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制度根源與其導致的制度變化

　　許成鋼：政治、意識形態極端的集權與行政、經濟的地方分權，互為條件；文革制度遺產並未隨著文革結束而結束。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許成鋼

　　文化大革命的動蕩使中國的政治制度從典型極權制最終演變成了分權式極權制。典型極權制是由列寧初創、斯大林完善而最終確立的，是斯大林式的政治經濟制度。大量政治學和歷史學文獻清楚證實，義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納粹的極權制度都源於對蘇俄制度的模仿。二次大戰後，在所有蘇聯紅軍佔領的中東歐國家，也都建立了這樣的極權制。中國共產黨自初建就是在列寧、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的直接指導和各種支持下，一步一步，從黨到軍、到政、再到經，建立、組織、發展起來的。直到五十年代中後期，在經過黨軍政經全面複製蘇聯模式的巨大努力下，在蘇聯的全面指導、幫助下，中國建立起了完整的典型極權制。

　　其後經歷大躍進運動和文革，典型極權制被分權式極權制（全稱為向地方分權式的極權主義制）取而代之。所謂分權式極權制，在政治和權力結構方面表現為領袖個人的極端的集權；在經濟和行政操作方面，則表現為向地方極大規模地分權。這種制度大幅削弱了中央及各級官僚機構的力量，把典型極權制中尚存的最低限度的黨內製衡也幾乎清除殆盡。這使得領袖掌控更大更完整的個人權力。在中央及各級官僚機構被大幅度削弱，市場被全面關閉，中央計劃無法操作的條件下，這個制度中的經濟和行政安排只能依賴自給自足、能夠自我調控、具有相當自主權的基層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極端的集權與行政、經濟的向地方分權，這兩者之間是互為條件，相互支撐，高度互補的關係。

　　典型極權制：「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

　　認識極權制是認識文革的基礎。極權制一定是一黨制，但一黨制不一定是極權制（世界上多數一黨統治的國家都不是極權制，而是威權制）。政治學文獻里，把極權制總結為以下五個基本特點。典型極權制與分權式極權制都共同具有這些特點。第一，黨完全壟斷國家，完全壟斷政府。換言之，黨和政府的官僚體系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不可分割。第二，黨對國家武裝力量的絕對控制。武裝力量包括警察和軍隊，以及所有其他武裝力量。以此為基礎，典型極權制的國家用警察來控制社會。

　　第三，在經濟方面，黨對經濟全面地壟斷性的控制。全面壟斷性的控制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蘇聯的方式，即全面的企業國有制以及在黨的完全控制下的農業的集體所有制。由於黨和政府不分，所有的企業既是國（集體）有的，也是黨有的。第二類是納粹和法西斯的方式，即黨主要通過控制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而不一定是產權，全面控制經濟。

　　第四，黨全面地、絕對地、排他性地控制意識形態。這一點是極權制和非極權制之間非常突出的基本差別。所有極權主義政黨都有很強硬的，絕對排他性的，處於壟斷地位的意識形態。壟斷地位不僅意味著黨控制所有的大眾傳媒，包括電視、廣播、報紙、雜誌和其他一切出版物，而且意味著黨對意識形態的內容有絕對的排他性的解釋權。比如，黨有自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不容質疑的解釋。任何與黨不同的對意識形態的解釋，都不能容忍，要受到黨的嚴懲，例如被冠以反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足以致命的罪名。對意識形態的壟斷意味著禁止辯論，意味著用暴力壓制不同意見。黨對意識形態的壟斷，是黨製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的工具和條件。事實上，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既是文化革命重要的起因，也是其重要的結果。

　　極權制的第五個特徵是黨全面控制社會的所有組織，包括所有非政府組織（NGO），所有宗教組織，非宗教組織。這種控制深入滲透到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城市中每一個街道都有街道委員會，街道委員會的核心是黨組織。農村每個村必須接受村黨支部的領導。每一個工廠的每一個車間都有黨的組織，每一個人民公社的每一個生產隊都有黨的組織。不允許全社會裡，有任何一個角落沒有黨的組織。所有的黨組織的首長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黨用這個辦法來保證對社會中所有人的所有活動的控制。這是極權主義最基本的特點。

　　雖然典型極權制與分權式極權制都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由超人的領袖領導的，自上而下組織的，貫穿全社會、統治全社會的官僚組織，但是如何來具體的組織和運轉全社會的政治經濟？在這些方面，典型極權制與分權式極權制有著基本差別。在典極權制下，黨-政官僚體制的核心是按照專業化的原則組織。在分權式極權制下，黨-政官僚體制的核心是地方政治、經濟。

　　文革前：典型極權制在中國全面建立

　　極權主義制度既不是中國傳統制度，也不是在中國純自發產生的制度。因此它不是傳統的「中國特色」。典型極權制在中國全面建立始於1949年。全面倒向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方面學習蘇共，逐漸徹底地控制了中國的所有組織，包括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建立極權制的第一步是控制所有的政黨。中國共產黨1949年召開的政協會議，發表的中共和參會的民主黨的共同綱領表明，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其不久前對所有向民主黨派做出的，關於多黨制的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正式許諾。儘管如此，這些民主黨派仍暫時被允許獨立存在。但在不久之後的反右運動中，所有堅持政黨原則的民主黨派的領導和骨幹人物都被打成了右派。任何一個重提「多黨制」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人，無論是民主黨派人士，是共產黨幹部，還是知識分子，都被打成右派。通過反右運動，「多黨制」已經被正式禁止。這些「民主黨」已經不再是通常意義的政黨。同時，中國共產黨逐漸地全面控制了所有的非政府組織。其中包括所有的學校、科研機構、醫院和其他非盈利組織、宗教機構等。不經過共產黨批准建立任何組織為非法，甚至被打成反革命集團。

　　第二，中國共產黨直接控制了政府的所有部門，包括行政、軍事、司法。

　　第三，通過國有化和集體化，全面改變了經濟的所有制，以此控制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但有一個特例，就是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按照1954年憲法，民族資產階級仍然被允許存在，即一部分的企業仍然是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但通過公私合營的方式，民族資產階級逐漸喪失了這些企業的產權。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民族資產階級仍然控制的企業中，也必須接受共產黨的控制，包括在這些企業中建立共產黨的組織。

　　由此，在中國建立起了典型極權制。黨對整個社會形成全面的控制，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的方方面面。「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是1940年代後期，中國共產黨為了推動多黨制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用來描述國民黨的詞。但這是對典型極權制更準確地描述。

　　建立、鞏固、發展如此全面和嚴密控制的制度，必須依賴超強的激勵機制。其中既包括對其積極參與者的強烈的誘惑，也包括讓所有可能的懷疑者、挑戰者和反對者感受到巨大的恐懼。最大的誘惑是把個人對黨和領袖的忠誠與其升遷緊密掛鉤。而恐懼則針對這個制度中的所有人的可能的不忠誠行為。任何人，無論其政治社會地位，對這個主義、這個黨、這個領袖，持有任何不同的看法，哪怕表達的是技術細節上的「不同政見」（例如反對建造三門峽大壩，反對蘇式高等教育大綱等），就可能淪為反黨、反革命份子。而這個「罪行」將受到極其嚴重的懲罰，甚至極刑。這種激勵機制早在延安整風時期就已經在蘇聯幫助下建立並成熟。現在，這種黨內製度被擴大到了全社會。

　　在中國建立典型極權制的過程中，蘇聯的援助起了巨大的基礎性的作用。除政治文化等因素外，世界上的極權制總是與現代工業化的基礎密切相關的。最初產生極權制的蘇俄、德、意，都是比中國發達得多的具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中國是世界上最落後的幾個國家之一，人均GDP只有世界先進水平的1/20，大部分的中國人生活在近乎原始狀態，汲汲於生存。如此落後的經濟水平難以支撐典型極權制。從近乎原始的經濟水平到在短短几年時間建立起現代極權制度，蘇聯的政治軍事經濟援助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五十年代蘇聯對華的156個重大援助項目，使得中國在短期內快速形成了自己的工業化經濟體系。但比物質技術援助更重要的是，除了大批技術和設備進入中國，中共還邀請了大批各個領域的蘇聯專家，試圖系統地從制度上把中國改造成蘇聯。來自政府、法律、經濟、管理、科學、工程等領域的蘇聯專家，指導甚至直接介入中國制度的建立，並深刻影響中央所有領域的各部門和重要的經濟領域。

　　所有極權制都高度注重培養忠誠的專門人才。中國的高等級教育也按照蘇聯極權制度的方式，改造重組。蘇聯專家們在指導原則上，在制度上，甚至直接在人事上，決定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如以蘇聯模式推進的全國院系調整）和科研製度（如以蘇聯模式改造中國科學院）。以清華大學的改造為例。改造前的老清華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基本上教授治校（國內其他頂尖大學與此相似），是一所完整的綜合性大學，涵蓋人文、社科、科學、工程、醫學、法律等所有領域。多數教授都是從美國、西歐留學回來的，在很多領域都培養了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棟樑之材，在一些領域的水平甚至超過當時與西方隔絕的蘇聯。但自從1952年執行「以蘇聯為師」的院系調整以後，大學不再有自主權，教授不再治校。學校越來越走到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的反面。按照自上而下的蘇式計劃，不僅人文社科被全部裁免，即便在理工方面，也把基本自然科學（物理、化學、生物學）和數學都從清華裁減出去。原本綜合性的清華大學被肢解成為一個工程學校，變成了狹窄的「工程師的搖籃」。

　　在反右運動中，所有尋求恢復教授治校，或對全盤蘇化治學持不同見解的教授們，全部被打成右派。大批清華最優秀的教授被打成右派（全校共有571名教師被打成右派）。反右鞏固了統治清華大學的極權制度。從此，不僅清華，不僅大學，所有學校都要培養「黨的馴服工具」（劉少奇語），都要把盡量多的人改造成革命的「螺絲釘」（雷鋒語）。而如此培養的原子化的群眾正是之後的文革的基礎。最可悲也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年靠打擊教授來鞏固自己統治的清華校黨委領導，在文革中被清華「自發」的革命群眾運動打倒，成為全國最早被打倒的「統治學校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一。把清華大學作為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里反映的更大圖像中，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所為和下場與清華校黨委領導何其相似。這種相似不是偶然，而是同一制度所然。

　　文革與分權式極權制

　　文化大革命從政治、經濟制度上破壞了中國共產黨自己建立的一種極權主義制度，代之以分權式極權制。實際上，這個破壞和取代始於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那是建立了典型極權制后的第一次系統性的重大體制變化。它是文化革命的前奏，是破壞典型極權制建立分權式極權制的第一步。

　　大躍進集中於削弱典型極權制中央各部的行政和經濟權力，同時在行政和經濟方面向地方大規模放權。將中央直接控制的大部分企業轉移到地方。經過一年大躍進之後，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就從1958年的約80%降到了1959年的25%。由此，在中央嚴格控制政治和人事的條件下，建立起在行政和經濟上相當自治和相對自給自足的地方基層。在這種中央-地方制度中，所謂的中央計劃被基本破壞。此後，除了幾百個非常粗曠的全國性指標外，本質上並不存在可以操作的，中央對經濟的具體的計劃。所謂的「中央計劃」是以地方計劃為基礎，由上層政府協調補充的官僚制度。相比之下，在典型極權制的、基本消滅了市場經濟的蘇聯，中央直接計劃和控制大約120萬個具體的計劃指標。這些指標之間涉及極其複雜的關係，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位高權重的領袖，也必須依賴大量握有實權的技術官僚。因此，中央計劃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制度。其組織形式有重要的政治含義。斯大林雖然從上到下肅清了數以百萬計的政敵，在消滅了所有政治制衡的典型極權制里，至少在技術層面上，他對國家的控制仍然要依賴技術官僚，仍然要受到中央官僚機構的限制。

　　大躍進運動的政治實質是剷除中央計劃，增強地方力量，以削弱中央官僚。在相當程度上，這是在模仿中國帝制的統治制度。毛澤東在1958年的北戴河會議上，自稱為馬克思加秦始皇，其中秦始皇指的就是帝制傳統（而所謂馬克思則指從蘇聯批發來的典型極權主義制度）。大躍進同時消滅市場經濟（反資本主義）和破壞計劃經濟，最終以空前的大飢荒災難而告終結。救災時期的所謂「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以及之後以「四清」方式展開的階級鬥爭，都是為了鞏固大躍進建立的制度，有些更務實，有些更激進。

　　在破壞了中央計劃的制度中，領袖的政治權力和權威變得更強大。黨由領袖自己的派別統治。不在領袖的派別中的其他黨員，輕則受排斥，重則變成反黨集團，屬於被整肅被打倒的對象。黨把整個社會對領袖的忠誠度推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領袖變成了神。領袖成了「大救星」，成了「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與馬克思主義反對存在救世主的基本立場正好相反。原本相對抽象的黨的意識形態，其內涵變得越來越窄。黨的主義由領袖的路線來定義。對主義的其他解釋變成反黨路線。這說明，在極權制建立后，極權主義的基本成分——意識形態並不總有實質含義，其中許多內容是為專制權力服務的。群眾對領袖的迷信的重要性超過意識形態。而高度的這種迷信正是文革重要的基礎之一。

　　與大躍進運動相比，文革是以包括暴力在內的各種方式（如文革時期最常引用的毛的語言所宣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從制度上徹底破壞典型極權制的「革命」。通過這場革命，文革最終剷除了典型極權制的殘餘，清除了政治反對勢力，建立了完整徹底的分權式極權制。

　　文革系統性地破壞黨政官僚機構，尤其是最上層的官僚機構，這個觀點在研究文革的文獻里受到相當充分的重視。但是，在消滅了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作為一個可以操作的制度，向地方放權是與削弱中央權力互補的，不可或缺的一面。除了行政和經濟的操作方面的重要性，從政治制度層面，架空中央各部門權力，向地方放實權，是鞏固領袖個人權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因為，在個人迷信盛行的條件下，同地方政府的權力相比，領袖的權力是絕對的。而任何有實權的中央部門，都是潛在的挑戰領袖政治權力的對手。所以，通過分權式極權制，從制度上極大地削弱和架空中央各部門，從而在制度上保證領袖的權力是無法挑戰的。

　　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和1975年通過的憲法正式以黨、政基本法的形式確立了分權式極權制。在分權式極權制中，官僚機構大幅度扁平化。除直接與領袖相關的權力圈子外，中央官僚機構所剩無幾。在分權式極權製得到鞏固的1975年，中央財政的收入只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不到12%。沒有人，沒有機構，在任何方面擁有權力和資源能夠挑戰領袖。地方基層由無限忠於領袖的革命者掌權。在理想狀態下，領袖通過「思想」、「口號」，無需過問技術細節，幾乎可以直接領導無限忠於他的自給自足的地方基層。

　　值得深思的是，文革留下的制度遺產分權式極權制並沒有隨著文革的結束而結束。歷經幾十年的改革，在這個制度遺產基礎上，中國的制度演變為分權式維權制（相關分析有待下文）。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中國3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路徑和性質，但時至今日我們對此還缺乏共識。一些造成文革的制度條件仍然遺留在當今的制度中。類似於文革的這樣的悲劇會不會重演。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今後的制度改革。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看法，文革的制度起源連載之三，作者感謝黃磊和史穎波在本文寫作中給予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