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發布時間：2016-03-01 09:19

　　一些領導幹部因違紀違法受到處罰，幾乎都談到班子內部監督不夠，說沒人提醒我，如果當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於犯這麼大的罪。小問題沒人提醒，大問題無人批評，以致釀成大錯，正所謂「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啊！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的講話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見於《史記·商君列傳》，是戰國策士趙良對秦相商鞅的諫言。趙良要投入商鞅帳下，提出了一個前提條件：「終日正言而無誅」，換句話說，就是整天說真話但不被打擊報復。趙良還舉了前代的兩個典型例子，周武王身邊不乏諤諤之士，最後能夠成就大業；殷紂王周圍都是趨炎附勢之徒，最後亡國亡身。商鞅欣然接受了這個條件，並且進一步引申出「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葯也，甘言疾也」的道理。不過，後世對此理解最透徹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了。

　　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的關係，好比齊桓公和管仲的關係。魏徵是當年隱太子李建成的洗馬，還曾經勸李建成早點幹掉李世民。他能夠在刀光血影的玄武門之變后全身而退，並且得到昔日仇敵、今朝新君的圈子得到重用，最應該感激涕零。可這個魏徵偏偏不招人待見，屢犯龍顏、逆聖聽，給唐太宗來了個《十思疏》，條條框框地耳提面命，一點沒有擺正自己的位子。身為諫官，大面上提提意見也就罷了，偏偏還要事無巨細。唐太宗要把中男以上十八歲者納入兵役，魏徵死也不肯簽署，還當著百官的面據理力爭，說出一套「竭澤而漁、明年無魚；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的道理來，逼得唐太宗收回成命。朝堂之上也就罷了，偏偏還管帝王家事，連太宗嫁女兒陪多少嫁妝，對某個皇子表示一下恩寵，這些百官都不過問的私生活，魏徵卻要多事，說什麼於禮不合之類，常整得唐太宗面紅耳赤下不來台。

　　莫說文治武功，就論從諫如流的容人之量，秦始皇以來的帝王中找不出第二個可以同唐太宗比肩的。饒是如此，魏徵依然不依不饒，整天圍著皇帝耳朵邊不斷提醒他注意納諫：說得好您要聽，說得不好您也要聽，水平高的要聽，水平低的也要聽，不然大臣們誰敢說話呢？有一次更是直截了當批評：您現在納諫態度可不如當年了，貞觀之初您求諫若渴，唯恐人家不說話；後來也能高興地聽從諫言；現在依然納諫，但經常流露出不高興的臉色，讓臣子們都看在眼裡。身邊有魏徵這麼一個傢伙，要是一般人恐怕連上朝的興趣都沒有了。

　　唐太宗也不是沒有怒過，一次退朝之後到長孫皇后那裡撒氣，嚷嚷著要把這個「鄉巴佬」給辦了。虧得皇后賢明，穿戴好典禮才用的正裝，向皇帝下跪道賀他得到一個忠臣，這可是聖君的標誌，才使得唐太宗轉怒為喜。魏徵去世之後，太宗親自祭奠，並留下了那段傳頌千古的「三鏡論」：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就是第三面鏡子。貞觀十八年太宗征高麗失敗后，感慨「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中國文化講求反求諸己、退恭自省，既要每日三省吾身，也要見賢思齊，向他人學習，虛心接受批評，從而正心修身、不斷進步。孔子主張三人行必有我師，痛恨上下左右逢源的鄉愿，尊敬像楚狂接輿、荷蓧老人這樣的狂狷之士。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關係，是君子之間的和而不同、比而不周，而非小人之間的同而不和、周而不比。進入政治領域，理想的君臣關係，就是「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能否廣開言路，接受建議，常常決定一個朝代的盛衰。我們的中學課本中就學過《戰國策》中「鄒忌諷齊王納諫」的故事，歷朝歷代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周厲王不聽召公諫言，還要止謗路人，最終民怨沸騰，衝垮了周王朝的堤壩。秦二世時趙高在朝堂之上指鹿為馬，滿朝公卿唯唯諾諾，少數說真話的人被一一清除，秦二世周圍再無忠臣。官渡之戰，袁紹拒絕田豐、沮授等人的逆耳忠言，曹操則廣招賢士，虛心求教，連袁紹手下的謀士許攸也為曹操所用，最終擊敗袁紹一統北方。同樣是曹操，在接下來的赤壁之戰中卻一意孤行，敗走華容道后痛哭謀士郭嘉早死，致使身邊無人勸諫自己糾正錯誤。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仿連珠》一文中，提出了「觀於明鏡，則瑕疵不滯於軀；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唐太宗的「三鏡論」也許就脫胎於此。

　　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有話都不說。大凡成就大業者，往往虛懷若谷，從內心深處願意傾聽不同意見。明代大儒王陽明主政地方，出巡時讓衙役打的牌子不是常見的「肅靜」「迴避」，而是「求通民情」「願聞己過」，一時傳為佳話。

　　有國外人士認為，中國共產黨有穩定的領導層，也有龐大的民眾基礎，具有「縱向民主」的特點——通過上下互動交流，個人平等參與組織活動，基於理性討論達成有效共識，從而採取集體行動。從歷史上看，中國共產黨歷來反對「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背後不說人」的庸俗哲學，主張有話放到檯面上說，以當面鑼對面鼓的批評求得肝膽相照的真團結。無論黨內還是黨外，都儘可能廣泛地傾聽意見，了解真實情況，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我們黨對待批評的基本態度，是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實事求是，分清是非，最忌從恩怨、得失、厲害、親疏出發看事待人，用人為的芥蒂把意見和分歧推向工作的反面。延安時期，開明紳士李鼎銘提出「精兵簡政」的建議后，不少人懷疑其動機不良，但毛澤東同志從人民利益和實際需要出發，以誠相待，將這個辦法稱為「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葯」，帶頭進行充分的民主討論並通過了精兵簡政政策，對陝甘寧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戰勝困難、提高工作效率起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講到黨委會的十二條工作方法，強調黨委書記要當好「班長」、要把問題擺到檯面上來、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這些思想歷久彌新，體現了共產黨人的胸襟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