度工作，掌握很多資訊，另外，他做事情也非常靠譜，上次汶川地震的時候他也跑去當義工，屬於已知的熱血青年。當時亞當不僅發了微博，而且還親自打電話到救災指揮部，不過，似乎當時隆寶鎮的災情還沒有被重視，指揮部只說他們知道玉樹縣災情很嚴重，大概他們也不相信會有人從隆寶鎮發出消息來吧。這電話算是白打了。

值得慶幸的是，據說，新浪上的這個消息被我的朋友們不停的轉發，結果被我的另外一個朋友李猛看到了，他通過關係找到了前線指揮部，前指答應儘快派部隊過去。後來想到，這大概是這次災難中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4月15日早上，有人從玉樹到治多，說明路通了，我們的劇組分成兩部分，大濤提出要跟我去玉樹救人，哪怕挖出一個人也行。而另外的三個同事希望繼續拍關於災難的紀錄片。找車這時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前天我們趕回的時候，只用了一天的車，可是司機收了我們3天的錢，最後還拒絕送我們去玉樹。不過，這次我們的運氣很好，不僅順利的到達了玉樹，藏族司機說因為我來救災，還少收了我們50塊錢。

路過隆寶鄉的時候看到已經有部隊在那裡救災，還是比較欣慰的。

距離玉樹10公里的地方見到果青磚廠，整個工廠全塌。40多個打工的站外路邊，據說私人老闆地震后晃了一下就不見了，現在沒人管他們，他們也不知道該去哪裡，該怎麼辦。可憐裡面還有6個小孩子啊，我把車裡能有的吃的和水都留給孩子們。但求自保吧，根據我的經驗，災難剛剛到來的時候前幾天都是但求自保，別人誰也指望不上。

然後就是進入玉樹縣城，到了之後我才發現，目力所及，玉樹鎮真的是絕大多數的民房都倒塌了，因為當地的民房多是土坯房，幾乎沒有考慮防震這擋子事兒，所以地震時一下就完全的坍塌下去。我在往山上走的時候發現實際上我就是在各家的房頂上走

後來我反思一下，玉樹地震損失大很大一個原因是藏族百姓家多是土木結構的傳統建築方式，包括現在使用空心磚但很少用水泥的做法，抗震能力極低。如果下次地震發生在其他藏族聚集區，比如察隅、那曲、甘孜或者拉薩，災情會非常相似。

又是一個災區，說實話，我從來不太願意表現過於悲慘的畫面，不過，悲慟是在玉樹很難不面對的事情。這家人的長者被埋在屋裡，很多人在在幫他們挖，包括有一隊從幾百公裡外色達縣趕來的喇嘛，但最終得到的依舊不是好消息，兄弟倆抱頭痛哭。

其實和漢族人相比，藏族人是相當看淡生死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兩個藏族男人如此的失聲痛哭。大家雖然很儘力，但是還是不能挽救這條生命，只能在旁邊為死者超度，藏族人很在意死亡的儀式，因為死亡正是下一次輪迴的起點。通常會讓死者走得很有尊嚴。只是這時不會有煨槡的香氣，也不會有象徵飛翔靈魂的鷹鷲。現實的災難太讓人無奈而悲慟了。

不過，也不都是悲慟的事情。在半山，我遇到了一個爸爸帶著兩個孩子駕著爐子煮東西。這家人是不幸的，他們去年用挖蟲草和做小工存的8萬塊買的新房，完全坍塌了；但他們也是幸運的，地震時他們家的女主人在附近的寺廟轉經，一家人包括爸爸和一對3歲的雙胞胎兄妹，埋了4個小時，都被孩兒他媽帶著鄰居們挖出來了。孩兒他爸問我哪裡可以領到帳篷，我沉默了一下，說，我可以每天想辦法給他們送吃的上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帳篷的事情。

黃昏的時候我們接到了鳳凰衛視的主持胡玲同學，胡玲同學是被狗咬傷的付老師的太太，不僅聰明美貌，而且臉上總是帶著一股滿不在乎的神態，善於和我們這些老百姓打成一片，並不會因為自己的聰明美貌就拒人於千里之外，和大清皇家電視台的聯播主持人們不是一個路子。胡玲的團隊不能享受太多官方的照顧，只好由我們接他們落地，於是我和大濤替他們拖著沉重箱子在凹凸不平的馬路上走，看著他們胖胖的攝像師穿著一個帶滑輪的鞋在街頭「小心的滑」，我想他要是沒高反就見鬼了！

玉樹海拔3700多米，和拉薩差不多。從第一天起，我幾乎見到所有來救援和採訪的的同仁們都有高反。其實根本的解決辦法是剛剛上來的時候不要劇烈活動，多休息，可以哪個救援隊能上來歇著啊。所以，解決辦法一個是從上高原前開始服用紅景天膠囊，另外，多喝水，絕對不要想在剛上來前兩天洗頭洗澡也很重要，當然，我們玉樹那時候也沒條件洗頭洗澡，反正我是十天沒洗過，後來頭髮都立著。此外寒冷會加重高反，所以羽絨服、保暖內衣、睡袋都是需要的，救援者最好也帶帳篷防潮墊。反正我是沒想到會遇到地震，沒帶防潮墊，就在地上鋪塊帆布睡了幾天，所以咳嗽的愈發嚴重了。

從胡玲他們住的地方回我們的體育場的路很遠，路上塵土飛揚，不時有人拖著疲憊的腳步緩緩的和我擦肩而過。我們攔了一輛計程車,車前排坐著一對年輕夫婦。他們很沉默，我禮貌性的問家裡情況。

「小孩子都死了」男人平靜的回答，我心裡像一下子塞進了什麼。

車似乎無目的一樣在路上慢慢的走，似乎不知道往哪裡開。繼續死亡一樣的沉默。

我終於忍不住又問：「家裡幾個孩子？」

「三個……不過我們算好,有些人全家都沒了……」

這時候，大濤從身邊的後座上拿起一隻躺著的小熊玩具，無言的望了我一眼，那一定是他們孩子最心愛的東西。心裡真的是好難過好難過，實在沒法再在車裡座下去了，只好下了車。我轉到司機門旁邊，拉著他的手說：「生活慢慢會好起來的，你們還活著，我們還在一起」。

他沙啞的聲音說：「我知道，我知道，謝謝」

然後車子又慢慢的離開了。

我呆站在人行道上想心事，一個當地警察沖著我大聲吼著：「你站那兒幹嘛，往外點，沒看見那是危房嗎……」。他眼睛紅通通的，一定是好久沒睡覺了。

4月16號，地震的第三天，山上的老百姓還普遍沒吃的，大家都在挖自己家裡的廢墟，看看有什麼可以利用上的。他們也不知道下山或許可以領到食品（甚至有少數幸運的人開可以領到帳篷）。

中午非常熱，玉樹的氣候非常不定，晚上非常冷，通常在零度以下。白天中午則很熱，帳篷里根本待不住。狂風不止，時不時會下雪，白天冰雹滿身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一天，我遇到了尕松求讓，紅旗小學5-2班的男孩子。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男孩子，地震來的時候好多孩子都嚇的躲桌子下面哭，「門打不開,我一把拉開門，讓他們往外跑……我是最後一個走的」。他把班裡同學帶到操場后又帶著幾個男生去救低年級同學，據說有人平時打架厲害的很，那時候不敢去。尕松求讓說話很靦腆，他的事迹很多我是從他們班另外一個叫格日拉措的女孩嘴裡聽說的。這孩子，真是了不起。我問他，那些地震知識是從哪裡學到的，答：電視上。中國的電視工作者們真應該很欣慰。

因為都是在下面做具體工作，我也無從評級整體的救災組織工作。不過我的確希望以後國家能建立一個更好的災區救災品現場分配機制。

 根據我過去的經驗，最亂的就是地震后3、4天的時候。各種不貼譜的小道消息終於開始滿天飛。

16、17號大概是最亂的兩天，開始不斷傳來有攔截救災物資車的事情。我估計實情是，物資車沒到目的地就讓其他災民「利用」上了，反正都是災民嘛，給誰不是給啊。

我們已經能在街頭遇到打劫超市的當地年輕人，抱著礦泉水從我身邊飛奔而去。我手插在兜里，握著Gerber冰涼的手柄，默默的看他們跑遠。我身上背的攝影器材至少比一輛奧迪A4或者寶馬3系還貴，不過，我知道他們的目標不是錢，只是食品和飲水。換了我是災民，如果我爸媽幾天沒吃沒喝了，說不定也一樣會鋌而走險。

還有消息說有從甘孜過來的人專門從死人身上擄掠財物，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17號早上有個小姑娘跟我們說，好的東西都讓鎮長和保安先分了，她們家全是女人根本沒力氣搶，前一天她們好容易領了一帳篷又讓人拿刀搶走了。現在只能繼續不停的撿牛糞燒──牛糞現在倒滿山都是。災民真不容易啊！

其實玉樹並不大，不過很多老百姓並不知道縣城中間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隊和僧侶已經在發放食品，也不知道怎麼才能領到帳篷。

不過，那兩天的確我看到很多軍人和救災力量在主動尋找一切可能的機會去幫助災民，包括體育場上雲南邊防的軍醫們都在自己上山背病人下來救治，還是很令人敬佩的。每次災難，最靠得住的還是部隊。

另外，這次在玉樹，我很榮幸能和中移動的員工們在一起。

地震之後，通訊設施破壞的稀里嘩啦的。他們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保證所有因為地震破壞的設施能被修復而且暢通著，這實在是一個很危險的工作。因為餘震不斷，經常是剛剛把光纜修好，一陣餘震，山上又塌方了，只能再重鋪一條，如果實在山塌的太厲害，搞不定，就跑到對面，河對岸架條新的。

我住的帳篷里，鋪了一塊帆布，中移動集團的副總裁、青海移動的老總、副總、工會主席……都睡在上面，可見其他帳篷的條件還不如我們。每天我們帳篷里，來自集團公司、新疆、四川、陝西、甘肅……等等移動公司的兄弟們在帳篷里圍著地圖吃速食麵、開會到深夜一兩點鐘，然後，我早上六點多起床刷牙的時候看他們又象蜜蜂一樣撒出去搶修設備去了。

所以，這次我交到了一些生死的朋友，移動的兄弟們真不是蓋的。

4月18號下午，我等到了張莉，張莉是我很多年的朋友了，憑一己之力在西藏為當地的孤兒和窮孩子辦了一個福利學校，有100多個學生，這裡面的坎坷就不說了，我原來還專門拍過一個講她的報道專題。這次她是帶著幾個學生來玉樹送救災物資的，肯定都是她們從牙縫裡省出來的。

張莉見到我之後，順便晃了一下我們體育場裡面的志願者報名站，在那兒聽說有一些孤寡老人在山上自己下不來，她就問：「你們為什麼不能把他們背下來？」

「我們是志願者啊」

「志願者怎麼了？」

「我們一個都不能少啊！」志願者的頭頭大義凜然的說。

我們都無奈的笑了，張莉很快帶著她的學生們背了第一個老太太下來，送帳篷醫院急救，再請北京急救中心的兄弟們幫忙送去機場。老太太說自己沒有家人了，不肯一個人走，張莉於是立刻決定派一個她的學生陪著老太太去西寧，再打電話給西寧的朋友，要他們準備照顧這個老太太。

說實話，有時候我不太喜歡和張莉在一起，因為她比我年紀還小，而做的事情實在是太讓人敬佩了。的確，她做事情總是太乾淨利落、太心無旁騖了，無論是辦學校還是救災，都能120%的投入，顯得周圍的人，特別是那些「志願者」實在是太無能了。

不過，如果中國每個人都象她一樣，中國早就是全球第一強國了。

我準備回北京了，沒人可挖，傷員也運的差不多了，沒有什麼更多實際的事情可以做，再待下去就太擠占災區的物資了。4月19號的清晨，我又是例行的半夜咳嗽，終於連移動的同事們都扛不住了，說，咱們還是起來走吧，一看錶，3：40，估計戒嚴撤了，於是出發。一路大大小小的雪，但路還基本通。18點到西寧機場，然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電話來了，說他們已經在準備第一批緊急救援物資了，應該回在兩天之後到西寧，可能需要我跟物資去玉樹，我是聯合國兒基會的顧問嘛。暈死，早一天說不行嗎？也好，就當打飛機回家洗個澡吧。晚上10點航班起飛，半夜，趁著夜色，曬得黑黢黢的我回到了北京。

4月20號，中午和UNICEF的同事吃飯，她先給我打了預防針，我知道下午要簽一個類似遺囑的東西，明確如果我不幸在災區殉職，應該把我的撫恤金交給誰。嘻嘻，其實簽這東西也沒什麼，不用聯想太多。不過，那時候我的確回憶了一下我這輩子對別人做過的承諾還有哪些沒有實現。

4月21號一早，我先去了協和醫院，為了我的那個「百日咳」。尤其是地震開始的那兩天，每天睡在地上，只有一層薄薄的帆布，我的咳嗽愈發厲害了。醫生說我目前沒有大的問題，不過這個樣子上高原則很危險，其實休息一段時間一定能好。唉，我都知道，可是我還能不去嗎？大夫無奈的說，要不我給你拍個X光胸片，做個血常規，你帶著，萬一到那邊感覺不好，可以在當地查一下，比照比照。暈死，可是我們玉樹現在做不了X光啊，我前兩天背下來的骨折病人都是送去西寧查的啊。我的大夫輕嘆了口氣，告訴我她給我開了強力的消炎藥和一種難喝的咳嗽藥，但我最好能儘早回來。

事後證明任何咳嗽藥都是沒用的，我每天依然要咳到兩三點才能睡著，然後早上6點又有可能把帳篷里的其他人吵醒。而等我回到北京幾天後，就痊癒了。

4月22號，早上5點餓著肚子離開家，再次出發，飛西寧，再轉飛玉樹。我明白UNICEF其實可能希望我能跟物資車一起上玉樹去，畢竟我比他們的工作人員都更有高原經驗，而且我是UNICEF所有中國員工+顧問中唯一能講兩句藏語的人。不過我覺得當時自己的身體情況，尤其是咳嗽的厲害，實在是不能再在路上折騰了，畢竟還要翻些高海拔的山口，這時候不能再冒充英雄。

10點鐘我在西寧下飛機。去玉樹的飛機已經不賣票了，只有救災的人才會去那裡，如果你在名單上就會發你一個沒名字的登機牌，只要有飛機隨時飛走。再次過安檢，查證件的人說了句：去玉樹的，安檢的妹妹懷著崇敬的眼光給我安檢，噓寒問暖的，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不用脫我的登山靴就通過了安檢。11點又上了飛玉樹的飛機，只剩7排座椅，為了方便運輸擔架。一小時后，我又回到了玉樹。

下了飛機發現餓的不行，於是在候機樓里找部隊要飯，一邊吃速食麵一邊和戰士們聊天。機場的戰士們太不容易了，他們除了警戒，還要負責從飛機上卸物資，每20個戰士負責一架飛機，20噸的物資要20分鐘內卸完。有時候同時3架飛機一起到，可憐他們只有68個人。物資卸完了就要把傷員換上去。我倒，和人家一比，我們攝影師還真不算體力活了。

這次災情，我唯一慶幸的就是一年前通了玉樹機場，要不然，物資運上全靠公路，可真是太困難了。

在玉樹機場落地的時候機上廣播，大中午地面溫度居然是零度，天哪，那晚上得多冷啊？！還有沒有沒住進帳篷的老百姓呢？一到玉樹，趕緊上山轉了一圈，這回不錯，走了兩天，老百姓基本都有帳篷了，很是欣慰。

  這天我又遇到新華社同行，吳光於，其實我剛剛到玉樹的時候就見到過她頂著一個碩大的安全帽很顯眼的穿梭在廢墟上，只不過，我不太喜歡和官方媒體的記者搭訕。後來幾天我們經常在一起聊天，我才發現她是一個心靈非常豐富的小姑娘，以後不論做什麼估計都會很有成就。

4月24號下午，我跟著吳光於去學校里晃，路過消防中隊門口，看到居然有個小賣部開張了，於是跑進去，吳光於說她很久沒喝可樂了，可憐的孩子，說好幾天沒洗澡的時候都沒那麼讓人同情，於是我們進去找可樂，順便就和老闆聊起來。聽老闆講，地震來臨的時候他和老婆兩個人還在睡覺，山搖地動之中，他剛剛把老婆拉著座起來，頭頂的空心磚牆就塌了，稀里嘩啦的砸在枕頭上，「再晚1秒鐘我老婆就死了」老闆心有餘悸的說，語氣很緩慢，彷彿在講一個很遙遠的事情。他說，現在最怕的是從四川甘孜過來的康巴人會搶東西。另外，救災帳篷是優先當地藏族人的，他們這樣外來打工的漢族人則領不到帳篷。

我每天都在玉樹痴痴地等待我們的物資車，但戈多遲遲不來，苦死了等的人。

我們的第一批物資包括150頂72平米學校帳篷，可以容納7500名學生，這種帳篷在汶川地震時派上了大用場。此外，我們還將為學校提供學生用具、黑板、發電機、防寒服、棉靴、毛毯和教學用具等。不過這批物資已經在路上走了很多天了，據說司機高反很嚴重。

其實這時候，我除了拍照片，已經沒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了，只能安靜的等待物資車上來。晚上的時候依舊咳嗽的厲害，不願意待在煙霧繚繞的帳篷里，坐在外面的長凳上，看著雪花紛紛揚揚落在iPad柔軟的光幕上。忽然有了不一樣的心情，其實來救災於我很象休息，雖然每天很辛苦，但可以安靜入睡，而回到北京一切問題都要湧上來，雖然是一樣大小的一張小床。但那彷彿並不是我的，還不如這個清冷的夜更真實。

25號晚上12點，終於我們兒基會的聶老師又打電話過來，說他們已經在來玉樹地路上開了30多個小時了，經歷了壞車、司機高反等等一系列的麻煩，最新的情況是他們在距離玉樹40多公里的地方，帳篷廠家的人高山反應得快不行了，能不能找個救護車去接他們。暈死，北京120的兄弟們正好那天早上全撤下去了。只好又去麻煩中移動派車帶著氧氣瓶去救，這次又是送過付老師去西寧的傳奇的蔡師傅載著我們風馳電掣的跑，座蔡師傅的車和玩電子遊戲或者F1直播的感覺差不多，閃電一般的跨了通天河，過河之後蔡師傅遙遙一指：「那個村子就是高老莊，那兒的人都長著圓圓的大鼻子，和一般人不一樣……」。不久，我們就截住了UNICEF的車隊，給那可憐的孩子吸氧。然後再風馳電掣的送醫院，那真是一個好長好長的夜……

最後，折騰了半宿，蔡師傅把我們送回帳篷區，認真的對我說：早點休息吧，你們都是好人，上帝和觀世音菩薩一定會保佑你們的啊。所有人都樂噴了。

早上我們的四輛物資車到了三輛，終於開始卸貨。我們UNICEF的聶老師是個超聰明的人，待人很好，但是說話很沖，氣場很牛，能鎮的住場面，根本不用我操心。結果我待得又是餓的不行，想出去買包餅乾，才想起身上沒錢好久了。餓肚子的滋味還是挺不好受的。想起郭德綱的段子：「我空有一座豪宅在，一面院牆30公里，有什麼用……」當時想，回頭等我回了北京，一定開著俺的賓士把俺卡里那兩千塊錢全取出來，揮霍了！

第一次到玉樹的時候我帶了不少錢，不過陸陸續續都留給有災情的百姓了。第二次上去的時候以為兩天就回去，沒帶什麼錢，而最後一點錢的去向則非常搞笑。那天在廣場上遇到一眼熟的婦女，帶著個孩子，居然是當年在拉薩認識的背孩子騙錢的大姐之一。

這個大姐的事迹曾經被我寫進《那時西藏》的《蟲草和騙子》一章，原文是這麼說的：

「說到騙子，拉薩不乏一些靠遊人的布施來發財的假喇嘛，還有一些專門從遊客手裡騙取善良的乞丐。和內地一樣，西藏有些地方的人也有乞討的傳統。比如說在大昭寺門前廣場一帶流動著不少背著孩子的討錢女能手，有時候你還可以看見她們聚集在附近的衚衕里交流討錢經驗。我幾乎每年都要上拉薩，對她們多少認了個臉熟，每年都可以看見她們背著不同的嬰兒，眼中流露出逼真的傷悲，可憐巴巴的伸出手，嘴上還念叨著孩子爸爸死了，家裡遭了水災之類的（藏漢對照）。這樣騙人的確是有些過分了，總不能孩子他爸都死了她還年年生娃吧……」

這次再遇到，也算是有緣，最後一點錢都給她了。臨了，我問：「你到底有幾個孩子？」

「三個」

「不對啊，我見過的就至少有3個，還不算你背著的這個」

「對，對，其實是有4個！」

喜劇結尾啊。

當然，更好的結尾還是第二天我們真的把帳篷和物資發到災區的學校，看著孩子們在帳篷前面喜氣洋洋的，我們還是還是覺得所以吃的苦還是有些價值的，特別是聶老師和小郝，他們千辛萬苦的把物資運上來的，比我更有資格說這句話。 

不過，回到北京之後我真是感到身心俱疲。

另外，當我看到兒基會的賑災宣傳后，我依然很遺憾，我覺得我並沒有發揮出我全部的能力。我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做了很多零散事情，但除了用衛星電話報了隆寶鎮的災情以外，對於災區沒什麼大的幫助，只能寄希望下次災難來臨的時候我應該做的更好。

說到下次的災難，其實並不是什麼禁忌的話題，別說什麼希望這樣的悲劇不會再重演之類的話吧。現在再不用任何政府和組織告訴我，下一次危機一定就在不遠的地方，我們能做到的只有等它到來的那天依舊不放棄希望。其實所謂希望也只是我愛的人都能安然無恙的活在這世界上，而我還能再次睡在災區的帆布帳篷里做著自己該做的事情。或許真到一天輪到我恰巧被埋在廢墟下，也許會有象我一樣的志願者把我們救出來，讓我能再一次投入救援工作，僅此而已，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