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李政道楊振寧獲諾貝爾獎在中國產生的衝擊波

三思派2016-10-03 18:52:36

　　

　　1956年10月，中國籍留美青年物理學家李政道、楊振寧合作發表論文，提出宇稱不守恆理論，立即引起國際科學界廣泛關注。1957年10月31日，該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31歲的李政道和35歲的楊振寧折桂。從發表論文到獲諾獎僅一年時間，獲獎速度之快，實屬罕見；二人又由此成為首次獲得此獎的中國人，更為難得。消息傳至國內，立即引起高度關注，中國政府試圖爭取李、楊回國，形成了一股諾貝爾獎的衝擊波。

　　《人民日報》持續關注李政道、楊振寧獲諾貝爾獎

　　李、楊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一經揭曉，中國政府和科學界立即給予了積極的回應。11月1日，吳有訓、周培源、錢三強代表中國物理學會致電李政道、楊振寧，祝賀他們獲獎，電文中說：「中國物理學家對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次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了這一消息。11月1日的《光明日報》也刊發了李、楊獲諾貝爾獎的消息並且提到了吳健雄的實驗工作。

　　當時，新中國已經與瑞典建交，並在瑞典設有大使館。因此，12月8日，當李政道、楊振寧抵達瑞典斯德哥爾摩時，中國駐瑞典使館工作人員親自到機場迎接他們，以示新中國政府對他們的重視。12月11日，《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以《李政道和楊振寧到達斯德哥爾摩我國駐瑞典使館人員去機場歡迎》為題進行了報道：「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獲得者、中國兩位物理學家李政道、楊振寧於8日下午攜夫人抵達斯德哥爾摩，接受諾貝爾獎金。我國駐瑞典大使館文化參贊徐中夫，瑞典外交部、瑞典科學院及諾貝爾獎金委員會代表均赴機場歡迎。」緊接著，中國駐瑞典大使還參加了諾貝爾獎頒獎典禮，見證李、楊受獎。12月12日，《人民日報》以《李政道楊振寧接受諾貝爾獎金》為題，報道了1957年度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及李、楊的受獎情況。

　　中國政府爭取李政道、楊振寧回國

　　除了主流媒體積極跟進報道李、楊獲得諾獎的有關情況和進展，中國政府還付諸行動，不僅派駐瑞典大使參加頒獎典禮，還決定派人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用意就是要爭取李、楊回國。

　　經多方考慮，中國政府委派時在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張文裕教授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參加李、楊的授獎典禮。之所以委派張文裕前去，主要是考慮到張文裕本身就是著名物理學家，西南聯大時期張文裕曾是李、楊二人的老師。張文裕旅美期間，與李、楊之間也一直保持聯繫——李、楊發表在美國《物理評論》上獲諾貝爾獎的科學論文的預印本就是張文裕在1956年10月份回國時帶回來的。新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張文裕這位李、楊的老師，說服二人回國工作。據張文裕回憶：「國內給他打電報，讓他去瑞典，一方面祝賀李、楊獲獎，同時爭取他們回國工作。」

　　據張文裕回憶，在瑞典期間，「儘管授獎活動的日程安排很緊張，李政道和楊振寧還是抽時間到旅館里看望了他，並且邀請他參加授獎典禮和瑞典皇家為他們舉行的盛大宴會。」當然，張文裕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向楊振寧和李政道轉達了周總理的意思，希望他們能回到國內工作，他們聽了很感動，兩人都表示很感謝國內的關心。他們說，我們還年輕，爭取在國外工作一段時間，到一定的時候再回去。」此外，張文裕還談到楊武之（楊振寧的父親）請他為楊振寧捎信之事：「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曾讓我給楊振寧帶信，信寫得很長，叫楊振寧回國。」

　　不過，那時的李、楊二人正處於事業的巔峰時期，加之1957年「反右」運動的消極影響，因此婉拒了國內方面的盛情邀請。

　　新中國科學界立志「賽因頂峰會李楊」

　　總的來說，新中國政府對李、楊的科學成就及其獲諾獎，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官方媒體給予了強力的宣傳推介，進一步提升了李、楊的知名度。據物理學家何祚庥院士回憶，「一些青年學子，紛紛立志要向李政道、楊振寧學習，有的立志要向粒子物理進軍，立志向科學進軍，立志要『賽因頂峰會李楊』。」

　　「賽因頂峰會李楊」是什麼意思，又從何而來？2016年4月，上海交通大學120周年校慶期間，何祚庥先生回訪母校，參加慶典，筆者有幸就此相關問題訪談了何祚庥先生。據何先生介紹，當時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為原子能研究所）的年輕人對李、楊非常崇拜，物理學家朱洪元先生帶的一個實習研究員叫劉治平，他寫了一首詩，其中一句為「賽因頂峰會李楊」，「賽因」為SCIENCE（科學）的諧音。這句詩大氣而響亮，口口相傳，在當時非常有名。

　　在諾貝爾獎的巨大衝擊下，李、楊及其科學理論至少在三個層面上在中國產生持續的影響：首先是在大眾層面，提振了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向科學進軍」的熱情；其次是科學領域，這種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1960年代中國高能物理研究取得長足發展，與此影響密切相關；再次是思想領域，宇稱不守恆理論與自然觀、物質觀、真理觀等哲學問題聯繫密切，因此在思想界引發討論。

　　首先來看李、楊獲諾貝爾獎在新中國科學界的影響。宇稱守恆問題，屬於高能（粒子）物理學的研究範疇。新中國成立前後，伴隨著王淦昌、張文裕等一批海外物理學家的回國，中國高能（粒子）物理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礎。正因為如此，中國政府積极參加了社會主義陣營於1956年成立的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中國科學家王淦昌（「兩彈一星」元勛）在這個研究所做出了重大的科學發現——1959年3月，王淦昌通過實驗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

　　從上述歷史背景可以看出，國內高能物理的發展能夠與李、楊獲諾貝爾獎這一重大事件形成互動，從而刺激國內科學界尤其是物理學界攀登科學高峰的熱情。1959年底，王竹溪等8位知名物理學家發表了《十年來的中國物理學》一文，文章對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物理學的發展做了詳細的回顧總結，認為，「解放以後，理論物理的研究得到了新的發展。十年來工作的內容主要集中於基本粒子理論、原子核理論、固體理論及統計物理幾方面……」可見，粒子物理被認為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得到了新的發展」的重要研究方向。

　　1964年1月，物理學家朱洪元又發表《近年來基本粒子物理理論研究的發展》一文，文章認為，「自從1960年以來, 我國基本粒子理論研究工作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每年發表論文的數量有顯著的增加，研究工作的領域也較前寬廣。在這三年半內，我國基本粒子理論工作者在國內外主要科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總數約70餘篇，較從1949年到1959年建國初十年內所發表的論文總數多一倍。」從朱洪元的這一描述可以看出，在「文革」之前，中國粒子物理學的確取得了很大的發展，至少在粒子物理論文的發表數量上，1960年代前三年半的發表總數，「較從1949年到1959年建國初十年內所發表的論文總數多一倍」。中國粒子物理學的蓬勃發展，當然是中國科學家努力的結果，但無疑也受益於李、楊獲諾貝爾獎帶來的正向激勵。

　　科學理論與科學家的哲學探討

　　如果說李、楊獲諾貝爾獎在新中國科學界產生重大影響尚在情理與意料之中，那麼，他們在思想文化甚至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則顯得出人意料。宇稱不守恆理論探討的是微觀世界的物質組成及其運動規律的科學，因此，當這一理論傳入中國后，便與哲學問題聯繫在了一起。非常有意思的是，最先探討宇稱不守恆理論之哲學意義的，是科學工作者而非哲學工作者。

　　比如，1958年，程開甲（「兩彈一星」元勛、2013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就在《量子力學中的哲學問題》一文中寫道：「簡單的牛頓式的粒子在抽象的時間空間的描述不能再適用了。就是最近的宇稱不守恆的發現也是有力地指出，實在的時空必須是物質的時空。抽象的時空是宇稱守恆的, 而我們實在的時空中宇稱不守恆的, 因此時空必然是一個物質的實體的形式。」

　　再比如，1960年，朱洪元等4位知名科學家在《現代基本粒子理論的新發展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哲學問題》一文中認為，李、楊之科學成就「大大地豐富了辯證唯物主義關於物質的統一性，以及物質性質的不可窮盡性的學說。」「不僅進一步證實了大家所熟知的物質和運動不滅定律的那些實驗基礎, 而且它還提供了新的證據，豐富和發展了物質不滅和運動不滅的思想。」

　　總之，那一時期的科學工作者撰寫了大量的關於宇稱不守恆理論哲學意義的文章，以當時非常著名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雜誌為例，該雜誌在1960年夏停刊前，幾乎每期都刊登有科學家談哲學問題的文章——當然他們在文章中大都引用到宇稱不守恆理論，這構成了當時新中國科學界、思想界的一大奇特現象。究其原因，這是與當時的大環境有關的。

　　在那個特殊年代，宇稱不守恆理論是中國人（李、楊分別於1962、1964正式加入美國籍）做出的獲得諾貝爾獎的重大科學成果，新中國對此給予了充分的認可。在當時特殊的國情下，也引發國內科學家基於李、楊理論進行了大量哲學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