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縣委書記眼中的中國官場

　　「當縣委書記，本事少的愁死，膽子小的嚇死，心胸窄的憋死，脾氣暴的氣死，想不開的冤死，身體差的累死。」李克軍說。這才是他眼中縣委書記的真實寫照。

　　文｜《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霍思伊

　　本文首發於2016年11月25日總第782期《中國新聞周刊》，摘編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ID：china-newsweek），轉載已獲授權，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每天早上六點半起床，八點半到崗，每周至少有兩天看文件到晚上八九點，三四天出去應酬。接待領導，會見客商，拉關係，建人脈，每周可以在家安心吃晚飯的時間不足三天。

　　做了八年半縣（市）委書記的李克軍，形容這種工作狀態是「白加黑，五加二」。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做縣委書記期間，感受最深的是壓力大，責任重，「哪個方面出了亂子，都不好向上級和百姓交待。」

　　1996年3月，李克軍開始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延壽縣擔任縣委書記。2002年，調任阿城市（縣級市）市委書記。2004年，他進入黑龍江省委巡視組成為一名巡視專員，直到2011年7月退休。

　　退休后的李克軍似乎有些「另類」，他不像別的老幹部每天釣魚、練書法、樂樂呵呵地在家養老，他要繼續做一件在他的子女看來冒風險的事兒：寫一本書，記錄下縣委書記這個群體的真實狀態，他們的理想與慾望、尷尬與無奈，在現實面前發自人性的選擇以及對自己的拷問。

　　李克軍坦承，縣委書記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他想做的不過是在這本書里說說真話。

　　2008年到2012年，他創作完成《縣委書記們的主政謀略》。全書共收集近110多位縣委書記的真實故事，其中20多位是李克軍親自走訪，剩餘的則源自新聞報道、資料搜集或可靠信源。

　　通過這些真實案例，李克軍生動地勾勒出了中國基層縣域的官場生態，詳細地闡述了縣委書記的行為準則和為官之道，以及其背後深層的邏輯。

　　

　　李克軍。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董潔旭

　　1

　　權  利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今年66歲的李克軍在縣鄉跟老百姓打交道久了，更喜歡用一些俗語解釋基層的權力運作。他坦率地指出，縣委書記是縣級政權的核心人物，在公務員職級序列中雖然僅僅屬於處級幹部，但作為黨和國家各項決策運行的「終點站」，縣委書記的權力很大。

　　首先，縣委書記掌握著實際的用人權。雖然按照《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從形式上看，現在的縣委書記對幹部選拔任用僅有三項無足輕重的權力：一是對組織部門的具體方案具有審查和是否上會討論的決定權；二是具有和其他縣級領導幹部同樣的測評、推薦權；三是在常委會上，對已經通過諸多程序確定的擬任免人員，具有和其他常委同樣的任免投票權。但實際上，縣委書記可以對幹部選任工作進行程度不同的把控，比如決定什麼時間動手調整幹部，或向分管幹部工作的副書記或組織部長以商量的口氣，提出比較具體的意見。

　　李克軍指出，只要縣委書記通過各種渠道委婉地表達出自己的意圖，很少有人會說不。

　　李克軍任縣委書記期間，他們提名縣裡的一個幹部做副縣長，上級領導機關卻沒有同意，李克軍於是親自給該領導打電話，陳述了這名幹部的優點，隨後該幹部順利上任。

　　對縣管官員而言，縣委書記可以決定其任免和去留。對地級市市管幹部而言，縣委書記的建議權也有一定分量，因為上級組織部門和上級黨委往往會尊重縣委書記的意見。

　　縣委書記對幹部任用有話語權，很容易轉化為更多的權力。

　　除了幹部任用外，縣委書記還程度不同地掌握了整個縣的實際財權和涉及金錢的各種工程項目。按照現行體制，一般是縣長和縣財政局掌財權。但實際上，具體的錢怎麼用，用在哪兒，縣委書記也可以左右。大額資金也會通過正規的程序，比如召開縣委常委會進行審核，但無論怎樣，資金使用的最終決定權掌握在縣委書記手中。至於有很大獲利空間的工程項目，雖然是縣長、副縣長和建設局長負責工程項目的發包，但實際操作中，縣委書記想包給誰，也有辦法搞定，相應的官場「潛規則」由此衍生。

　　如在任何一個現場辦公或常委討論的場合，發言的順序須按照「大家心知肚明」的規定，先是副職，然後是縣長，最後由書記一錘定音。

　　李克軍說，中國正處於法治社會的轉型期， 現行的法規政策往往與基層的實際情況不符，因此需要縣委書記根據更加複雜的現實進行決策和決斷。尤其是當很多上級布置的工作時間緊迫時，即使是出於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也需要確定一個人的權威。這種情況下，個人的威力和魅力往往容易被放大。

　　李克軍認為，縣委書記的權力「既大又小」。

　　這裡所謂的「大」，是說他們的權力涵蓋面寬、機動性大，大部分公共事務可以在縣（市）範圍內得到處理，也可以說「非規施政」的空間比較大。所謂「小」，是指改革發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縣（市）在法定的許可權內無法解決，即「合法權力」相對小。要辦成一件事或者平息某些不容拖延的社會矛盾，有時需要先斬後奏或斬而不奏；有時則需要打政策、法律的「擦邊球」，甚至不得不「闖紅燈」 「越紅線」，「走鋼絲」「打險牌」，採取某些政策法規依據不夠充分的措施甚至違規手段，才能實現既定工作目標或維持正常運轉。

　　縣委書記們稱之為「靈活變通」。

　　2

　　變  通

　　最典型的靈活變通體現在招商引資中。

　　2004年，李克軍在阿城市（縣級市）任市委書記期間，曾經和一家大型乳業集團洽談投資，對方提出，除了在征地、稅收上給予優恵外，還需政府補貼兩千萬設備購置款，如果條件滿足，願意在阿城市投資建廠。為了可預期的經濟收益和整個縣的經濟發展，李克軍和幾大班子反覆協商后，最終還是咬牙答應了這家企業的要求。

　　談及最後妥協的原因，李克軍說得實在：「不給他就不來。來了之後會帶來收益，不給就上別的地方了。」

　　這種妥協雖是為了當地的經濟發展，但的確客觀上違背了國家關於招商引資不得有過度優惠政策的規定。李克軍說，國家有兩條高壓線，一是不能以各種方式白送土地，即減免土地出讓金；二是對於要在當地投資的企業，不能減、免或返稅。但在實際施政中，尤其是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所有招商引資項目在這兩條上都有突破，土地出讓金有的全免，有的減半，稅收一般是免二減三，即免除二年，減半收取稅收三年。

　　當然，各地的縣委書記們不會明目張膽地違反政策，而是會另闢蹊徑，靈活變通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以土地出讓金為例，既然政策規定不許減免，那縣委書記就採取先收后返的方式，即按照規定走招拍掛程序，將出讓的地塊拍賣給投資企業后，企業依規支付政府相應的土地出讓金，無論這個錢是企業真的自己掏，還是政府私下借錢給企業讓他交，但這個錢必須要在賬上體現出來。

　　隨後，政府再通過財政辦法，以支持工業發展基金的名義，將這筆錢返還給企業。實際上，相當於企業免費獲得了這塊土地。

　　稅收也是同理，先收再返。甚至有時地方為了爭取企業在當地落戶，不僅僅減免了土地出讓金和稅收，甚至還會補貼幾千萬的固定資產投資款。

　　「水往低處流，誰給的政策最優惠，我就去哪兒。」

　　為了吸引企業投資，各地競爭激烈，於是在優惠政策上各出奇招。而有趣的是，上級領導一方面要求縣委書記們嚴格按規辦事，另一方面又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還經常開會介紹這些招商引資的經驗。

　　這樣的雙重性在基層治理中比比皆是，表面看起來詭譎，其背後的邏輯則簡單直接：為了發展經濟，為了完成領導交派的任務。

　　李克軍抱怨，很多時候人們總是說基層的縣委書記是「歪嘴和尚念經」，中央的經是好的，只是執行的時候被基層給搞壞了。但人們不知道的是，在抓落實過程中，經常遇到大原則與工作任務相悖、大政策與具體政策相左、政策互相打架等情況。而縣委書記是全縣大大小小所有事務的「第一責任人」，既然必須擔負起這個責任，而當兩種要求同時擺在面前的時候，怎麼辦，能不能辦成事，考驗的就是地方官的能力。

　　「我能當得起這個官，我就有當得起的辦法。」李克軍雖然有些無奈，但語氣鏗鏘。

　　最常見的辦法是「兩手抓」。

　　以城鎮改造為例，一方面上級領導明確給縣委書記們制定目標，如今年要改造多少面積的棚戶區，建起多少棟居民樓，讓多少戶住上新房。數字、指標、考核如一座座大山向縣委書記壓過來。另一方面，他還要撐著笑容反覆重複領導的另一個要求：不準非法拆遷、暴力拆遷，要耐心工作。

　　那麼問題來了，既要在幾個月內完成改造任務，又要溫聲細語地勸說拆遷戶簽訂協議，令所有人滿意。縣委書記們陷入兩難，因為此二者幾乎難以共存，當面臨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的矛盾時，縣委書記需要作出選擇。

　　多數縣委書記在權衡利弊后，內心的天平會向前者傾斜。但這並不意味著縣委書記是黑心到犧牲百姓的利益，只為讓上級滿意。在多數城建和拆遷的故事中，如果可能的話，縣委書記還是願意用正確、科學的方式與拆遷戶商定補償協議，但面臨有些在他們看來冥頑不化的釘子戶時，想到緊迫的任務時間和巨大的考核壓力，縣委書記也不會拒絕使用一些「非常規手段」，如高價收買釘子戶，默許開發商採取斷電、砸玻璃等手段。

　　一手明，一手暗。

　　縣委書記們為了完成任務，各出奇招。李克軍在書中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某縣在城鎮改造中，一個飯店老闆漫天要價，拒不拆遷。縣委書記經過調查，得知縣直機關很多單位經常到這裡吃喝，於是便命令紀檢委拿著攝像機，守候在飯店門前，飯店立刻冷清下來。一周之後，飯店老闆主動找到動遷單位，協商補償事宜。

　　這些劍走偏鋒的招法，有的合理合法，有的與法治精神相悖，有的遊走於法律政策的邊緣，有的帶有實用主義色彩。其結果也具有雙重性：既能化解一些工作中的難題，獲得一定的治理效果，也可能帶來某些後遺症，如拆遷戶被強拆要上訪，民意不滿。

　　而除了民意的考驗外，幹部們也在觀察，「能不能有招」是縣委書記能力的重要體現之一。

　　上級講話傳達精神，要指導城鎮建設，底下的縣委書記聽著，在心裡搖搖頭。回到縣裡開會，卻說了與上級領導同樣的一番話，下面的幹部也是平靜地聽著，眼中的洞悉一閃而過。散會後，縣委書記帶著建設局長，親自去拆遷現場轉了一圈。回到單位，局長趁機說：書記你說得好，但是我們現在遇到個問題，有其中50戶要這些賠償，我一算賬咱們的錢不夠啊。而且你給他多補助，別人該上訪了。書記，你說咋辦吧？

　　局長雙手一攤，眼盯著書記不放。這種情況，縣委書記通常有兩種表現，一是低下頭，和局長認真討論可操作性強的具體措施。二是茶水一端，跟局長擺擺手說：這事兒你就這麼辦就是了，你就給我整。

　　一個東北話中的「整」字，道盡了官場中的萬般人心，玲瓏七竅。

　　李克軍說，多數情況下，面對第二種情況中領導的反應，局長依舊鎮定，因為他知道書記雖然這麼說，但肯定有辦法。而面對局長的叫苦，書記也心知肚明，局長這是在哭著要糖吃，大家心照不宣。

　　然而，也有縣委書記把事情推給局長是心裡真的沒招，於是故作強硬。一兩次之後，下面的幹部就會覺得這樣的人只會瞎橫，沒有真本事。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市裡可以傳達精神，縣這一級是做事的。而中國當前的問題是，書面過嚴，執行過寬，所以執行中的尺度都由主政的地方官掌握。

　　李克軍認為，每個縣委書記在靈活變通的工作方式中，都需要找好自己的「損益平衡點」，權衡各方面的成本和收益。他指出，國外公共選擇理論中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同樣適用於中國的縣域政治研究。

　　在阿城市擔任市委書記期間，有個企業要在當地投資五六個億建一座水泥廠。按照慣例，土地出讓金可以免一半，稅收可以照顧。但是該企業在利用當地的礦產資源時，竟然要求免去資產佔用稅費。

　　李克軍幾經考慮，最後決定拒絕其要求，他認為，財政的錢過幾年或許可以回本，但是礦產資源涉及子孫後代，無論如何不能開這個口子。最後，該企業去了臨縣投資建廠，臨縣的GDP由此增加，但李克軍並不後悔。

　　他認為，每個縣委書記都會在心裡算一筆賬。如果嚴格按照政策法規發展，在吸引外商投資上就會失去競爭力，地方政府沒有項目，於是GDP和財政收入有限，不僅影響個人政績，也使整個縣的經濟運轉難以為繼。但如果只顧眼前利益和任上政績，一味急切地發展經濟，完全無視科學發展觀，則會危害後代。每一個選擇都是主政理念和客觀現實的較量。

　　3

　　政  績

　　作為一名官員，最重要的客觀現實之一，就是能否出政績。

　　年年排名，政績考核上大榜。評分有三檔，每檔有排名。人有臉，樹有皮，就算縣委書記不在乎個人的政績和聲望，也不能讓整個縣領導班子跟著他遭殃。

　　李克軍坦承，沒有人會完全不在乎政績，每個人都曾或多或少地為了政績而妥協。縣委書記也是人，是人就有慾望，有追求，有社會關係。而政績就像一張大網，把所有這些都牢牢圈在其中。

　　李克軍在書中記錄了一位縣委書記的話：「上級領導總教育我們樹立正確的政績觀，還總讓我們把官位看淡些。但是，實際上的政績評價標準和用人導向，就是看誰能把經濟指標搞上去，誰能把城市建設得更漂亮，這種狀況不改變，那些動聽的說教恐怕連宣傳者自己都不會相信。」

　　他認為，這個縣委書記道出了「政績饑渴症」的癥結所在。

　　在李克軍看來，「政績饑渴症」的病源之一，就是以經濟指標為中心的政績評價及幹部選任制度。簡言之，經濟指標定乾坤。

　　雖然近年來中央有關部門反覆強調建立適合科學發展要求的政績考核體系，各地都增加了節能減排、社會發展、民生民意等方面的考評指標和考評權重，但因為這些指標難以量化，無法測度，其最終分數在政績考核中拉不開檔次，因此收效甚微，主要的衡量指標依然是經濟數據。

　　2007年，李克軍考察中部F省的縣鄉兩級黨政領導班子政績考核方案及考評結果發現，該省某市，對所屬的縣（市、區）考評確定了31項指標，分為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社會評價三大類。考評結果是：經濟發展部分，最高得分為與最低得分相差22.45分；社會發展部分，6個參評單位均為滿分，差距為0；社會評價部分，最高得分與最低得分只相差3.1分。

　　而考慮到經濟指標在考核中的重要性，聰明的基層幹部們有動力對這些經濟數據進行「技術處理」，即編造和調整。以最難以操作的財政收入為例，雖然財政賬目無法編造，但縣委書記可以讓企業提前繳納來年第一季度的稅收，以這種方式增加當年的財政收入，而這筆錢會在隨後被返還給企業，不會影響其正常運行。

　　再如農民總收入這項指標，每年都會由統計局和農委商定後進行適當的調整。如果某年糧價高，農民收入增長很容易突破20％，但如果嚴格上報這一增長率，就很難保證下一年的增長率一定高於20％，從長遠考慮，上報的數據會被適當減小。

　　或者如果某年受災，糧食產量降低，實際的收入是負增長，遠低於年初定下的10％的目標，於是統計局和農委開始琢磨，既不能按實報，也不能報10％，當地的受災情況上面心知肚明，看到這麼高的指標也不會信，最終縣委書記一拍板，就定7％吧！行，就報7％。

　　「中國的統計數字就是個迷。」李克軍坦言。他回憶起任巡視專員期間，有一次到基層調查某鄉的工業增加值和鄉鎮企業增加值，他發現約30％的數據都有水分。當地的統計部門人員直接對李說：「我們鄉數字太高，要壓的時候，上面統計部門和發改委說不行，你都這麼壓下去，咱們受不了。」

　　李克軍本人也對此深有體會，事實上，他自己就在給數據「擠水」過程中遭遇來自上下級的層層阻力。2002年，李克軍調任阿城市（縣級市）任市委書記。此前，阿城市的工業一直是全省龍頭，縣的綜合實力也排全省第一。不湊巧的是，李克軍上任那一年，正趕上當地國企的發展進入蕭條階段。有一次，他請當地的工業龍頭企業老總吃飯，期間，老總跟市委書記交了底，承認去年交稅1億，今年卻只有能力交1000萬元，李克軍於是跟老總反覆溝通，也說了自己的底線，3000萬。

　　最終，當年的稅收數據是3000萬。第二年的經濟指標考核排名，阿城市果然被另一個縣超越。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隨之而來，朋友跟李克軍說領導對他不滿意，領導打電話批評他政績不突出，媒體高舉著「龍江第一縣衰敗」的醒目標題蜂擁而至，李克軍感到十分無奈，壓力巨大。有朋友私底下勸他說數字太低了得想辦法。李克軍回復說沒辦法，這個很低的數字也比實際要高了。

　　「政績饑渴症」的病源之二，是財政分灶吃飯和財政收入過度向上集中的體制，迫使「縣官」們不得不千方百計甚至不擇手段地抓政府收入。

　　李克軍回憶，在他擔任延壽縣縣委書記的上世紀90年代，由於國家轉移支付少，縣級財政基本自收自支，因此如果不努力增加稅收，連幹部的工資都開不起，只能寅吃卯糧。在那個年代，追求政績更多是為了存活。

　　2003年取消農業稅後，國家的轉移支付逐年加大，近幾年，縣財政收入年均支出甚至可以達到收入的十倍，工資不再成為問題。縣裡的工作重心轉向如何充分利用這些資金解決更多的民生問題。

　　李克軍很高興看到這種變化，「那時候抓錢是為了飽與暖，現在是為了縣裡的日子過得好一點，給老百姓辦的實事多一點，自己的工作也方便一點。」

　　然而，雖然目的和初衷有所變化，縣官抓錢的模式卻依然沒變，財政包干制和政績考核制的雙重壓力更是一如既往，其直接後果是瘋狂的招商引資和「跑要資金」，以及眾多的面子工程。

　　「以招商論政績，以項目論英雄。」這是縣委書記最喜歡在招商引資會議上講的一句話，既聽起來朗朗上口，又頗有氣勢。

　　做了八年半縣（市）委書記的李克軍非常熟悉這套話語體系，喜歡用四六字，好排比，擅鋪墊，營造驚人氣勢。

　　如某縣委書記說，全縣上下必須牢固樹立「發展第一、項目為大」的思想，必須始終把項目建設作為「天字型大小工程」 「一號工程」，全力加以推進和落實。對招商引資有功人員，除了按縣裡的規定給予物質獎勵以外，還要讓引進項目的功臣既發財又當官，名利雙收。各單位在崗人員，凡引進3000萬元以上大項目的，經考察可以破格使用，一般人員提拔為副科級幹部，副科級幹部提拔為正科級幹部，正科級幹部給予重用。對引進5000萬元，特別是億元幾十億元大項目的，可「一事一議」研究獎勵政策，安排住房、子女上學就業、家屬調轉工作等一切要求，在可能的情況下都可以考慮，都可以研究，都能夠辦到，最大限度地滿足他們的要求。

　　最後，他補充道：「在項目面前，一切皆有可能。」

　　的確是一切皆有可能。除了招商引資以外，為了獲得國家專項項目資金，F縣的縣委書記甚至自發地總結出一套「跑要寶典」。他說，為了爭到資金，要練就「千里眼」 「鸚鵡嘴」 「兔子腿」：坐在縣城看到京城，及時掌握相關信息；善於陳述理由、遊說各方，用獨特的語言感動「上帝」；不斷地奔波跑動，靠辛勤和汗水打通各個關節。有時候，為了找到起決定性作用的「真神」，需要拜訪若干介紹人或接洽人；有時候，需要在中央、省、市三級業務部門多次往返溝通；有時候，在項目遭到否定以後，仍然不能灰心，或尋找新的依據，或挖掘新的關係，重新上報爭取。

　　為了招商引資和「跑要資金」，縣官們各出奇招，而在迫於考核現實而做出的應對檢查的種種舉措中，面子工程的花樣也是年年翻新。

　　在黑龍江各縣鄉，每年最典型的面子工程是秋天翻地。最典型的面子工程是秋翻地。

　　某省是產糧大省，重視糧食生產，要求農民精耕細作。事實上，秋天翻地的確便於來年春耕時搶先抓早、搶先播種，有利糧食增產，於是每年省市領導都要下縣鄉視察秋翻地，每年定指標，翻地面積約佔各縣的三分之一。然而，農民則認為，翻地不需要年年翻，三年翻一次較合適。並且每年農民要根據糧價高低來調整他的生產行為。農民會自己算一筆經濟賬，每翻地一畝要20-30元，還有機耕費、油料費，今年秋天就要支出這筆錢，增產的糧食要明年秋天才能見效，如果糧價低，翻地就不划算；糧價高，則要衡量成本收益，反覆考量。

　　可是領導並不這麼想。他們認為，翻地可以實實在在地體現出糧食增產的實際措施在落實。於是行政指令下達到各縣鄉，領導年年開車視察。基層幹部為了應付檢查，不得不在每年確定了領導開車視察的路線后，把其途經之路兩側的地再翻一次，造成的後果是路邊的地幾乎年年翻，不僅因為翻地過於頻繁而無益於產量增長，而且上級不給經費，農民不願自掏腰包，翻地的錢只能縣鄉自支。每年，鄉里至少要支出二三十萬元用於翻地，鄉里如果沒錢就村裡先墊，村級債務繼續增加。翻地過後，土壤呈深色，下車看到一片黑，領導心裡樂開花，基層的幹部和農民則怨聲載道。

　　除了下來視察，領導還會時不時組織基層幹部進行「拉練」 「過堂」。省長領著各市長，市長領著各縣長，縣長帶著二十幾個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拉車到各縣市參觀學習，通用說法是現場參觀，現場督戰。讓各級幹部一起去基層監督檢查。

　　李克軍說，「拉練」本來是部隊軍訓時用的詞兒，「過堂」是指古時審訊犯人，用這兩個詞形容這種上級對下級的高壓緊逼的狀態，倒也形象。

　　老百姓對其更形象的說法是：地不翻臉翻，茬子不倒人倒。

　　李克軍坦承，自己當書記時，也干過一些類似的事，有的是為了應付檢查，不得已為之，有的是「為民做主」的舊觀念和熱衷於生產指揮的傳統領導方式作祟。比如，發展烤煙、亞麻、果樹，玉米雙行種植，秋翻地，等等。甚至有時還利用電視曝光的辦法給基層施加壓力：「幹得好要上電視介紹經驗，幹得不好要自我反省，說要繼續努力！」

　　「人人抱怨面子工程，人人又得用面子工程應付上級的面子工程，同時又向下施壓，迫使下級也在搞面子工程。」

　　在這個意義上，縣委書記既是社會矛盾的製造者，也是社會矛盾的受害者。

　　4

　　關  系

　　「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這是官場流行的一個人盡皆知的段子。李克軍說，這兩句話，揭示出整個中國官場最淺顯的一個道理：人情大於一切。

　　他指出，關係理論上可以分為兩種，一是為公，即有利於地方經濟發展或解決民生問題的關係。一是為私，對個人升遷有利的關係。在現實中，關係的建立需要長期的積累和經營，並且很難截然區分為公為私。

　　以「跑要資金」為例，感情溝通是「跑要」技巧的核心。在上級部門掌控資金的現實條件下，感情到位，不具備條件的項目可以經過變通，達到投資「標準」；感情不到位，條件再充分，也爭不到項目，因為具備充分條件的單位有很多，給誰都符合政策。

　　一位經常跑省進京的縣委書記對李克軍說：「和管項目的官員交朋友，要像『澆花』一樣，交（澆）就交（澆）透，不能半濕半干。要成為好『哥們』。不但找到他，他要全力幫咱們辦事，沒找他的時候，如果有適合的項目，他要想著咱們，給咱們打電話，通知咱們趕緊把報告送上去。」

　　因為關係經營的重要性，即使是再自詡清高的縣委書記也需要遵循一些官場「潛規則」。例如，如果省級財政、發改委、組織部、紀檢委等實權部門的領導來訪，即使登門的只是一個處長，縣委書記和縣長必須一起出面接待。如果是省級非實權部門，可能就不那麼重視了。

　　並且，在一些人的眼中，縣級官員領導能力強不強，就看上下左右的關係能不能打得通。比如換屆提拔，如果A縣同時提拔了四個幹部，B縣僅提拔了一人，A縣官員就會覺得，跟著A縣的縣委書記干有前途，他說話有威力，可以讓底下的人副職變正職。而B縣人就會看著A縣人眼饞，暗恨自己縣的書記不爭氣。還有跑要資金，如果哪個縣的部門官員憑著縣委書記的名號到市裡有關部門就可以順利獲取資金，拿到項目，縣裡的幹部就會把書記當大爺一樣供起來。

　　「提幹部，能要錢，就這兩手，哪怕剩下什麼都辦不了，在別人眼裡就是個好書記。反過來說，如果關係跑不明白，再有工作能力的人，在下屬眼裡也不一定是個好書記。」

　　當然，如果自身不擅長經營關係，就需要藉助上面或下面的力量。李克軍說，自己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在延壽縣和阿城市擔任縣委書記期間，縣（市）長項目運作的能力都比較強，於是他就支持他們「跑」，偶爾出於尊重的目的，他也會親自出面，和縣長一起去北京「跑」一趟關係。「這些雖然我不擅長，但這麼多年下來，肯定也懂。」

　　也正是因為中國是典型的人情社會，只要在一個圈子裡，就必須遵守它的「遊戲規則」，而那些不遵守「遊戲規則」的人常會遭到別人的非議和擠兌，甚至有時會影響工作的開展。

　　陝西省蒲城縣原縣委書記王緒剛曾試圖抗拒官場上通行的「遊戲規則」，不送禮、不收禮，春節在自家的門上貼上對聯：「不收拜年禮從我做起，不送賀歲物請你帶頭」，橫批是「同倡新風」，隨後為了躲避送禮，舉家去蘭州親戚家過年。然而這樣做，有很多人說他沒有人情味，有人說他假正經，甚至有幹部說清水不養魚，這樣的書記不會團結人，干不出啥大事。

　　1999年11月的一天，王緒剛到寶雞出差，途中發生車禍，肋骨多處骨折，住院期間，100多位蒲城縣的幹部群眾前來看望送禮，除了鮮花、禮品外，送錢的也不少，都是縣裡的幹部，少則三五百，多則三五千。有的將錢放在信封里，有的用報紙包著，或塞在枕頭下、或壓在褥子底扭身就走。王緒剛讓陪護的家人一一登記清點，出院后將錢逐一退還。

　　隨後，有人說他不給人面子，把蒲城幹部的感情推遠了；有的說這是沽名釣譽；還有人說，他這麼做，其他領導還敢不敢生病住院？後來，在基層幹部中進行的民意測驗顯示，王緒剛得分很低，在縣級領導中排名靠後。

　　李克軍認為，像王緒剛這樣的縣委書記在現實中占極少數，他很欣賞王的堅持和正氣，但也坦承，自己不會像他如此行事。

　　據李克軍考察，在實際生活中，大部分縣委書記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奉行中庸之道，即對待禮金和禮品，既不全收，也不全退。多數縣委書記對用金錢行賄和送禮的，一般都保持警惕，輕易不肯收受；但對送衣物、煙酒茶、保健品、土特產等物品的，能推便推，推不掉的就收下。

　　而退錢更是一門學問，如何在退錢的同時盡量不得罪人，是每個縣委書記需要自己摸索的處世之道。一位縣委書記向李克軍介紹了他退錢的特殊辦法：通常，先要盡量陳說厲害，讓送錢的人自己取回。實在不來取的，就起草個通用函，上邊寫著：對你於×月×日所做的「表示」，我很理解，也很感謝，但禮太重了，現退給你。今後，各方面都會對你儘力給予關照。

　　這個函件列印好后，再將對方的名字寫在前頭。將要退回的錢款和函件一同裝到一個文件袋裡，用舊報紙或文件填滿，封好后寫上「將此材料退給×××」。然後和秘書說，這是×××送閱的材料，讓他取回。這樣安排，一是讓送錢人看到，不只把他的錢退了，還有很多人都是同樣對待；二是讓他感覺到重視他的聲譽，為他的送禮甚至行賄行為做了遮掩。

　　5

　　無  奈

　　當被問及做了八年半縣（市）委書記，最無奈的是什麼時，李克軍感慨，有時候很難妥善處理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之間的矛盾，而做出任何選擇都意味著犧牲。

　　2003年，省里要求拓寬301國道兩旁的景觀綠化帶，需要佔用阿城市境內部分良田，給農民的補償款，除了挪用退耕還林專項資金，影響生態建設以外，市財政還要連續八年拿出一百來萬補貼。而實際上，那段路修建時候，已經按規劃留出了足夠的綠化帶。對這件得不償失的事，市常務會上，有的同志覺得，「上級讓我們干，我們沒辦法。」

　　於是，經過開會討論，李克軍根據大家的意見，確認了幾條注意事項：第一，不能強迫農民，要做好工作。第二，拿退耕還林的錢補給農民，雖然其生態保護功能被削弱，但上級有要求，只能這樣變通。第三，本市絕對不補貼。

　　為了不損害維護全市的公共利益，李克軍決定頂住壓力「抗上」。事實上，大家心裡都很清楚，在市裡不願意補貼的情況下，征地補償款絕對湊不夠，這三條其實是在向省里傳遞一種態度，簡單來說，要想辦成事，需要上級增加補貼。

　　最終，省里就此項目對阿城市增加了補貼，國道的綠化帶順利拓寬。

　　李克軍有自己的一套為官之道和行為準則，如果上級的指令或要求對公共利益影響不大，他就選擇對上負責；如果影響很大，就寧可與上面對抗，也要儘可能維護住公共利益，對下負責。

　　談起這次「抗上」的行為，李克軍說：「聊以自慰的是，我沒強迫農民征地。我市裡沒拿補貼。沒有更多損害市裡和農民的利益。尷尬、無奈的是畢竟把退耕還林的指標挪到了平原區。本來應該退耕還林保護生態，現在卻變成了具有面子工程色彩的綠化帶拓寬項目。」

　　犧牲哪一方面都很無奈，但有的時候也是不得已為之。

　　在阿城期間，李克軍還有一次「抗上」。

　　2002年，有兩家滑雪場開發商分別帶著上級兩個領導的批示信來到阿城市政府，要求在某高速路段的迎面建造滑雪場。在諮詢了林業部門和環保部門后，李克軍了解到，上述高速路段不適合建造滑雪場，會破壞生態環境，造成水土流失。

　　然而，對於這個既能拉動當地旅遊業，又有上面打了招呼的項目，李克軍卻無法直接拒絕。「狡黠」的李克軍決定「牌走正張」，該不該建由第三方評估機構和專家說了算。李克軍請哈爾濱市旅遊局主持了一個第三方專家認證會，對項目的可行性進行專家論證。論證的結果雖然贊同建設，但要求輔以生態保護的相應措施，並且需要實現上交足額的保證金。結果，兩家有點背景的開發商因為拒絕交保證金而失去項目，另一家開發商交了保證金，拿到了項目。

　　2012年夏天，《縣委書記們的主政謀略》一書完稿。李克軍先後聯繫了七八家出版社和一個北京某傳媒公司商討出版事宜，均被以內容太敏感而拒。最終，廣東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這時，已經過了兩年半。

　　「當縣委書記，本事少的愁死，膽子小的嚇死，心胸窄的憋死，脾氣暴的氣死，想不開的冤死，身體差的累死。」李克軍說。這才是他眼中縣委書記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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