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旧事不寻常：黄敬-江青-毛泽东-斯诺.........

                                                    
 
       要说黄敬和毛泽东有点“私仇“，想来是因为黄敬和江青的感情关系非同寻常。俞启威（黄敬）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北京市（一说河南省舞阳县）。是 俞大纯（曾任民国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的第三子。1924年曾就读天津南开中学。1930年去上海参加左联文艺团体“南国社”；1931年至1933年 就读于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20岁的俞启威与正在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的18岁的李云鹤（江青）同居，后来又介绍她加入共产党。1933年黄敬被捕，江青遂去上海投入演艺界，又先后跟唐纳和章泯同居过。

       但是，江青对黄敬还是有感情的。正因此，1936年春夏之交，黄敬化名黄文山来上海时，江青竟抛弃唐纳，又跟黄敬去北平一起生活过。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江青姐姐发来电报，江青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又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据陈伯达回忆， 1937年5月2-14日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苏区代表大会。当时北方局的刘少奇、彭真是大会代表，而中共北平市委派去的代表是黄敬。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美国记者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同行。

      黄敬很早在燕京大学时，就结识美国记者斯诺，他还在北平斯诺家里看过斯诺拍摄的“红区“纪录片。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俞大卫，即黄 敬的英文名“David”（中文译为”大卫“）加上其原姓”俞“。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共住四个月，后来写出著名的 《西行漫记》一书。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过大力。

       谁知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便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也是由黄敬直接安排并同行。4月23日，斯诺夫人和黄敬离开西安，终于在4月30 日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上，毛泽东作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 斗争》，刘少奇作报告《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应该就是在这次会上，大会代表黄敬认识了 大会主席毛泽东。但他们之间有无谈话，因无记载，世人无法得知。

     黄敬没有常住延安，因为当时他正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等职，所以还得留在晋察冀军区。但有时他要去延安开会办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上海滩已颇有名气的演员江青，经过黄敬的安排，辗转来到了她向往多年的中共圣地延安，但不久就受到了政治审查。这倒不是怀疑她的”势力洋场“电影演员历史，问题在于她的党籍。

     在延安，党籍是至关重要的。江青是1933年2月在青岛由黄敬介绍入党的。但这年7月，当黄敬被捕、江青仓促 逃往上海之后，就跟中共组织失去联系。黄敬参加领导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已在北平恢复了党 员身份，所以后来能担任中共北平市委领导职务。而江青在上海时却没有恢复党籍。也正因为此，她进入延安，要求恢复党籍时，中共组织不能不对她进行审查。当 时，毛泽东还不认识这个已从上海“为投奔革命“而来到延安的女演员江青。

     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此人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后到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过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 任，笔名陈然。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采访时的回忆：“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九至十月发生党 籍问题。”

      据郭潜的补充回忆说：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驳回。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呆了九、十两月。在此期间，她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 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黄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他那时已是中共高级干部。江青找到了入党证人，于是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中央党校， 受训六个月。

     在黄敬1937年10月来延安以前，中共组织曾向身在晋察冀边区的黄敬调查江青党籍问题，因此黄得知江青已到达延安，据说他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至于这 封信写了什么，从无记载，只有黄、江两人心知肚明。不过，这时的黄敬，已正式和范瑾相爱。（范瑾[1919-2009]，浙江绍兴人，原名许勉文。其兄为 历史学家范文澜。范瑾1938年加入中共，为著名女记者；1949年后担任过《北京日报》社长等职）

黄敬和范瑾共育有三子二女。三子即俞正声。次子是俞敏声，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长子俞强声，原为中共国家安全部副局级官员，1985年叛逃美国，出卖 了已在美国情报部门隐藏多年的中共重要间谍金无忌，致使金被捕被毙；但俞强声也于1987年被中共间谍击毙于南美某国家海域。这是题外话。
                                     

                                            要是没有黄敬，毛泽东………

       还是回到黄敬。西方历史学家说过：克娄巴特勒（埃及艳后）的鼻子要是短了一截，整个世界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这是说：历史的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偶然性所支配的。黄敬对毛泽东，乃至对整个中共来说，正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重要“偶然人物”。

       要是没有黄敬，斯诺（1905-1972）是否能够顺利进入延安，就成了问题。而斯诺那时若没能进延安，也就一定没有《西行漫记》对中共领袖们尤其是毛 泽东及其活动的生动描述，而西方世界对中共的了解也就等于零，中共就可能长久地被与世隔绝在陕北黄土高原的那排破窑洞里。

       要是没有黄敬，江青就很可能进不了延安，即使进入延安，因无法恢复党籍就不能进入中央党校深造，也就不可能天天坐在课堂前排而终于引起“龙颜大悦”，也 就没有30年后的“文革旗手”，没有文革，毛泽东能否永坐“龙庭”就是问题，中国当代史恐怕就要重写。    

       不妨说，要是没有黄敬，就没有毛泽东1936年以后的一切风生水起。

       但是，毛泽东却在22年后，仿效《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阵前骂死王郎那样，在南宁会议上，当场骂得黄敬成了生不如死的疯子。在那一瞬间，毛泽东难道真的只 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的“右倾错误”而当众失态，大动肝火吗？在蔑视性地直称“俞启威”时，毛泽东难道不会愤然记起20年前眼前这男人就已和他老婆睡过？正好，随手捡来一顶“老右倾”帽子，给 你俞启威重重扣上，公仇私恨不就一起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