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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士林:魏國為何能成為戰國第一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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硨磲大爺 發表於 2017-2-25 04:09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戰國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是一個轉型的時代,是一個劇烈動蕩的時代,也是一個悲慘的時代。戰國,戰國,顧名思義,戰國的時代主題就是戰爭。

  戰國時代另一個附帶的主題就是為戰爭服務的陰謀。戰爭加陰謀,用西漢政治家賈誼的說法就是:力和詐——暴力加欺詐。

  戰爭也好,陰謀也好,暴力也好,欺詐也好,目的都是爭城奪地搶天下。那是一個情面圍著實力轉的時代。金戈鐵馬,驚心動魄,刀光血影,殺氣騰騰。

  戰國時代最引人關注的是戰國七雄的國家發展戰略,特別是國際戰略。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大國的國家戰略,各有千秋;七雄之間的國際大比拼,可圈可點。戰國七雄的興亡教訓,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啟示。

  讓我們從魏國談起。

  

  為什麼要從魏國談起

  因為魏國的誕生,就意味著戰國時代的開始。你去查戰國之前的春秋時代,沒有魏國。公元前453年,春秋大國晉國被魏氏、趙氏、韓氏三家大貴族瓜分,晉國滅亡,誕生了三個諸侯國,魏國、趙國和韓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魏趙韓三分晉,春秋晉國的國土主要位於今天的山西,因此山西直到今天還被稱為三晉大地。魏趙韓三分晉,沒有得到中央政權周朝的承認。過了半個世紀,公元前403年,名存實亡的中央政權——周朝天子周威烈王才正式承認這三個諸侯國,《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就把這一年作為春秋和戰國的分界線。

  從魏國談起,還有一個理由,魏國是戰國初期最強大的國家。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安排,專門記錄戰國時代群雄競爭的《戰國策》共約460篇,講魏策,共84篇,在戰國中篇章最多,比秦策64篇還多20篇。

  

  那麼,魏國為什麼能夠搶佔先機,成為戰國初期最強大的國家?首先離不開戰國第一霸——魏國開國元首魏文侯的雄才大略。

  魏文侯,名叫魏斯。關於魏文侯的歷史評價一直很不到位,文侯其實是戰國時期最偉大的政治家,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就開創性的政治貢獻來說,文侯完全可以和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相提並論,甚至超過他們。文侯可說是一身兼備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胸襟、魏武帝曹操的膽略、宋仁宗趙禎的仁厚。

  文侯大約生於公元前472年。公元前445年,27歲的文侯登基,到公元前396年逝世,執政整整五十年,天縱英才,天假其年,文侯聚攏天下英雄,用了半個世紀,把魏國打造成天下第一強國,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

  敢吃螃蟹第一人

  文侯最可貴的政治品格,是敢為天下先的超人政治氣魄。戰國初期,是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周朝的宗法貴族制度面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危機,春秋晚期就已經「禮壞樂崩」,到了戰國時期,舊制度已風雨飄搖,魏趙韓三分晉,就是舊制度土崩瓦解的重大事件。歷史轉折關頭,魏文侯是先知先覺者,他最先嗅到時代的轉型氣息,清醒地認識到,早變革主動,晚變革被動,不變革滅亡。為了使魏國搶佔先機,稱霸天下,他以大無畏的氣魄,在戰國群雄中率先發動了改革浪潮。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果斷地做了一個重大決策,任命法家鼻祖李悝為宰相,推行變法。這個決策空前地增強了國家實力,夯實了魏國的基本盤。李悝變法,對整個戰國時代甚至整個中國古代歷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於魏文侯和李悝的關係,《戰國策》沒有記錄,《史記·魏世家》記載了君臣二人一段重要的對話:

  在《史記》里,李悝被稱為李克。

  魏文侯對李克說:「先生曾經教導我:『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家境貧困就格外想得到賢惠的妻子,國家混亂就格外想得到精幹的宰相'。如今我要任命宰相,兩個人選,一位魏成子,一位翟璜,這兩個人您看哪位更合適?」     

  李克回答說:「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

  意思是,我聽說,卑賤的人不應該替尊貴的人謀划,疏遠的人不應該替親近的人謀划。我的職責在宮門以外,不敢承擔這個使命。

  文侯說:「先生臨事勿讓。」(先生您面對這麼重要的事就不要推辭了。)

  

  李悝(李克)畫像

  李克見文侯情詞懇切,就坦率地談了自己的意見,他著名的用人五測:

  您之所以猶豫,是您不注意考察的緣故。考察一個人,平時就看他五種表現:

  第一,居視其所親,平時看他親近哪些人。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第二,富視其所與。富有時看他結交哪些人。有了錢就和紈絝子弟在一起聲色犬馬,花天酒地不行,行仁仗義、樂善好施、結交有德有才之人才行。

  第三,達視其所舉,顯貴時看他推舉哪些人。有了地位了,不能結黨營私,朋比為奸,任人唯親,要大公無私,為國家推薦優秀人才。

  第四,窮視其所不為,不得志時看他不做哪些事。不得志了也不能卑躬屈節,出賣原則,而要堅忍不拔,奮發有為。

  第五,貧視其所不取,貧苦時看他不要哪些東西。儘管貧窮,但是不能人窮志短,喪失尊嚴,不能獲取不義之財。

  李克最後說道: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了解了這五條,就足以決定讓誰當宰相了,何需徵求我李克的意見呢!

  文侯聽了恍然大悟:「先生請回家吧,我的宰相已經決定了。」這件事顯然發生於李悝擔任丞相之前、官職較小的時候,所謂「臣在闕門

  之外」,就是沒有資格進宮參加御前會議。這段對話體現了魏文侯對李悝意見的重視,也體現了李悝的沉穩睿智老練,特別是官場特有的謹慎。以下議上,以賤議貴,是官場大忌,所謂「卑不謀尊,疏不謀戚」。因此李悝沒有貿然提出想法,而是先擺出這個官場大忌,表示自己不能犯忌。得到魏文侯的特許后,李悝才坦然提出自己的用人標準,他的五條標準也體現了知人論世的智慧。今天組織部門考察幹部、企業人力資源部門招聘人才,參考一下這五條標準,應該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魏文侯後來索性直接讓李悝做了丞相,主持變法。

  李悝變法三大塊兒

  第一塊兒,政治,變法的口號是「食有勞而祿有功」。

  剝奪貴族的世襲特權,強調誰有功勞誰受賞,不能再讓貴族躺在出身上世世代代養尊處優,不管怎麼蠢怎麼壞都得讓他高官任做,駿馬任騎。李悝稱這種貴族為「淫民」,主張「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就是剝奪貴族的世襲特權,廣泛吸引各方面人才。魏文侯將其訴諸政治實踐,剝奪了很多貴族的特權,啟用了大量平民出身的人才,如吳起、翟璜、樂羊等等,對魏國的強盛發揮了重大作用。

  

  王可偉油畫·車戰

  第二塊兒,經濟,口號是「盡地力之教」,鼓勵開闢土地,發展農業生產。

  李悝的設計很具體很周到。例如他要求一塊兒地上必須兼種多種作物,所謂「必雜五穀,以備災害」,這樣一種作物因自然災害減產,還有其他抗災的作物收穫,從而減少損失。

  更值得稱道的是,李悝創造了著名的「平糴法」。 戰國初期,各國賦稅沉重,農民貧困,不安心農業生產,從根本上威脅國家的穩定。針對這種狀況,李悝算了筆帳:五口之家的小農,每年衣食、租稅和祭祀等開支,要虧空四百五十錢。這就是農民無法安心生產的原因。他針對這種狀況設計了平糴法,將豐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個等級,按比例向農民糴糧;將荒年也分成大飢、中飢和小飢,在大飢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糴的糧食發放給農民。總的精神就是國家在豐年時按平價買進糧食,荒年時又按平價將糧食賣出,既防止了谷貴傷民,也就是城裡的工商居民,又防止了穀賤傷農,照顧到各個階層的權益。這樣就像老子說的「損有餘以補不足」,文侯推行后,國家很快就富強起來。

  第三塊兒,編製《法經》。

  李悝彪炳青史的貢獻是他綜合各國法律撰寫了一部《法經》,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的系統的完整的成文法。《法經》實際上是一部刑法,裡面講的全是怎樣抓捕和懲罰盜賊,如《盜法》《賊法》《囚法》《捕法》等。其中有專章規定對貪腐的懲罰,叫做「金禁」。規定宰相有貪腐問題左右部下都判死刑,懲治貪腐非常嚴厲。此外還有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二夫,丈夫有一妻二妾的割去耳朵,有兩個妻子則判死刑;嬉禁,禁止賭博,即便是太子賭博也要處以笞刑(用竹鞭子抽),再賭就改立太子;徒禁,禁止民眾聚集。等等。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李悝的刑法設計非常嚴厲,路上拾遺也犯法,要砍去腳趾。由此看來,史家讚不絕口的「路不拾遺」,並不能簡單地解釋為民風淳樸,它的後面還有法律的威懾。如果和西方差不多同時期的古羅馬「十二銅表法」比較一下,李悝的《法經》有刑法無民法,根本沒有民眾權利的保障條款,看著好像治安管理條例,這也是中國古代法律的特點,即法律並不是社會公平和正義的保障,而是政治統治的工具。

  李悝制定的《法經》,由魏文侯親自頒布,在魏國一直沿用,商鞅從魏國去秦國變法,專門帶上了李悝的《法經》,以法經為藍本設計和推行秦國的變法,秦律就是從《法經》脫胎而成,漢律又承襲秦律,因此可以說《法經》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史的開山祖。

  說到《法經》,有一個傳說的事件值得一提,那就是李悝之死。李悝不僅制定《法經》,他還依據《法經》親自審理很多案件。一次審理一樁案子,犯人主動招供了三年前一樁人命案,他是殺人兇手。面對意外收穫,李悝非但不開心,反而一聽就頭大了。原來三年前那樁案子是他審理,冤殺了一位嫌犯。如今真相大白,按照《法經》,錯判者應該處死。李悝心情沉重,思索再三,寫下遺書自殺了。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很可疑。但它的流傳,卻體現了李悝執法的無私和嚴肅,我們不由地對他增添了幾分敬意。

  李悝變法是戰國變法第一篇,開啟了戰國時代各國變法的浪潮。魏國又是法家的發祥地。李悝之外,戰國著名的大法家商鞅和吳起都曾經在魏國服務。商鞅去秦國變法,吳起去楚國變法,都是從魏國出發。戰國最著名的三大變法運動,李悝變法、商鞅變和吳起變法,李悝變法是商鞅變法和吳起變法的樣板。

  文侯支持李悝變法,發動顛覆傳統的改革,歷史上沒有先例,他是頭一個吃螃蟹的人,體現了敢為天下先的膽略和氣魄。戰國初期幾大社會變革,諸如剝奪貴族特權、減輕農民負擔鼓勵農業生產乃至依法治國等等,都是由魏文侯率先發起。變法為魏國的發展制訂了符合時代潮流的合理制度,促進了魏國的經濟繁榮、國防強大和社會穩定。因此班固在《漢書》中稱讚說李悝"相文侯,富國強兵"。

  作者簡介

  

  

  趙士林,吉林人。先後就讀于吉林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88年獲博士學位(導師為李澤厚)。曾任東京大學特邀研究員,哈佛大學高級訪問學者,現為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杜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學術著作有《當代中國美學》《李澤厚美學》《心學與美學》《心靈學問》《荀子》《交叉的視野》《中國的智慧》《國學六法》《不識時務》《中華傳統文化開講》《美學十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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