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紅：你家祖墳燒高香了！我家沒有祖墳

　　

　　▲製圖 / 北京晨報美編 許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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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來挺不好意思的，大學我考了3年，但即便這樣，我居然還是我們大雜院里第一個大學生——您說說，我們這個大院得多沒起子！

　　我們院里基本都是底層人民：劉大爺是「跑火車的」，他兒子是首鋼的，如今爺倆都謝世了。呂叔是醫藥公司的會計，高壽，90多歲了。程大爺是泥瓦匠，老伴兒去世后，被侄子接走，估計也不在世了。李麗是唱京劇的，搬家走得早，我壓根兒沒見過，但是我家的玻璃板底下壓著她的劇照。王大姐是撿廢品的，一輩子沒結婚，最終一個人孤零零死在小屋裡。梁奶奶裹小腳，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漂亮老太太，有個表弟是我國著名的相聲演員，可她自己卻是個「掃大街的」。新中國成立35周年大慶，我半夜爬起來去天安門廣場看升旗，在衚衕口撞見老太太：街燈把她瘦小的身影拉得很長，她顛著小腳，揮舞著比她高出一頭的笤帚，那笤帚既像是舞伴兒又像是拐棍兒。哦，還有老薛頭，他幹什麼工作我忘了，因為搬來得晚，只記得他特別喜歡吃肉，傳說得了5次腦血栓，卻天天在家用火鉤子燒豬頭上的毛，我一進院，就能聞見一股子火燎頭髮的味道。

　　院子里還真藏著一位「名人」——魯迅先生的小舅子。我五六歲的時候，老爺子已經80歲了，穿民國時期的大褂，時常拿廣東的點心給我吃。我這才知道，原來點心竟然可以是鹹味的。我爸叫他「許爺」，我稱他「許公」，鄰居們都說，他是許廣平先生的十三弟。

　　院子里最「出名」的人要數吳大媽，渾不吝，敢拿磚頭砸人家玻璃，年輕時販過大煙——當然，這一幕我無緣得見。我記事時，老太太已60多歲，胖，大夏天裡，不穿汗衫，裸露著上身，剽悍地坐在院子里，用大海碗吃炸醬麵。原來，乳房真的可以垂到腰際，她呼哧呼哧吞著面，兩個乳房就在鬆緊帶的褲腰間來回遊走，看得貓狗都眼暈了。我搬個小馬扎，坐在她身邊，用手把玩她腋窩垂下來的肉褶子，她不急不惱，只顧吞面嚼蒜。我不愛吃麵條，但是我很享受她那吃麵條不要命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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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樣的院子里生活，我最大的夢想就是當個大公共的售票員，喜歡用綁著皮筋的紅藍粗筆劃票撕票的利落勁兒；喜歡訓斥外地旅客的霸道勁兒；喜歡開著窗戶，迎著風，穿行在長安街的神氣勁兒。可誰也沒想到，我竟然考上了大學——兩年來我一直都是無業遊民，錄取通知書一下來，我就不是我了，50多個街坊都來道喜，門檻都踏平了：「咱們院也出了大學生了。你們家祖墳真是燒了高香了。」鄰居們拉著我媽的手說。

　　我問我爸咱家祖墳在哪兒呀？我爸說，咱家沒有祖墳。他打哪兒來的，他爺爺奶奶是誰，他都不知道。

　　也許是因為沒有祖墳保佑，我在成為全院的驕傲后，沒輝煌幾年，很快就淪為全院的累贅——嫁不出去。只要認識我的鄰居都給我介紹對象，不認識我的鄰居也通過吳大媽給我介紹對象。後來，我把剽悍的吳老太太都熬死了，還是沒嫁出去。

　　同樣好吃的老薛頭繼承了吳老太太的遺志，他把煤球爐子搬到院子里，燒得通紅的火鉤子，一遍遍蹭過豬臉，發出「刺啦刺啦」的聲音。他歪著頭躲過火光和煙霧，語重心長地勸我：「當大學生把你給害了，做記者更是把你給害了——心氣高了，瞧不起人了，還不如當售票員呢，嫁個大公共司機，孩子都能打醬油了。」

　　因為腦血栓後遺症，老薛頭說話有些費勁，裊裊升騰起的煙霧，濃郁的燎豬毛味，讓他的聲音變得飄飄忽忽，「你說你媽多著急！你說她幹什麼能有意思！你看東屋的王大姐多慘，得了急症都沒人知道，愣是一個人死在屋裡……」我打斷他：「叔，您真的得過5次腦血栓嗎？」「那是。沒有5次也有4次。」「那您為什麼還吃豬頭啊？」「不吃豬頭，人生還有什麼意思？就如同不結婚，人生還有什麼意思！」他突然停下手裡的火鉤子，渾濁的眼球一亮：「你不嫌棄，叔給你介紹一個，人特好——這點最重要，別的都是瞎扯。你要願意，就把電話寫給我。我讓他給你打電話！」我當然不好意思說不願意，只得硬著頭皮拿個紙條寫下電話，遞給他。他放下火鉤子，把沾滿豬毛和豬油的手在衣襖上很認真地蹭蹭，雙手接過紙條，揣進懷裡，臉笑得如一朵花：「等叔的好消息啊。」那一刻，彷彿我已經成功嫁出去了。我瞥了一眼豬臉，收拾得真白凈呀。

　　遠離了燎豬毛的熏陶，我腦子清醒了不少，越想越覺得王大姐的「結果」確實很慘。據隔壁女鄰居說，「老太太折騰了一夜啊，咚咚咚，拿頭往牆上撞，興許是疼的，遭罪呀。」當時是深夜，女鄰居膽小，不敢過去探望，熬到天亮，喊上居委會幹部，推開門，人已經去世。想起這一幕，我毛骨悚然，咬咬牙：如果這個男的，果如老薛頭所言「人特好」，那就見見吧。

　　決心拿定，單等著有人打電話。誰知道，當天夜裡，老薛頭因為第6次腦血栓被送進了醫院，第二天晚上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我急急趕去醫院，心裡那叫沮喪：「老天爺呀，你就是一心一意不讓我嫁出去，也沒必要全心全意要了我薛叔的命呀。」還是薛嬸身經百戰，山崩於前而不慌，她從薛叔的懷裡掏出我的字條，鄭重地還給我：「老薛介紹的那個人是誰，我也不知道呀。孩子，不是我們不幫你，這是天意呀，你家祖墳上就沒有這炷香呀。」那一刻，她對我未來的絕望，超過了對老伴兒死亡的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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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還沒等我嫁出去，大雜院就拆了，鄰居四散而走，匆匆而別。我在琉璃廠西邊的這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雜院里住了40年，能記住的人和事真是寥寥，但是因為有這些人和這些事托著、頂著、擋著、護著、撐著……我回頭看來時路，溫馨滿滿。只可惜，我成長的路，就是他們凋落的路。如今，人過四十的我，沒有了他們的庇護，也到了直面死亡的年紀。

　　清明節，我在八寶山人民公墓里流連，近7萬個墓碑，那上面的名字似乎都很熟悉——普通老百姓，名字其實都差不多。而普通老百姓，又有幾個能有所謂祖墳的——我們那一個院兒的老人也許就散落在八寶山的各個角落裡。

　　現在最後悔的事情就是沒有聽他們細細講過去的故事，不知道我爺爺怎麼娶的我奶奶？不知道吳老太太當年怎麼販賣的大煙？不知道許公是否跟姐夫魯迅先生很熟……唉，人生路上，我知道我終要去哪裡，卻不知道我從何而來，不知道「送」我而來的那些人經歷過怎樣的人生——這種遺憾，讓如今的我備感孤獨。我在夢裡常常回到老院子，看到吳老太太垂下來的雙乳，看到老薛頭收拾得乾乾淨淨的豬臉，看到梁奶奶三寸金蓮的小腳……也許那個大雜院就是我的祖墳。這麼一想，我踏實多了。

　　（文 / 北京晨報首席記者 崔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