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的強柝是學國民黨的

走資派的強柝是學國民黨的



1949年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台灣。張國燾慌忙把《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張國燾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於在台北租到了一棟房子。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儘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闢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徵收。他怒氣沖沖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後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佔了，潦倒的張國燾深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於遷台後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著全家遷移，遷居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時，張國燾已在香港安頓下來。在香港，張國燾一度與人合夥，辦起了一個名叫《中國之聲》的雜誌，張擔任雜誌社社長，雜誌自稱「既反共，又反蔣」。但不久張國燾就與合伙人產生矛盾，張被合伙人轟走。離開雜誌社之後，張國燾看到黃金價格一路飛漲。於是他以全部家當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場上干起了「炒黃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張國燾所料，黃金價格一直持續走高。但是突然間黃金一夜之間價格大跌，等張國燾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已是跌得慘不忍睹了。他此時才匆忙將黃金脫手，但為時已晚，原來的5000美元，僅剩二千多一點了。張國燾的發財夢未醒即滅，真是哭都哭不出聲來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又在買菜時摔斷盆骨，成了跛子。

就在張國燾艱難度日之時，美國的一些機構對他產生了興趣。在他們看來，張國燾雖然已經離開政治中心，但他曾長期擔任中共的高級領導人，他的一些見解和回憶或許對研究中國有著極大的價值。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員找到張國燾，表示希望張國燾為該中心撰寫回憶錄，作為報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當時，每月2000港元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對張國燾來說更是雪中送炭。時年64歲的張國燾滿口應承，開始寫回憶錄。1966年，香港《明報月刊》購買了其回憶錄的中文版權，這便是後來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1980、1981年由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印行，后又由東方出版社數次印行)。 美國解密的張國燾觀「文化大革命」檔案首頁美國解密的張國燾觀「文化大革命」檔案首頁

美國政府的相關機構也看中了張國燾，讓他對紅色中國的時局發表一些看法。此時的張國燾雖遠離政治，但仍然密切關注1966年中國爆發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員(這三人包括兩名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官員和一名美國專家，為首的是負責中國大陸事務的領事館官員米西蘭尼奧斯)對其進行專訪，在這次訪問中，張國燾大談他對「文革」走向的判斷。 　　在張國燾看來，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絕不僅僅是(如外界所推測的)出於政治權力的考慮，他認為毛澤東此舉還有著哲學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時期，張國燾便和毛澤東相識，在中共一大上，兩人又一同與會。此後，兩人都曾擔任蘇區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在長征中，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今四川小金縣) 會師后，張國燾又曾與毛澤東發生政治鬥爭。毛、張兩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對手，張國燾對毛澤東自然有自己的認識。

在與美方來訪人員談到毛澤東時，張國燾認為毛有著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認為作為一個農民社會主義者，毛澤東有一種對「平等」的渴望，一旦他發現自己建立的政權沒有提供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趨勢時(也就是所謂的「變修」時)，毛便想採取措施來達到目的。這是「文革」發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張國燾也認為，在「文革」發動以來的兩年中，毛還常受到一些情緒的影響，從而採取一些危險的戲劇性的行動。張國燾還認為，對於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別是那些獲得一些權力的「革命小將」和造反派，張國燾認為這些人缺乏實際工作能力，那些年輕的「革命繼承人」不能勝任工作反而成為負擔。在那些激進的現任領導人衰落後，中國將回歸平靜，「 文革」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必然難以為繼，將由此進入實幹家治國的時期。

「文革」的浪潮很快波及香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著名叛徒，張國燾覺得，如果還呆在香港將難逃厄運。驚恐之餘，張國燾夫婦決定出國避難。1968年底，就在接受美國人採訪后不久，張國燾一家移居加拿大。 張國燾夫婦到多倫多后，與大兒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楊子烈發現大兒子的收入養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難，便搬出了兒子家，住進免費的養老院。

1976年的一天，79歲的張國燾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生活不能自理。楊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還有殘疾，無力照料張國燾。張國燾只得申請住進老人病院。1979年12月5日，張國燾被安葬在多倫多的一個公墓中，魂喪異國。這年冬天的加拿大異常寒冷，大雪連綿不斷。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張國燾翻身時把被子與毛毯弄到了地上，數次按鈴叫護士卻無反應。張國燾只有默默地忍受著嚴寒的折磨。身體已虛弱不堪的張國燾受此風寒，健康狀況急轉直下。3日凌晨5時，張國燾已處於彌留之際。當他想再看一眼親人時，身邊卻空無一人。當親人趕到老人病院時，張國燾已去世多時。

投奔國民黨后，張國燾先後委身於軍統、中統等處，還當過一段有實權的地方官----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官場的傾軋令他鬱郁不得志，很快就被國民黨所冷落。解放戰爭期間，張國燾開始「棄官從文」，以120兩黃金做資本，在上海創辦新聞周刊，取名《創進》，圓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從思想上反共」的夙願。

張國燾，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中共建黨初期的高級領導人。張國燾曾有過叱吒風雲的革命經歷，後來卻淪為中共歷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一直到長征之前，張國燾為革命還是做出了不少貢獻。但是，歲月易人，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他的野心開始膨脹。1935年紅軍兩大主力會師之後，作為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張國燾，妄圖以軍力脅迫黨中央，以獲得最高領導權。並反對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力主南下，另立「第二中央」，事實上走向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此後，他一意孤行，拒不執行中央關於北上的決定，直至南下受阻沒有出路后，才被迫北上與中央會合。從1937年開始，中共中央開始對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展開大批判，一向心高氣傲的張國燾對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漸生叛黨之意。 就在這時，原紅四方面軍重要將領何畏公開叛變投敵，曾為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的張國燾的處境更加艱難。1938年4月，驚恐不安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機，從西安逃至武漢，然後公開叛變投敵。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開除張國燾的黨籍。4月22日的《新華日報》公開發表了黨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