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標誌不是手機或汽車，而是雞塊

　　2018-05-21 12:10汽車/動物/人類

　　編者按：日前，《衛報》發表了一篇來自於《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ven Cheap Things》的書摘，作者為拉傑.帕特爾（Raj Patel ）與詹森.W.摩爾（Jason W Moore）。在這篇書摘中，以雞塊成為現代社會最明顯的標誌為切入點，詳細地闡述了資本主義採用低成本策略，窮盡一切手段趨利的疾病。文章由36氪編譯，希望能夠為你帶來啟發。

　　

　　一、

　　在現代社會，最明顯的標誌不是汽車或智能手機，而是雞塊。雞肉已經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肉類，預計到2020年將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肉類。未來的文明，將在化石記錄中發現人類每年吃500億隻禽類的習性，這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人類紀的標誌。然而，我們的消費發生巨大變化的源頭，不在於一般的人類活動，而在於資本主義。儘管我們被教導要把它理解為一個經濟體系，但是資本主義不僅僅是組織人類工作的等級制度。資本主義是把權力和金錢結合起來，把自然世界變成一個賺錢的機器時發生的事情。事實上，我們理解自然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資本主義。

　　每一個文明都對「我們」和「它們」之間的區別有所描述，但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和「自然」之間才有明確的界限——這是一種植根於殖民主義之中的暴力和嚴密監管的邊界。

　　資本主義最早形成於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時代，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二元秩序。在哲學家看來，在歐洲帝國的政策和全球金融中心的計算中，「自然」成了「社會」的反義詞。「自然」是一個有利可圖的地方，是一個為征服者和資本家提供免費饋贈的廣闊領域。

　　出於各種原因，這是一種危險的自然觀，不僅僅是因為它同時使人類和動物等各種生命出現了退化，還在於我們所說的「廉價自然」不僅包括森林、田野和溪流，而且包括絕大多數人類。在哥倫布和工業革命之間的幾個世紀里，非洲人、亞洲人、土著居民和幾乎所有婦女都成為「自然」的一部分，並因此得到了非常廉價的待遇。當人類可以被如此對待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其他動物的境況更糟也就不足為奇了，尤其是那些我們最終要付錢吃掉的動物。

　　五個世紀以來，動物一直都處於飲食轉變的中心，這種轉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急劇加速。現代世界的建立，依賴於牛、羊、馬、豬和雞進入新世界的運動。1492年以後，微生物、士兵和銀行家的殺戮進一步加劇，用食品學家托尼·維斯（Tony Weis）的話來說，資本主義的「生態腳印」，從那時起已經變得徹底全球化。維斯告訴我們，1961年後的半個世紀里，人均肉類和蛋類消費量翻了一番，屠宰動物數量從80億激增到640億，增長了8倍。

　　對於那些對食物來源有浪漫看法的人來說，生肉似乎是一種原料，加工過的就不是了。但正好相反，飼料和油料作物構成了維斯所說的「工業糧食-油料種子-牲畜聯合體」的一部分。糧食市場使肉類不僅成為廉價食品，而且還支撐了金融工具的存在。例如，豬腩期貨合約，反過來又要求他們轉化的農作物的統一性、均質性和工業化。換句話說，超市裡的生肉，是由資本主義生態中一個複雜而密集的部門所製造的。

　　只要有利潤，就會有充分的動機去有效地實現它。現代肉類生產系統可以在5周內把一個可育的雞蛋和一袋4公斤的飼料變成2公斤的雞肉。從1970年到2000年，火雞的養成時間幾乎減半，從蛋到16公斤的禽類，時間減少到了20周。其他動物通過繁殖、集中飼養和全球供應鏈的結合，也取得了類似的進展。肉類消費持續增長的後果，也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14.5 %的人為二氧化碳排放量來自畜牧業生產。

　　當然，肉類生產對環境的影響超出了工業化農業的底線。大自然只不過是一個池子，動物在這裡被吸引和工廠化養殖，是它們和我們的廢物消失的地方。危險在於相信自然和社會的界限是真實的，把「工業化農業」看作是一個環境問題，而把「工業化生產」看作是一個社會問題。但事實是，社會問題是環境問題，反之亦然。

　　二、

　　雞不會自己變成雞塊。資本家需要廉價的勞動。隨著1492年歐洲入侵新大陸后，這種勞動出現在土著居民的身上。到了16世紀末，西班牙人拚命想在今天的玻利維亞的波托西大銀山恢復白銀生產，他們開始用「天然物」這個詞來指代土著居民。通過艱苦的工作和祈禱，這些土著居民和被奴役的非洲人，可能通過工作找到神聖的救贖，甚至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平等地進入社會。

　　工作從來就不是為了好玩。想想法國「travail」（工作）和西班牙「trabajo」（工作）的詞源吧，它們都是英文名詞「work」的翻譯:它們的拉丁詞根是 trepaliare，意思是「折磨，造成痛苦或痛苦」。但現在，工作方式已經改變了。

　　幾千年來，大多數人類都或多或少得通過與土地和海洋的密切關係生存下來。即使那些沒有這樣做的人，也與勞動的任務和目標密切相關。人類的生存依賴於整體，而不是零碎的知識：漁民、游牧民、農民、醫生、廚師和許多其他人，以直接連接到生活網路的方式去實踐他們的工作。例如，農民不得不了解土壤、天氣模式、種子——簡言之，從種植到收穫的一切。這並不意味著工作是愉快的——奴隸經常受到粗暴的對待。這也並不意味著工作關係是平等的：貴族剝削農夫，男人剝削了婦女，老人剝削年輕人。但工作的前提是，有一種整體的生產意識，以及一種與更廣泛的世界生活和社區的聯繫。

　　在16世紀，這種情況開始發生了轉變。富有進取心的荷蘭農民和英國農民——以及當時的巴西蔗糖種植者——越來越多地與加工商品的國際市場聯繫在一起，並相應地對工作時間和收穫之間的關係有了更多興趣。國際市場推動了地方變革。英格蘭的土地雖然被封閉起來，但同時也從他們曾經擁有、得到支持和賴以生存的公共資源中「釋放」出了不斷增長的農村人口。這些新流離失所的農民，可以自由地尋找其他工作，如果失敗，他們就得挨餓或面對監禁。

　　這段歷史在現代雞塊生產中仍舊存在著，而且井然有序。禽類工人的報酬很少：在美國，每花一美元在快餐雞肉上，只有兩美分會給工人。根據在阿拉巴馬州進行的一項研究，86%切翅膀的員工會因為在流水線上重複地砍和反轉動作感到痛苦，很難找到工人。為填補勞動力隊伍中的缺口，有些雞肉經營者利用監獄勞動力，每小時支付25美分。在俄克拉荷馬州，雞肉公司的高管們重新回到了殖民地的工作和信仰融合中，於2007年設立了一個成癮治療中心，用於治療基督教酗酒者和毒品成癮者。法官指導吸毒者接受治療而不是監禁，給工廠提供了現成的工人供應。在這個成癮治療中心，祈禱和無償的在雞肉生產線上工作，成為了康復療法的一部分，如果你在治療期間努力工作和祈禱，你將被允許重新進入社會。

　　這個治療中心的招募對象主要是年輕人和白人，但絕大多數的禽類工人都是有色人種。拉丁美洲移民是美國農業生產中的一個重要力量，他們的廉價勞動是由階層在兩方面的重組而形成的。一方面是，1980年代，在美國曾經發生過一場強大的運動，新近侵略性的肉類包裝公司摧毀了工會的權力，並以低工資的移民勞動力取代工會工人。另一個是1994年後墨西哥農業秩序的不穩定，由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造成了廉價移民勞動力流入美國。

　　這個兩個州之間地圖上的線是一個強大的抽象概念，這種抽象概念最近被極右派用來招募和傳播恐懼，但是資本家尋找更廉價和更有利可圖的工人的時間更長。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家領土、地方所有的土地和新的移民工人同時產生。

　　三、

　　伴隨著移民工人，還有精英階層對流動貧困人口的擔憂。在17世紀和18世紀英格蘭，這種恐慌產生了非常嚴厲的反對流浪的法律，以及慈善機構的發展，以便改善最壞的影響。監禁的威脅，將窮人轉移到了有報酬的工作中，並規範他們利用另一種現代發明來從事生產勞動：一種新的計量時間的方法。

　　如果勞動的實踐塑造了資本主義的生態，其不可或缺的機器就是機械時鐘。時鐘——而不是金錢——成為衡量工作價值的關鍵。這種區分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人們很容易認為，為工資工作是資本主義的標誌。事實並非如此：在13世紀的英格蘭，經濟活躍的人口中只有三分之一依靠工資生存。這種工資已經成為構建生活、空間和自然的決定性方式，將一切都歸功於一種新的時間模式。

　　從14世紀初開始，新的時間模式開始塑造工業活動。像伊普爾這樣的紡織製造城市中，工人們發現自己不再受到活動或季節流動的約束，而是受到一種新的、抽象的、線性的、重複的時間管理約束著。在伊普爾，工作時間是由城鎮的鈴聲來衡量的，鈴聲會在每個工作班次的開始和結束時響起。到了16世紀，時間是以穩定的刻度來衡量的。這個抽象的時間塑造了一切——工作和娛樂、睡覺和醒來、信貸和金錢、農業和工業，甚至祈禱。到了16世紀末，大多數英格蘭教區都有機械時鐘。

　　西班牙對美洲人的征服，涉及到在其居民中灌輸一種新的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每當歐洲帝國滲透到一個地方，就會出現「懶惰」的土著居民形象，他們對基督和時鐘的命令一無所知。監管時間是資本主義生態的核心。早在1553年，西班牙皇室就開始在其主要殖民城市安裝「至少一個公共時鐘」。其他文明也有自己複雜的時間規則，但新的工作制度取代了土著居民與自然世界的關係。瑪雅曆法是一個從天而降的非常複雜的時間體系，為人類在宇宙鐘的活動提供了豐富的安排。只有在這種程度上西班牙入侵者才會尊重它：他們將自己的殖民主義屠殺與歷史上神聖的時刻相同步。

　　正如社會史學家愛普·湯普森(EP Thompson)在他的開創性研究《時間、工作紀律和工業資本主義》中指出的那樣，時間的管理遵循了一種特殊的邏輯:「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每時每刻都必須消費和投入使用；對勞動力來說，僅僅是「消磨時間」是一種冒犯。把具體活動與較大的生產目標聯繫起來，不允許時間被浪費，時鐘的紀律被暴力強加於世界各地。

　　傳授資本主義的價值和結構是殖民企業的一個關鍵部分。1859年，一位定居者記錄道，土著的澳大利亞人「現在……可以從『Nip Nip』或者定居者的定期剪毛時間中找到優勢。這似乎為他們提供了一種陳述年份的模式，而在此之前，他們並沒有這樣做。」但是。對時間進行規定也是抵抗的焦點。另一位定居者在日記中寫道:「這個晚上有一位偉大的Korroberry（精神上、充滿活力的聚會）——我努力勸阻他們，告訴他們那是星期天——但他們說，『黑人沒有星期天。』」為什麼要抵抗？因為他們十分清楚，他們的勞動是被竊取的對象，殖民者正在佔用他們的勞動力。

　　即使是現在，關於時間規定的爭論仍舊在繼續。在美國，有一項聯邦法律限制了禽類加工的速度：每分鐘140隻。這個行業正在遊說，要消除這一限制，以便它可以與巴西和德國的工廠競爭，那裡的工廠的速度是每分鐘200隻。對食品污染率和工人傷害率上升的擔憂，正在被更多死雞帶來的某些利潤所抵消。

　　資本主義一直會同時對各種可用的勞動制度進行試驗。例如，1630年代的巴西的一個蔗糖種植園，很容易被認為是現代話的工業運營。正如汽車工人在流水線上組裝簡化、可替換的部件和快餐工人製造標準漢堡一樣，非洲的奴隸們也是在一個簡化的蔗糖種植園中專門從事特定的單一的工作。

　　在現代工廠後面，一直存在著一層剝削的蛋糕。工廠管理者的薪水比工人多，他們的原材料來自於各種養殖和自然資源開採，而且他們都依賴於來自於婦女的免費家務勞動。全球工廠依賴於一個全球礦井、一個全球農場和一個全球家庭。

　　因此，奴隸制仍然在今天存在著。一個聯合國機構國際勞工組織估計，當前仍然有4000萬人淪為奴隸，其中絕大多數是婦女，許多人被迫結婚。例如，戰時營地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依然存在，提供像鉭這樣的稀有的地球金屬，來建立支撐虛擬經濟的物質基礎設施。

　　

但是，正如管理層尋找創造利潤的新途徑一樣，工人們也會想方設法抵抗。早期資本主義的大宗商品領域——糖、銀、銅、鐵、森林產品、漁業甚至穀物農業——都是歐洲及其殖民地勞動力控制戰略的試驗區，而且總是出現衝突的領域。罷工、叛亂、談判和抵抗是資本主義工作管理應用的特徵。每一次勞動抵抗都是引入機器的新理由。現代工作制度和技術是從早期現代工人的實驗、戰略和抵抗中產生的。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工廠里的工人動亂和奴隸叛亂都是聯繫在一起的，不僅是因為他們都是抵抗的表現，而且是因為他們都是對資本主義生態的抗議。每個全球工廠都需要一個全球農場：工業、技術和服務企業依靠開採工作和廉價自然環境來繁榮發展。在你的iPhone上設計的應用程序，設計於加州的庫比蒂諾，可能是由自我開發的獨立軟體工程師編碼，所需要的材料是在剛果不人道的條件下開採出來的，手機本身也是在亞洲嚴酷的工作場所中組裝起來的。現代製造業依賴於分層、同時和不同的工作制度。為了回應每一次反對它的行為，資本主義就會再一次移動工作的邊界。

　　四、

　　對工人的霸權，得益於廉價的食物，以及每一個鍋里都有雞肉的承諾。幾千年來，廉價食品一直是維持秩序的中心。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生態環境中，這種秩序一直是通過飄忽不定的轉化來維持的。

　　自15世紀以來，一些土地已成為特定種類作物和作物系統的專屬領域：單一作物領域，旨在帶來資金流動。其他地區則保留給那些曾被從那些土地上驅逐出去的人，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為城市中的資本家服務。這始終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地理位置，給下層農民較低的工資，並由自然界、婦女和殖民地免費的饋贈提供支撐。19、20世紀革命之後，工人們得到了剝削的「替代品」，城市中爆發的起義讓資本主義感到了恐懼。為了減輕這種恐懼，資本主義政府和基金會並沒有從解決不平等或剝削問題入手，取而代之的是，它們資助農作物的生產，讓這些作物的產量更多，價格更低，足以提供廉價的食物，來抑制城市的飢荒。

　　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讓他們感到不安的是城市中而不是農村中的飢餓問題。為世界上大多數飢餓情況集中的農村地區提供食物和就業並沒有引起任何關注。只有當窮人來到城市，並將其轉化為憤怒時，飢餓才開始在政治上產生影響，這種情況有可能演變為暴動和對廉價自然規律的挑戰。正是在這裡，我們發現了所謂的綠色革命的起源。

　　其目的是培育可以在城市地區自由流動的糧食品種。但這場革命並不僅僅是一種農業經濟轉型。它所需要的不只是充滿魔力的種子。為了使農民種植農作物，各國政府必須對農業生產過程提供大量的補貼與支持，無論是經濟上的還是政治上的。二十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期的綠色革命是一攬子改革，旨在防止許多農民和無地工人的革命性政治目標發生變化：全面的土地和農業改革。

　　如果你眯起眼睛，就有可能把綠色革命看作是成功的。從全球來看，1950年至1980年期間，糧食產量(單位面積的產量)翻了一番以上。印度的麥片產量在1960年至1980年期間增長了87%，與美國玉米種植者在1935年之後的二十年裡所經歷的情況相似。世界市場上這些食品的份額開始上升，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全球糧食出口增長295 %。如果這些都是衡量成功的尺度，那麼通過政府補貼使食品價格更低廉的政治承諾就起作用了。

　　但是產量的增多並沒有減少飢餓。印度小麥的產量飆升，但印度人的生活水平卻幾乎沒有改善。特別是在一個依賴農業的經濟中，如果人們仍然貧窮，飢餓就不會結束：如果你買不起，無論有多少糧食都不重要。的確，這是一個全球現象，從1990年到2015年，加工食品的價格上漲遠遠低於那些新鮮水果和蔬菜的價格，而且在今天幾乎每個國家，最貧窮的人口每天吃不起五種新鮮水果或蔬菜。

　　雖然參加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的國家的工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看到他們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額有所增加，但這一點在1980年代就已經逆轉。這是反勞動政策的直接後果，學者們恰當地稱之為「工資壓制」。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由於工資一貫低廉，因此有理由將食品的低價不僅僅是相對於工資成本的，而且直接相對於價格的。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就出現了一種毫無意外的情況，一個食品行業的價格會出現急劇下降，比如墨西哥的雞肉——這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技術和美國大豆工業的直接後果。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原本排斥農產品，在墨西哥政府的堅持下，它們也被列入其中。墨西哥政府希望把農業轉變為城市化的工業圈來「現代化」它們的農民。這項戰略的確奏效過：墨西哥的農業經濟陷入困境，引發了2003年在其全國各地蔓延的抗議活動。結果就形成了農民向美國遷徙和勞動力集中的循環。但至少雞肉是廉價的。

　　我們在這裡談到一個關於廉價食品制度的重要問題：它們既不能保證人們能夠得到食物，也不能保證他們吃得好，全球持續存在的與飲食有關的營養不良可以證明這一點。資本主義的農業邊界繼續向世界農民發出壓力，他們提供了南半球大部分地區75%的糧食。儘管目前的形勢十分嚴峻，農業邊界仍舊在推進阿馬佐尼亞，使全球農民流離失所。但是，21世紀出現了一個新的變數，將致命地破壞資本主義長達5個世紀的食品體系: 氣候變化。

　　邊界的意象使得人們只考慮土地。但是在過去兩個世紀里，我們已經目睹了一種截然不同的邊界運動：大氣中的公共場所是溫室氣體排放的垃圾場。在21世紀，農業和林業生產，占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們極其耗費精力，而且已經變得更加如此。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沒有更多的大氣中的公共空間來封閉，也沒有明顯的方法可以將氣候變化的成本從資本主義的分類賬中分離出去。這種情況在生產率增長放緩的全球農場中表現得最為清晰，正如它在18世紀中期對英國農民所做的那樣。農業生物技術對一場新的農業革命的承諾，迄今為止已經變得更加糟糕——未能提供新的產量增長，但卻製造出了能夠承受草甘膦和其他毒素的超級雜草和超級細菌，來維持廉價的食品。這種模式正在推動全球氣候系統的不斷發生轉變。

　　氣候變化所代表的東西，遠不止是自然模式的終結，而是一種戲劇性的逆轉。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氣候變化抑制了農業生產力。「氣候」是指極其多樣化的現象，包括乾旱、極端降雨、熱浪和寒流。大豆，這種典型的新自由主義作物，已經經歷了農學家所說的由於氣候變化帶來的產量抑制。具體有多少仍然是一個正在爭論問題，但許多分析結果表明，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率下降了3%——從1981年到2002年，相當於每年50億美元。

　　更糟糕的是，氣候變化預示著絕對的減少。全球平均氣溫每升高一度，就會對全球農業產生巨大的影響。在下一個世紀，農業產量將下降5%至50 % (或更多)，這取決於時間框架、作物、地點和以及以今天驚人的速度繼續向空氣中排放碳的程度。 到2050年，世界農業將吸收全部氣候變化成本的三分之二。這意味著，氣候和資本主義的農業模式正處於一個突然、而且不可逆轉的變化時刻。

　　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認為，氣候變化不會破壞現代食品系統。更糟糕的是，工業食品生產是流行性疾病的滋生地，理由充分的分析表明，那種集中的動物飼養操作，給我們帶來廉價的肉類同時，也會帶來可能致使人口死亡的病毒。再說一遍，這不是什麼新鮮事。正如早期——現代氣候變化和封建主義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的開始所帶來的瘟疫一樣，所以我們面臨著未來氣候變化和對大規模系統衝擊的脆弱性，預示著資本主義生態的結束。

　　足夠令我們的驚訝的是，歷史學家看到，資本主義之後的東西可能不會更好。 在世界各地，法西斯主義已經從自由主義的土壤中出現。然而，在資本主義法案到期之際，社區正在抵制和發展在資本主義邊界的複雜而系統的反應。圍繞著使資本主義成為可能的七個廉價的因素——自然、貨幣、勞動、關懷、食物、能源和生命——有一些運動正在發展替代辦法。

　　激進分子、英國收復街道聯盟運動的聯合創始人約翰·喬丹（John Jordan）稱，抵抗和替代品是「社會變革DNA的雙鏈」。這種變化需要資源和空間來發展。如果我們是由資本主義生態所製造的，那麼只有在我們反過來實行新的生產和關心彼此的方式時，我們才能被重塑，這是一個重新發展、重新思考和重新恢復我們最基本的關係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