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政府為什麼要「玩轉」社交媒體？

作者：政見觀察員 韓述
社交媒體的出現曾被樂觀者視作推動民主化的靈丹妙藥，但是懷疑論者也一直在強調，社交媒體極易屈服於審查和管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Seva Gunistsky則認為，威權政府在快速適應社交媒體之後，已經將重點從單純的打壓轉向收編后的「為我所用」。社交媒體可以成為鞏固政權和收集民意的工具。
此前學者傾向於將研究重點放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的政治表達，Gunitsky則更關注俄羅斯的Vkontakte這種更加地域化的社交媒體，它們在國家權力和大公司利益的「共同呵護」下對信息傳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公民社會和威權政府在這裡針鋒相對。
鞏固政權合法性首先，威權政府可以運用社交媒體動員其支持者以鞏固政權。這些支持者包括與相關的既得利益者，出於愛國情緒、意識形態和單純信任政府的普通民眾和利益收買者。2012年俄羅斯新聞網站http://Gazeta.ru曾報道，普京政府支持的青年組織Nashi重金收買博主、記者和評論員在社交媒體上刷屏親政府的言論。Nashi還雇傭網評員在YouTube上「不贊」反對普京政權的視頻，並留言讚美普京。
其次，威權政府將社交媒體視為更有效的宣傳途徑，利用社交媒體塑造網路領域的討論議題和言論邊界。政府已經不再滿足於簡單粗暴的網路審查，而是在一定言論邊界內精心引導網路討論。那些從本質上挑戰政府權威的內容會被很快刪除，但是要求處理官員貪污或呼籲改革的言論則可能被溫和派當作意識形態的彈藥。
威權政府把上述兩種技能修鍊得爐火純青，嘗試用更加「高明」的方式來影響和塑造網民在何時以及如何接收信息。例如，普京政權已經很少直接阻止訪問某些網站，而是動員其支持者破壞公民集會計劃、散布錯誤信息、監控反對派網站，並且抹黑反對派人士。2014年1月，親普京政權的寡頭還將VKontakte收入囊中。學者Rebecca MacKinnon將此稱為「數字波拿巴主義」（digital bonapartism）——使用民粹式語言，同時操控私有企業和司法系統，「巧妙」地將反對聲音邊緣化以操縱公共輿論。隨著網民人數不斷增多，俄羅斯的網際網路場域已經成功被政府用來鞏固自身合法性、傳播有利於團結穩定的「正能量」。
收集民意信息由於缺乏反對的聲音，且制度本身不透明，威權政府總是面臨信息匱乏的困境。所以，統治者一方面無法獲取準確的民意，另一方面難以判斷官僚機構的運轉效率。而社交媒體恰好可以在統治者和普通民眾之間形成信息循環——統治者通過社交媒體獲取民意並相應地調整政策走向。同時，在社交媒體上曝光官員貪腐等消息，可以一定程度上解決統治者和官僚機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為了收集民意信息，俄羅斯政府在2013年4月上線了一個在線請願平台Russian Public Initiative，超過一定支持數的請願將被送到相應立法機構討論。例如在聯邦層面，如果在一年時間裡有超過10萬個支持數的請願將被國家杜馬討論。除了政府背景的網站，俄羅斯政府也從VKontakte、Odnoklassniki、LiveJournal、Facebook、YouTube等收集民意信息。這使統治者能夠更有效地回應民眾的訴求。
社交媒體還可以幫助統治者獲知官僚機構的動向。就像俄羅斯民眾可以在梅德韋傑夫的博客上留言，抱怨對地方官員的不滿或對政策提出意見。
收編方式的擴散研究者認為，社交媒體使威權國家維持了一種低限度均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政府在最低限度內放開言論空間，換取民意信息改善公共政策，以維持統治者與民眾間的微妙平衡。但是，由社交媒體帶來的政府效率和問責機制的改善，從長期來看拖延了真正的民主化改革——因為民眾可能會被在社交媒體上宣洩不滿的虛假自由所迷惑，放棄呼籲根本改革的要求。統治者以懲治腐敗和政策的小修小補就可以輕易拖延改革，繼續壟斷政治權力。
研究者也提醒，威權政府對社交媒體的「為我所用」正在成為解決「獨裁者困境」（Dictator's Dilemma）的示範——統治者既在享受技術發展帶來的經濟增長，同時將信息流動帶來的維穩風險牢牢掌控。值得注意的是，網際網路的日益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 internet）和威權國家之間的相互學習，正在使威權國家對社交媒體的收編成為「最佳實踐的擴散」（diffusion of best practices）。

參考文獻：
Gunisky, S. (2015). Corrupting the Cyber-Commons: Social Media as a Tool of Autocratic Stabilit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3(1), 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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