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富國強軍 2

公民社會介於公民與國家這兩極之間，既是聯繫公民與國家之間的紐帶，也構成了對公民個體的保護屏障，同時對政治國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約。
　　英美等國成熟的（或者說是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是建立在約翰•洛克的「社會在國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會力量強於國家力量。個體的公民是現代國家中最小的單元，公民社會則按照非強制、非暴力原則調節公民個體間的關係，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組織形成若干更大的單元，從而具有個體公民所不具備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會不僅具備若干個組織的有形力量，而且還因為公民個體中對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擁有無形的力量，並化解掉大量公民個體之間的矛盾，使之難以孕育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決的問題。可見，一個發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會，不但可以有效地抵禦來自政府權力對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權力無邊界」的情形出現；而且也會起到社會穩定的調節器的作用，從而也就使得潛在的極權主義者的迴旋餘地大為縮小。[18]
　　中國從來沒有形成一個獨立於政治國家的公民社會，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會。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種缺少變化的，不允許出現內部競爭對手的鐵板式的政治結構。政府從不允許獨立自治的社會組織機構產生，並逐漸發展出一個穩定的領導層，以及一個能適應現實和吸取經驗與歷史教訓的傳統。
　　國家作為一個生產安全和秩序等公共產品的完全壟斷者，對一切獨立於官府的力量採取禁絕策略，拒絕給民眾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權。民眾缺少民主鍛煉，民主意識及民主素質低，沒有協商、妥協、寬容的訓練，就無從產生健康、理性和坦率溝通的政治文化，社會自治無從滋生，民眾缺乏自組織能力，成為一盤散沙。社會的穩定全靠行政權力將人民強行粘和起來，採取高壓政策，社會管理陷入「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惡性循環。
　　面對民眾的政治訴求和抗爭，政府習慣於採用政治高壓敉平社會反抗，由於沒有正常的溝通與發泄不滿的渠道，一旦出現暴力衝突，平常在高壓統治下沉默馴順的的羔羊們就變成了破壞成性的暴徒（烏合之眾人人都想搭便車而不受懲罰），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發展到極端就只有天下大亂一條路。
　　西方國家有長期的社會自治傳統和合法的反對黨，它們的在野黨被稱為「忠誠的反對派」，是防止政府危機演化為全面社會危機的有效防火牆。2005年4月23日，義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組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60屆政府，50年間，義大利發生好幾十次政府危機，政府的平均壽命不到一年，雖然政府更迭頻繁，但對民眾和社會生活基本沒有大的影響。其他像法國、英國、德國等也發生過頻繁的政府更迭，人們早已習以為常，民眾的生活基本沒有大的影響，該幹什麼還幹什麼，這在中國是無法想象的。中國自古就有「三日無君，則惶惶如也」的說法，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亂不可。
　　中國沒有合法的反對派存在的空間，更沒有西方國家的所謂隨時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內閣」，當社會出現重大危機時，不可能有現成的替代品（自治機構或組織）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維持秩序，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政府的平穩過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現有的國家機器，在付出昂貴的代價后重建社會秩序。這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一旦啟動，終將不可挽回的自動毀滅。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這是人類社會的鐵則。歷史反覆證明在獨裁專制這種體制下，即使有卓爾不群之士，也難以阻止腐敗的蔓延，這不是個人聰明才智的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專制制度讓統治者享有各種各樣的特權，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須不知特權實乃統治者墮落、退化的陷阱，政治上的近親繁殖（「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19]，沒有競爭對手，執政能力必然退化下降；既沒有權力制約，又沒有輿論監督，統治者必然腐敗墮落。貪污腐敗是一種政治行為，非但不能創造任何財富，反而破壞正常的經濟活動，減損社會財富，其實質無異於公開搶劫。（在中國專制社會，天天在媒體看到為維護皇權今年度假式處理幾十萬公務員，其實每個官都是腐敗分子）
　　專制制度下的官吏是與作為草食動物的民眾不一樣的肉食動物，官吏與其治下的民眾的利害關係短暫脆弱，比分封的貴族更不關心百姓的死活。作為皇帝的代理人，必然產生道德風險。由於官吏擁有「合法傷害權」[20]及信息優勢，官僚體系中的每個活動主體都處於徇私枉法的誘惑和激勵格局中，抑制這種對專制帝國有害的激勵從技術上是困難的，從利害關係上是難以指望的。[21]腐敗被稱為「政治之癌」，會自我強化，加速擴散。歷史上每一個王朝末期，貪污腐敗都達到無藥可救的地步，貪官遍地，貨賄公行，官吏們貪賄枉法，敲骨吸髓，竭澤而漁。
　　中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人口思想，促成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天下承平日久，必然產生淘汰過剩人口的壓力。人口壓力是一把雙刃劍，它是內外衝突、政治動亂和衰落的一個重要因素。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競爭中佔據優勢地位的官吏集團，加劇了官僚集團的腐敗與膨脹趨勢，「食之者眾，生之者寡」，人口和財政的雙重壓力，使得民不聊生，生存無以為繼。[22]而維持生存的底線是一條血線，突破底線必然導致流血——下層民眾博命以自保。[23]後果就是社會動蕩，天下大亂，最後是既有的秩序解體。
　　在舊的秩序解體到新的秩序確立之間，是長期的軍閥混戰，民眾則成為對立陣營的人質，被脅裹著互相殺戮。幾十上百年的長期征戰，造成對人口、文明、財富、環境的巨大破壞。為改朝換代而進行的征伐，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加上巨大的誘惑（「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這種鬥爭遵循的是最厚黑者勝出的鐵則。天下是打出來的，權威是殺出來的。默默無聞，不名一文的混混無賴要成為人人膜拜的（紅色基因血統）對象，唯一的硬通貨就是人頭和鮮血。
繼起的王朝在政治遺產上可以繼承的最佳選擇和模式仍然是「利出一孔」，歷史和人一樣，都有沿現成的路徑行進的慣性與本能，所謂蕭規曹隨，就是指文化上這種按既定的模式應對相似局面的自覺行為。
　　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站在制度學派的立場，提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說。諾思認為，制度變遷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就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24]已建立的制度會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存在，選擇某種制度容易，但放棄卻很困難。（天天堅持黨的領導）
某種制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後，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開始阻礙生產活動，那些與這種制度共榮的組織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儘力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陷入無效制度，進入了「鎖定」狀態。這是惡性的路徑依賴。
制度和政策的制訂者總是希望限制自己的後繼者，因為政治家擔心自己的對手會在將來掌權，為了保護自己，他們使現存的制度難以改變，結果使得甚至連他們自己也難以改變制度，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權力的分配在社會成員中是不平等的，當某些人居於支配他人的地位時，他們傾向於利用所掌握的權力來強化自己的地位。政治競爭的結果是「贏家通吃」，對於當事者來說，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沒有其他選擇。政治博弈的這個特點使得掌權一方傾向於全力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結果是制度的自我強化。[26]政治中的路徑依賴現象是歷史的常態。
　　「利出一孔」的政治實踐，使最高統治者統治著會說話的動物，享盡人間奢華極樂，食髓知味，任何人只要坐上龍床，都會毫不含糊地照此辦理，習慣成自然，文化上的獲得性遺傳，使「利出一孔」的思想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顯性基因，雖然王朝不斷更替，但政治治理結構與模式卻反覆克隆。從本質上看，所謂的改朝換代只是一種簡單的（邊緣人群與中心人群的）置換反應，改變江山姓氏之舉，除了為少數人提供了政治遊戲的極品享受而外，對芸芸眾生究竟有何裨益？難怪古人要發出無奈的感慨：「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里都作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27]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逃不出《三國演義》扉頁上的第一句話，「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權興亡的過程往往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這個過程從古至今，周而復始，形成了任何政權都跳不出的興亡周期律怪圈（金觀濤先生稱之為「超穩定結構」）。人們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只好把這個似乎不可抗拒的怪圈歸因於中國人的宿命，然而，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利出一孔」才是中華民族周期性治亂循環悲劇的總導演。
管仲的「利出一孔」思想，實在是為統治者量身定做，讓他們在實踐中用起來得心應手，愛不釋手，成為歷代治理國家的根本國策。中國政治文化的這一特色，讓中國人跌入「管仲陷阱」幾千年，陷入惡性的路徑依賴。尤其悲哀的是，只要中國特色的這一政治文化基因不發生（自發或誘發）突變，同樣的政治生態就會反覆克隆，中國仍將陷入殘酷而又無奈的歷史宿命。（如十九大無羞無恥天天在那裡喊特色的人）

在人治的帝國體制下，希特勒僅用了5年多一點的時間就實現了初步夢想——富國強軍。1933年到1938年，失業率降至1.3%。
1933年到1939年，德國重工業和軍火工業增長2.1倍，消費資料生產增長了43%，國民經濟總值增長超過100％。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人均收入提高100％以上，人均住房面積提高了150％以上。歷史總是似曾相識。他們的富國強軍給本國國民帶來的是滅頂之災而已。
總結
中國市場不是建立在誠信體繫上，而是建立在特權和欺詐上，大家不是靠著誠信來盈利，而是靠著壟斷和欺詐來盈利。中國經濟問題根源在政治，以低人權成本和無法逆轉的破壞性環境代價換來的經濟發展，山寨、肆無忌憚侵犯知識產權、強拆，西方不敢搞集權經濟，這就好比江洋大盜、土匪惡霸、閻羅厲鬼竊取國家權力直接搶劫和誠信做生意，誰來錢快？
這個國家實行的社會制度是逆歷史潮流的東西、是扼殺基本人性的東西，它的利益分配製度是一種劫貧濟富的制度，這種國家的軸心是政治軸，一切以權力為中心，一個人的政治地位決定他其它所有利益佔有。因此，這種國家必然奉行官本位和權力崇拜，一切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均是圍繞著權力軸進行分配的。政治被置於制高點將優質資源人為地配置給國有經濟，做強做大以加強其壟斷地位，這種做法就是經濟領域的血統論，就是經濟的政治化。這種畸形的做法基於敵對思維和江山意識，將一國之內的經濟實體分為嫡系和非嫡系，將國有經濟視為家產和黨產，意在用家族權力控制國家經濟命脈。全民絕對數財富，紅色家族絕對掌控，實質上是最大的腐敗行為。靠壟斷欺詐堅持以國有為主導，使深化國企改革淪為權貴盛宴。國有資產被各種權貴變著法兒地流入了私人腰包。出現與金錢的結盟，形成權貴利益集團，使腐敗叢生。市場決定價格完全是官方的官階標準，政府把持著產業項目的資源審批權，將竅取西方日本技術稱之為中國創造。特權國企壟斷嚴格說起來就是權力插在人民身上的管子，它吸食的都是民脂民膏，都是對社會的野蠻掠奪，解決不了特色，中共會多出口少進口，另起灶，領導世界潮流，如一帶一路。除非剷除專制政權，讓中國進入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