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大不掉的義和團，玩火自焚的清政府丨羽戈

　　

　　上世紀五十年代連環畫

　　

　　朝廷借「滅洋」驅使義和團對抗列強，義和團借「滅洋」尋求朝廷的合法性支撐，這近乎一場交易，朝野各取所需。

　　

　　文丨羽戈（青年學者）

　　

　　清政府對義和團，大致可分剿撫兩派。相比剿派的堅決，撫派的態度，則嫌曖昧，以至混亂。這也難怪，撫派的大佬，幾乎每個人都有小算盤：慈禧太后要利用義和團對付與她為難的洋大人；端郡王載漪要利用義和團驅逐形同傀儡的光緒皇帝，扶自己的兒子，已經被立為大阿哥的溥儁登上皇位；至於剛毅、徐桐等人，除了要利用義和團「滅洋」，滿足自家的排外心理，還試圖以此爭奪更大的權力，如剛毅欲與榮祿搶位置，徐桐欲進軍機處。

　　算盤一多，章法則亂。甚至撫派內部，不無矛盾。1900年6月25日早晨，「端莊二王與貝勒載濂、載瀅，率領義勇六十餘人，膽敢闖入大內，搜拿教民……大聲鼓噪，雲以我等頗願見皇上，因有緊要之事等語。言畢口出不遜，竟敢詈上以二毛子。」「端莊二王」指載漪、載勛，二者是同夥，他們率領義和團入宮，殺氣直指光緒皇帝，「大有弒君之意」，這便觸犯了慈禧的底線，不得不出面制止（慈禧雖有意廢黜光緒的皇位，因此與列強衝突，然而她應該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如果任由載漪和義和團這麼胡來，光緒被弒，只怕下一個受衝擊的對象便是她自己）。

　　內部的裂痕之外，撫派的亂象，還與義和團的性質有關。誠然，慈禧、載漪、剛毅等人都迷信義和團的神術，甚至主動加入義和團，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們願意服從義和團的領導，恰恰相反，他們招撫義和團，意在納入麾下，以為己用。試看朝廷的統戰步驟，相當明晰，招撫之後，便力圖控制、改造，如任命載勛為統率義和團大臣，載瀾、剛毅、英年佐之，「凡五城散團，及新從匪者，皆令赴王府報名註冊」。此後由「欽命統率義和團王大臣」以「參合佛法」的神聖名義，頒布了十條團規，要求各團師兄「如遇調遣出征，當謹遵號令，不可稍存觀望，違者即非佛法本意，當請佛法懲治」；「生擒洋人及教匪系職官者，在京應交統率王大臣；在外交地方大吏驗明，分別辦理」；「殺死教匪后，查明房間系教匪產業，應即封閉入官，不可燒毀。所有一切什物，應查抄入官，變價充公，不可喝令搶奪」。凡此種種，皆可見撫派的野心和苦心。

　　可惜這番心思，盡付東流。義和團的屬性之一，即「無組織無紀律」（所謂「無組織」，指缺乏統一組織），拿規則約束他們，不啻對牛彈琴，必將被反彈回去。換言之，義和團之為義和團，恰在於對規則的無視與破壞，如果他們願意講規則，遵守規則，那就不再是義和團，而是其他什麼。

　　相比於此，撫派對義和團，還有更致命的認知誤區：一是「忠勇」，二是「神術」。這裡單說前者。朝廷招撫義和團，最大理由，即視其為「義民」，並以「人心」「民氣」作為華麗的政治包裝。按照他們的邏輯，義和團忠於朝廷，若不善待，豈不辜負了民心么。用慈禧的話講：「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惲毓鼎《崇陵傳信錄》）然而老辣如慈禧，終究還是看不清楚，義和團的人心是什麼樣的人心，義和團的民氣是什麼樣的民氣，正如義和團的忠誠是什麼樣的忠誠。反倒是金鑾殿上被架空的光緒，具有一種隔岸觀火的清醒，他曾駁斥載漪、剛毅：「人心何足恃，只益亂耳。」「民氣兩字是虛的，怎能依靠。」

　　

　　上世紀八十年代連環畫

　　「忠勇」二字，義和團顯然都不配。觀其事迹，他們不僅仇洋，而且仇官。只不過前者聲勢浩大，掩蔽了後者，或者說，他們有意借前者掩蔽後者。就這一點而言，義和團與朝廷的伎倆如出一轍，雙方都十分借重「滅洋」的旗幟，區別在於，朝廷借「滅洋」驅使義和團對抗列強，義和團借「滅洋」尋求朝廷的合法性支撐，這近乎一場交易，朝野各取所需。而且需要注意，「滅洋」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是中點而非終點，不妨假設，一旦「滅洋」成功，無論朝廷還是義和團，都不會容得下對方。甚至，「滅洋」尚未成功，義和團已經開始與朝廷叫板，對官員下手。

　　義和團出身草根，平日飽受權力壓迫，一朝翻身，勢必要把往昔的壓迫者踩在腳下，以求揚眉吐氣。團民最喜歡乾的事，一是在官員面前擺譜，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曾詳述「天下第一團」的首領張德成到天津拜訪直隸總督裕祿的情形：「……名帖投入，立刻請進，張則大搖大擺，毫不局縮，裕祿衣冠出迎，頗盡禮貌，入坐相談，張則目帶眼鏡，口含煙袋，指手畫腳，滿口胡云，大為裕祿所稱許焉」——刻薄一點說，張德成的表現，屬於典型的暴發戶或小人得志；二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譬如以前官員怎麼苛待他們，他們便怎麼苛待官員：「此時津地拳匪，益無忌憚，其在街前行走時，若遇官弁坐轎者必喝令下轎，騎馬者必喝令下馬，且必脫帽旁立，不從者則揮刀恐嚇，怒目相加。」

　　《西巡迴鑾始末》（作者佚名）專辟一章，名曰「拳匪侮辱大員記」，足見義和團仇官之事，不勝枚舉。我們且抄二則：

　　……陳侍郎學芬，於五月二十八日至各部驗看月官，同蒞事者惟司官丁某一人。月官共十三人，正驗看間，拳匪忽然突至，任意羅唣。陳叱之曰：「此何地！爾輩敢無狀乎！」匪怒以刀砍之，丁懼而遁。拳匪追之出署。時董軍在外，阻之曰：「此人不可殺！」丁始得脫。旋即聞槍聲兩排，月官死者三人，陳亦死焉。

　　時有姚提督者，以保送入京，十四日，在市上遊行，因拳匪聲言須殺鬼子，姚叱之曰：「昇平世界，爾輩弗得妄言！汝輩今欲殺鬼子，行看將為鬼子殺也！」匪聞言，即嘩然曰：「二毛子來矣！宜先殺之！」姚力言非是，匪中規例，凡不肯自承二毛子者，即為焚香，取黃紙燒之，如紙灰不升，即目為真二毛子，必殺無赦。時姚友有李某者，乃京營中之武弁，聞信馳至，力為剖辯。乃言待大師兄至再議。良久，大師兄至，瞪視良久曰：「必殺之！無任再辯！」李曰：「頃已允不殺，何背前言？」匪並欲殺李，李急策馬馳去，始免。姚身攜三百金及金鐲馬匹等物，咸入匪手。姚親友等有來撫屍慟哭者，均為匪所殺。拳匪橫行如此，真暗無天日哉！

　　侍郎是高官，提督是武官，義和團說殺就殺，毫不猶豫。何止如此呢，比陳侍郎、姚提督更顯赫的權力者，他們照樣不買賬。如統率義和團的載勛，以王府為義和團壇口，團民表演神術，號稱關公上身，前來拜謁，載勛跪迎，不敢仰視。佐原篤介《拳事雜記》云：「庄王府中亦設一大壇，匪所獲人員雖遵諭送府，庄王固不能作主，仍請壇中大師兄焚表燒香，大師兄曰可殺乃殺之，庄王不能幹預也。」

　　再如載漪，可謂朝中最賣力的義和團支持者，還是大阿哥的親生父親，未來的太上皇，他與義和團打交道，對方絲毫不給面子，以至其好友，如慶恆、納繼成等，相繼死於義和團手下。慶恆一家十三口，慘遭滅門。納繼成的悲劇更值得一記，據劉以桐《民教相仇都門聞見錄》：

　　二品頂戴納繼成被團民殺於順王府前，以其交仗之時，打鬼子則裝葯，不裝鉛子；打在鬧熱之時，回身打斃團民不少。團民質之端王，納繼成頭上實有十字現出。再三哭求端王救命，端王擬交刑部，團民云：王所遵者皇上，我們遵者玉帝，如定須赦宥，團民等即散去矣。無可奈何，任其殺之。

　　「王所遵者皇上，我們遵者玉帝」，大有沙門不敬王者、神權對抗王權的氣概，加之以解散相威脅，義和團的居心，至此畢露。撫派企圖把義和團捏在掌心的計劃，徹底破產。

　　

　　電影中的「黃蓮聖母」

　　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何況請來的是殺神和瘟神。義和團興起之時，便是一派野性，不願俯首聽命，坐大之後，不僅不受朝廷節制，還擺出反咬一口的架勢。須知這幫神棍，外戰固然外行，內戰卻屬內行，殺洋人畏葸不前，殺同胞奮勇當先，朝廷不得不有所顧忌，只能任其橫行，犧牲三五官員，換得一時平安，在所不惜。就此來看，被迫逃亡的朝廷，真得感謝八國聯軍的侵襲，若非如此，單憑中央政府的能力，完全無法擺平嘯聚京城、尾大不掉的義和團，這場亂局，不知該怎麼收場，最有可能的結局，只怕是玉石俱焚。

　　遺憾的是，撫派中人如載勛、剛毅，至死猶不悔悟，剛毅認為義和團混入了太多假貨，以至不能滅洋，載勛勉勵其子「爾必為國儘力，不要講祖宗的江山送給洋人」。他們不會去反思盲目排外的謬誤，更不回去審視義和團的本相，以及朝廷的投機政策——說到底，政府利用義和團，有如玩火，玩火的第一要素，即把火勢控制在一定範圍、方向之內，然而義和團的性質，決定了它們不受控制，非但不受朝廷控制，甚至不受自己控制，一旦失控，它們首先會反噬玩火者。清政府的慘淡下場，正適用於那句老話：玩火者必自焚。

　　2017年1月20日

　　

　　羽戈 青年學者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劍客會丨ijiankehui

　　原三劍客

　　有溫度的思想

　　

戚繼光老早就發現這個規律了，尊孔孟的麗水人，戰鬥力遠不及不讀經書的義烏人，所以就專門召集一些沒被孔教污染的山野村夫，打的倭寇屁滾尿流。這難道不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悲哀嗎？
　　中國在近代為什麼屢戰屢敗?為什麼說五  四反儒己經落後呢?這裡先來介紹一個人。
     
　　福澤諭吉——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他畢生從事著述和教育活動，形成了富有啟蒙意義的教育思想，對傳播西方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日本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

　　他堅持認為，日本人的虛假落後的一面也正是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日本要實現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化，就必須擺脫儒家文明，學習西方文明。他本 人的責任正在於挺身而出，肅清儒家文化對於日本現代化的束縛，傳播西方現代文明，從根本上改 革日 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銳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學就是「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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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澤指出，治與被治的，三綱五 常的關係模式只是在特定條件下偶然形成的，並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與父母子女的關係相類比。孔子完全為 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經驗局限，結果他的學說雖然代代相傳，但永遠只能基於治與被治的固定模式上，並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類知識的進步其實是獨立於儒學而 發展的。
　　相比起福澤在1870年代對儒家文化文化的鮮明批判，由胡適和陳獨秀在中國進行非儒反孔在1910年代才開始，這整整落後了將近40年，所以才說五四 的非儒反孔已經落後了。儒人現在拚命地黑五四先驅，以為這樣就可以顯示儒家的高大全。然而，真 正的反儒鬥士早就已經出現了東洋，他還成功帶領國家走向現代化。就是早了這40年，中日兩國在近代的差距就由此拉開了。而這1870年代至1910年代這40年，恰恰是中國經歷了最多的苦難和屈辱的40年。
　　1999年，韓國出版的《孔子消失國 家才能復興》一書提出想要解決韓國政治、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痼疾，必須從儒學的陰影中擺脫出來。該書當年 銷量最高，儒教被扣上了危機主犯的罪名。
　　李光耀則說：新加坡今天之成就，不是靠什麼儒家文化，而是英國殖民者帶來的現代文明制度！ 李光耀對講過：「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 廣東人的後裔，祖先都不識字，很貧窮，而達官顯宦、文人學士則全留守中原，因此沒什麼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國做不到的，或沒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又補充道：「新加坡成功的關鍵，是英國人留下的法 治制度，而不是什麼儒家文化。」

   黑格爾說：「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幾千年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大賭 場，惡棍們輪流坐莊，混蛋們換班執政，炮灰們總是做祭品，這才是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
   廖信忠說：台灣的好不在於繼承了中華 文化傳統.
   日本脫儒，新加坡脫儒已在前，而且孔子 學院，也不是樹儒，只不過一些漢字學習與生活習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