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華人社會少有恐怖襲擊？

　　丁學良：華人社會在防堵恐襲方面能夠達到極為可觀的成效，一是由於官僚統治，二是由於理性主義的文化根基。

　　

　　收藏更新於1天前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這個年頭，許多人每天早晨一打開電視或媒體網站，總是帶著既擔心又渴望了解的矛盾心態，急切地收視或掃描頭條、二條新聞，看看是不是啥地方又發生恐怖主義襲擊了，特別是親人目前所在的遙遠地方，或自己曾經呆過一段時間的地方，或馬上要去訪問的地方。這種矛盾心態頗類似於小時候聽大人講惡鬼的故事，又怕聽恐怖細節，又禁不住想聽個明白。

　　華人社會的奇特型態

　　在環顧全球恐怖活動此起彼伏的這些歲月里，筆者不能不反覆注意到一個奇特的型態（peculiar pattern）：相對而言，五個華人社會是處於當今世界上恐怖主義襲擊事件最少或次少的檔次。而這五個華人社會的政治體制、法律架構、經濟水平、人口和領土規模、宗教政策、民族關係管理、周邊穆斯林鄰國或社群的分佈，都有顯著的差異。因此，它們都能夠在預防和堵住恐怖主義襲擊方面做到最佳或接近於最佳，背後必定有一些共同的或至少是相近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提及兩大主要因素，一上層一下層，來嘗試解釋為什麼華人社會在防堵恐襲方面能夠達到極為可觀的成效。這首要的因素是管治層面的，是屬於「上」位的力量，它就是中華政治傳統中最持久的特色——官僚統治。要理解這個核心要素為什麼特別有助於對付恐襲，最好的背景閱讀文獻是20世紀一位偉大的比較歷史學家白樂日的經典之作《中國的文明與官僚統治》（Etienne 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以下摘要基本引自台北久大文化公司1992年譯本，只是改譯「官僚主義」為「官僚統治」以符合原意）。

　　官僚統治的升級版

　　白樂日對中華官僚統治延續性的巨大功過之高度洞察力，不僅基於他的堅實學術研究，而且得益於他短暫卻不平凡的人生經歷——他生於患難（匈牙利）、長於動亂（德國）、參加反法西斯運動（法國）、置身於東西方冷戰，深刻理解政治權力和社會危機的多維度、多層面。面對來自不同國家的求知者，白樂日解釋道：「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國的形象時時在變。在我看來，中國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是經久不變的——它的官僚制特點。官吏們由於其力量、影響、地位和聲望，是全能的，掌握著全部權力」。這個官僚階層只看重一種職業，「那就是進行管治……他們在人事上是專家，在管治藝術上是老手。在中國，國家是管理者的國家，是干預者（丁按：指權力機構不理會公域私域、政府市場間的分界）的國家。沒有什麼能逃脫官方的控制。實際上，整個社會生活和很大一部分的私人生活，都在官府的控制之下。」（第27-31頁）

　　以上是白樂日1957年的一篇講稿，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而作，概括的是從秦朝至20世紀初期的傳統中國。可是，如今讀它的時候，你不會感到其中的要點已經過時了，當然沒有——中華官僚體制最大的特長是管控，其管治社會民間的藝術是兩千多年積累下來的精粹，從不固步自封，而是與時俱進和不斷完善。所以，到了21世紀初，配備以最新的應用科技，特別是IT技術，就使得中國的管治體系在協調、靈活、細緻、精巧、強韌、穿透、貫通等等方面，達到無與倫比、獨步天下的程度。恐怖主義分子面對這種中華版的防堵系統，要想發動襲擊真是太不容易了。這並不是說這種防堵系統從不出觀念上的差錯、從未有過操作漏洞，當然不是。可是相比起那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應對恐怖主義組織和「孤狼」的各家操作系統，中國的防堵系統之精密、力度和有效性，要高出許多。

　　讀者若是對此還有疑問，不妨即刻在網際網路上搜索一番，照片、圖像、文字都有，看看杭州這幾個月來，每日每時每刻為9月份的G20峰會所做的安全防恐布置，在當今世界上，有哪個國家能做到如此的不計成本、精益求精、達致神工鬼斧的最高境界？以眼下這個實例對照白樂日的絕妙歷史評論，讀者便可以理解，延續了官僚統治傳統的五個華人社會——中國內地最行，新加坡次之，香港澳門再次之，台灣居尾——在防堵恐襲方面，堪說是老馬識途、駕輕就熟。

　　而欲發動恐襲的組織和個人在此面前，則是關公門前耍大刀、小巫見大巫。在西方自由開放社會裡左右逢源、在半失敗的國家裡如魚得水、在全失敗的國家裡海闊天空的恐怖主義分子，一遇到中華官僚統治的21世紀升級版，就淪落成秋後的螞蚱！這並不是筆者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吹自彈，這是美國比較政治學的一位資深教授發的感慨——今年7月底他來香港，在座談會上言及歐洲對恐襲防不勝防，笑道：「歐洲國家是搞不過這幫無所不用其極的恐怖主義分子的，還是中國政府厲害，最懂得如何對付這幫傢伙！」

　　理性主義的文化根基

　　但是，僅僅有官僚統治這個上層權力要素，還是難以達到所有的華人社會在防堵恐襲方面的普遍成效。筆者體認到，下層的一個文化要素同樣至關重要，那就是眾人在信仰問題上的馬虎主義，即馬馬虎虎、稀稀鬆松。中華文化傳統里缺乏組織嚴整的宗教體系，被泛稱為「儒教」的那一套倫理觀念，其實不是宗教教義即「神啟終極真理」，而是規範大眾的為人處世之道，其核心精神是世俗的理性主義取向。社會思想大家韋伯所說的「去魅」（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pp.148-155），在西方主要是18 -19世紀的啟蒙主義運動使然，而在中華傳統里，兩千多年來大體上都是這樣。

　　鑒於華人社會的絕大多數成員也即漢族人兩千年來都是這種取向，他們在宗教問題上不走極端，少有狂熱。洋人觀察近現代的華人，常常困惑於後者能夠同時既信孔孟、也供菩薩、還進教堂。華人在宗教上的馬馬虎虎主義，令高喊「真主偉大！」的人肉炸彈式自殺攻擊行為極少湧現，更遑論夫妻、弟兄、父子一道與敵共亡。環視全球，我們至今還沒有發現信奉伊斯蘭教的漢人加入「伊斯蘭國」（ISIS）變作殺手——他們實在太理性算計了，他們的信仰激情遠遠達不到為進天國而當「聖戰」烈士的狂熱高度。

　　中華傳統里的馬馬虎虎主義，早在20世紀初期，就被中西學貫通的先哲輩林語堂和胡適等人視為中國人抵禦外來革命極端主義的文化根底（參閱周質平：《現代中國思想人物掠影》，台北：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15年版第74-77、94-102頁）。筆者曾多次跟老外們解說：當今的中國，官方正面講的是「馬列主義」，其實全社會實踐的是「馬虎主義」，包括下班后的官員們都是一個樣。這當然有不好的、值得批評的一面，但也有好的、暗含希望的一面，那就是中國人上上下下行事的靈活圓通。你們洋人可別忘記了，全世界執政的共產黨從20世紀初以來共有幾十家，只有中國共產黨最像模像樣地率先走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道路，一邊大講社會主義，一邊「中干」甚至偶爾「大幹」資本主義，用你們洋人的說法，是「素菜館賣牛肉，賣得挺紅火！」這一半是歸功於鄧小平上層的理性決策，一半是歸功於中國全社會的馬虎主義——大家沒把官方意識形態看得那麼神聖，不可更改。意識形態正面講的是馬列主義，實踐中行的是馬虎主義，這種圓通讓中國人永遠不會在一棵樹上弔死，不管那棵樹上掛著什麼莊嚴華麗的招牌。

　　中國本土源遠流長的馬虎主義也有被中斷的幾個時期，最烈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無數的普通人出於政治宗教狂熱四處放火焚燒、暴行施虐。可是這十年跨度在兩千多年的中華長流里，只是一小片斷。筆者三十多年前赴美國留學，聆聽史學大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評論文革，他們最常用的說法，就是「三十年埋葬不了三千年」，也即華夏三千年的傳統，任憑毛主義的三十年折騰，終究無法將其連根刨掉。中華文化傳統里沒有fanaticism（宗教狂熱）的主流，毛本人一旦撒手人間，他平生掀起的革命極端主義和政治原教旨主義就會退潮。

　　普遍世俗取向是極端主義的消解劑

　　讀者若是不信，不妨翻閱未經歷史虛無主義洗刷的中國當代史——整整半個世紀之前的這個星期，紅衛兵登上天安門城樓，受到紅司令的親口鼓勵，隨即以無比的狂熱，竭力將中華傳統——實物的和象徵的——統統拋進革命烈火一燒為快。然而過去的三十多年裡，也就是中國融進世界資本主義經貿體系期間，我們再也遇不到那種實踐政治宗教狂熱的年輕群體了。海內外評論家常挖苦中國大陸的那些所謂的反美仇外「憤青」，說他們第一天上街遊行高呼「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第二天就去考特福GRE，著手赴美留學的申請。在這之前，他們的爸媽早就把人民幣換成美元存在美國銀行里了。

　　在筆者看來，這其實是好事：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不再迷狂，絕大多數的中國年輕人內心裡知道中國的明天包括他們自己的未來，絕不能立足於對世界文明主流的拒斥。如果中國絕大多數年輕人不熱衷於當新一代的紅衛兵而是想方設法賺錢、買車、購房、留學、直至辦移民，中國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機率就很渺茫，

　　這恰恰是眼下許多人關注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