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專機飛行員潘景寅的最後一天

　　

　　資料圖：林彪專機飛行員潘景寅

　　來源：舒雲探訪九一三事件的博客

　　原載《文史參考》2011年第9期

　　潘景寅，空34師(專機師)副政委，曾任林彪專機機長。1971年9月13日凌晨，他駕駛林彪專機在飛越蒙古上空時神秘墜機，與林副統帥一家一起摔死在溫都爾汗。事後，他被定性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死黨，家人遭隔離審查，直到1981年才獲平反。

　　作為女兒，潘鷺絕不相信父親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死黨。她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林彪當時是寫在黨章上的副統帥，父親服從首長的命令，是無可厚非的，不服從才是有問題。

　　毛澤東最後一次坐飛機是父親駕駛的

　　我的父親潘景寅是空34師(專機師)副政委，母親孫祥凝是海淀醫院的護士。

　　父親工作上的事情，母親也毫不知情。父母結婚時，組織上就找母親談過話：「潘景寅的工作是一項特殊的工作，你們結婚之後，你不該問的不許問，不該知道的不許知道。」結婚十幾年，夫妻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默契，父親出差也好，出去幹什麼也好，家裡人也不會問的。

　　父親所在空34師是一支特殊的部隊，該師於1963年8月成立，主要擔負專機任務，是唯一的直屬空軍領導的師一級飛行部隊。父親常有機會為中央領導服務，毛澤東一生坐過27次飛機，其中大部分是由蘇聯專家擔任飛行任務，國內的飛行員機會很少。空34師的胡萍是第一個為毛澤東駕飛機的中國飛行員，而父親有幸3次為毛澤東駕機。

　　1967年7月的武漢「百萬雄師」事件中，當地兩派武鬥局勢近乎失控，毛澤東的人身安全一度受到威脅，不得不乘坐飛機撤離。這一次危急情況下的飛行任務就是父親執行的。飛機抵達上海，毛澤東走下飛機，很高興地對身邊的楊成武等人說：「坐飛機不是很快嘛！今後你們還讓不讓我坐呀？」然而，這卻是毛澤東最後一次乘坐飛機。

　　除了給毛澤東開飛機，父親還給宋慶齡開飛機。宋慶齡往返於北京和上海之間，常坐父親駕駛的飛機。由於多次圓滿完成專機任務，有時宋出行時就指名要父親擔任機長。

　　父親十分熱愛飛行，我們姐弟三人，大姐叫潘鷥，我叫潘鷺，還有個弟弟叫潘鵬，三個孩子的名字都是爸爸起的，都與飛行有關。

　　

　　9月12日：父親還想晚上回家吃飯

　　1971年9月12日是個星期天，與以往一樣，父親那天休息。他習慣去理髮，到辦公室看文件，練練毛筆字，母親在家給他包瓜餡餃子。

　　下午3點多，西郊機場空34師一連來了三個電話，似乎是出現了特別緊急的任務。父親回家之後，就提上小皮箱出門了。父親有個小皮箱，裡面是一雙拖鞋、洗漱用品、雜誌、紅藍鉛筆等，如有任務他就拎上就可以走。

　　母親當時問他什麼時候回來，父親回答：「晚上可能就回來了。」意思是可能還回家吃餃子呢。沒想到，這是父親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10月份，組織上還給家裡送來父親的工資

　　九一三專案組的人分析：父親是四野的，又在事發前不久把我姐接回北京，就被定性成了林彪死黨。可父親在那個位置上，飛不飛都是死。林彪是黨章上明確了的接班人，父親一個飛行員，只能惟命是從。

　　9月13日出事後，空軍還照樣給父親發工資。記得是國慶節后一兩天，工資發到我母親的手裡。直到9月底時，母親才開始有點疑惑，按以往出差的經驗，父親早該回來了。還有一點母親想不通，父親走時穿的是單衣，都快十一了，怎麼也應該有人來拿棉毛衫、棉毛褲這些厚衣服了，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呢？母親雖然感覺疑惑，可是也沒有較大的懷疑，父親的公務員跟往常一樣的往家裡送工資和其他的物品。

　　10月4日，忽然接到西郊機場政治部的電話，要找母親談話。電話里說的很簡單，說「父親可能犯了點錯誤」，還說「家人要正確對待，積極配合」。母親當時沒有想到這麼嚴重。10月5日，母親照常去海淀醫院上班，醫院就開始給她辦「學習班」，等於是隔離審查，讓母親揭發父親。母親在海淀醫院的學習班一關就是兩年半，直到1973年，母親才知道父親沒了。

　　在隔離審查期間，母親什麼也交代不出來。當初結婚的時候組織上就交代了：「你不該問的不許問，不該知道的不許知道」。現在又叫交代父親的問題，這不是自相矛盾么？母親什麼都不知道，也沒有什麼東西可寫。

　　關押期間，我們母女不能相見。1971年，我姐姐12歲，我11歲，我弟弟才2歲，我們都見不到母親。

　　大約是1974年，海淀醫院就沒人再看管母親了，母親趁機跑回來看我們。第二天，派出所來了幾個警察，把母親又抓了回去。從此，母親就變成了政治犯，一個人關在一間小屋裡。最後，母親經不住精神上的折磨，有點不正常了。1976年4月後母親才被放出來，在家休息了一年多，後來回海淀醫院繼續工作。

　　鄧小平：「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

　　父親死後，長時間沒有哪一級組織或領導為他做結論，不少仍甚至公開稱他是林彪死黨的一個成員。我們家也就成了林彪死黨家屬。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談到九一三事件時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的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后，經過鬥爭，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小平這番話在《人民日報》上登出之後，我和母親就開始上訪，要求組織上給父親平反。

　　1981年12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溫都爾汗飛機墜毀死亡」的結論，西郊機場來人發給我們蓋有總政大印的《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這種結論在空軍通稱為「隨機正常死亡」，空34師政治處確定「按師職或13級以上幹部病故撫恤標準撫恤」，發給我們500元撫恤金。之後不久，西郊機場專門成立了一個班子處理父親的事。組織上給我們家補發了父親多年的工資，還有孩子的生活費，丟的東西也補償了幾千塊錢。我姐腿不好一直沒有工作，組織上照顧給我姐找了工作。那時部隊房子緊張，但還是要分給我們家一套房子，可母親說：「我現在看見穿軍裝的就哆嗦」，死活不願在部隊院里住。後來母親就擠在醫院分給我的兩間屋裡，還帶著大姐和弟弟。她不圖別的，就希望有一天父親推門進來，大聲地向母親要瓜餡餃子吃，那是他最愛吃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