漲姿勢！揭秘宋朝與清朝的18個細節對比

　　

　　

　　一、文人煽顛

　　四川有個文人，獻詩成都知府：「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鼓動四川割據獨立。成都知府趕緊上報朝廷。宋仁宗說，「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給他個小官。」六百年後，又有一個叫曾靜的文人，鼓動川陝總督岳鍾琪反清，結果雍正掀起一場文字獄，然後，乾隆將那曾靜咔嚓掉了。

　　二、大臣密奏

　　宋真宗問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啟，為什麼你沒有？」李沆說：「臣有公事則公言之，何用什麼密奏？搞密奏者非讒即佞，我深為厭惡，豈可效尤？」到了清代，官員則以獲得密奏之權為榮，浙江布政使請求雍正：「藩臬皆賜摺奏，仰懇聖恩，賜臣一例用折」。獲准，像狗一樣興奮得直搖尾。

　　三、君主逼格

　　宋朝的仁宗皇帝似乎沒什麼主見，政事無論大小，都交給廷臣公議，議出一個結果來再施行。所以時人說仁宗「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見，什麼事都由他說了算，又識武功、打仗、殺人、寫詩（看到名畫文物就題爛詩）、泡妞、製造文字獄，啥都懂，自號為「十全老人」。

　　四、伶人問政

　　宋徽宗時，有伶人演滑稽戲，譏諷宋朝的福利政策導致「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徽宗聽了，「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清時，內廷戲班演戲，因曲伎俱佳，獲賞賜酒食。席間一伶人無意問，當今常州長官是誰？雍正暴怒：「你乃優伶賤輩，膽敢擅問官守？其風實不可長！」命人將那伶人打死了。

　　五、朋黨風險

　　歐陽修寫過一篇《朋黨論》，為朋黨正名，提出君子結黨之說，開北宋政黨政治雛形之理論先河，讓宋仁宗「終為感悟」。六百年後，雍正對歐陽修之論特別不爽，專門寫了一篇御制《朋黨論》，駁斥歐陽修的「異說」，還殺氣騰騰說，「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六、謚號風波

　　夏竦死了，宋仁宗賜謚號「文正」。劉原父很不爽，上疏質問皇帝：「謚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後改謚「文庄」。六百年後，尹嘉銓給乾隆皇帝上疏，為他老爹請謚，並請從祀文廟。乾隆大怒：你尹嘉銓算什麼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遲處死。后開恩，改為絞立決。皇恩浩蕩，沒有犬決。

　　七、宰相職權

　　程頤對大宋皇帝說，「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宋朝皇帝也沒覺得程先生說的有什麼問題。六百年，乾隆對程頤這句話感到特別不爽，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頤，意思是說，你一個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你這是目無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八、士子尊嚴

　　宋神宗一次與程顥論及人才，神宗說：「朕未之見也。」程顥立即質問皇帝：「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六百年後，我大清盛世，紀曉嵐為協辦大學士，嘗論國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議國事？」

　　九、義莊救濟

　　范仲淹創立的范氏義莊，其中有條規矩：凡族人嫁女，給錢三十貫；出嫁的女兒若因故改嫁，給錢二十貫。可見宋人對女性改嫁是持憐憫態度的，儘可能給予人道資助。到了清代，范氏義莊的規則改為鼓勵寡婦尋節：達到守節年限者可領雙份米糧資助，如果「失志不終者」，則不予資助。這便是宋清兩個時代精神的差異。

　　十、對外貿易

　　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帶著敕書金帛，分為四路前往海南諸蕃國，招徠蕃商來華貿易。大約八百年後，1793年，大英帝國派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絕了這一要求，給英王複信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想象一下，如果跟馬戛爾尼相遇的是宋朝。

　　十一、門戶開放

　　南宋時，北至淮南，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廣州灣、瓊州海峽，整個宋境的海岸線都對外開放，與西洋南洋諸國發展商貿。到了清朝，先是厲行三十年海禁，康熙後期才設四口通商，但他的龜孫乾隆又將四口通商改為一口通商，關閉江、浙、閩海關，只保留廣州一個口岸與西洋、南洋通商。

　　十二、重商輕商

　　或說中國傳統社會有輕商傾向，但宋代的學者如葉適、陳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實上也成為最重視商業的時代。明代的王陽明、黃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異業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說。但滿清立國，中國又重返抑末崇本、賤商重農之路，雍正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

　　十三、奴隸制度

　　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還有奴隸制，奴隸為賤民，屬主家私產，宋代在法律上已廢除賤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關係，而是經濟結合關係。滿元統治從草原帶入主奴關係，滿清入關，又再殖入主奴關係，「嚴分著主奴」，即使到晚清，滿洲人內部仍保持著奴隸制習氣。

　　十四、城市人口

　　城市化是檢驗一個社會發達程度的重要指標。宋代的城市化水平是歷代最高的，北宋人口不會少於1億，城市人口達20.1%，南宋的城市人口更是達到22.4%。六百年後，大清帝國的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什麼程度呢？7%左右，跌入歷史谷底。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的城市人口比重一直都未能恢復到22%的水準。

　　十五、聖君塑造

　　宋人將宋仁宗塑造成堯舜那樣的聖君，清人也將康熙、乾隆形容為堯舜式的聖君。看起來好像是同一回事，都是儒家在拍皇帝的馬屁。但其實區別非常大。宋人是在仁宗去世后才將他塑造成聖君的，目的是要樹立一個帝王準則，以約束眼前的君主。清人則是將活著的皇帝吹捧為聖君，目的是要樹立皇權的絕對權威。

　　十六、經筵差別

　　經筵制度在清代發生了非常荒謬的變異——宋明經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經筵居然變成了由皇帝訓導士大夫：當講筵官講畢，皇帝即發表一通御論，然後講官們跪贊：「皇上聖學高深，發從前所未發，誠足羽翼經傳，昭示萬世。臣等不勝欣榮之至。」皇帝儼然已是「天生聖人」，君師一體。

　　十七、道統政統

　　清代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統。」另一名經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上）治統、道統之要兼備無遺矣。」我們知道，在宋人構建的理學譜系中，從未將「三代」之後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卻將康熙捧為「道統」的接班人。「道統」的獨立性與高貴性從此喪失殆盡。

　　十八、大臣氣質

　　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氣的人。仁宗朝時，張知白（一說是張昇）擔任台諫官，「言事無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談話，大概是說他「孤寒」（孤單），沒有朋友，要注意說話的方寸之類。張知白一聽，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問道：「何也？」張知白說：「臣家有妻孥，外有親戚，何來孤寒？陛下只有宮女相伴，豈非孤寒？」說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內宮，與皇后說起這事，忍不住流淚 。為什麼？因為仁宗年事漸高，而他所生育的兒子都夭折了，膝下確實孤單。張知白那番話，戳中了皇帝內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張知白，張知白還是繼續當他的台諫官。清代士大夫呢？沒脾氣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學士曹振鏞的為官秘訣所言：多磕頭少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