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回憶浦東開發（下）

　　１９９０ 年，在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推動下，黨中央、國務院在浦東開發一啟動時就給浦東五大政策，同時還把開發區的十大政策和特區的九大政策一股腦兒地給了上海，這個氣魄大得不得了。 因此，對於浦東新區而言，開發區、特區的十條、九條我都有，特區沒有的五條我還有，那麼，"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區還特"是恰如其分。 所以，浦東不叫特區叫新區，這個話就是這麼來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給浦東的五項獨有政策，是各國在 ＷＴＯ 里約定必須開放的服務貿易條款。 ２０世紀 ９０ 年代中後期，這些改革在中國沿海逐步推開擴大； ２００１ 年，中國進了 ＷＴＯ ，這五項政策在整個中國全面推開。 浦東先於全國 ５ — １０年打了前站，可以說為中國進入 ＷＴＯ 進行了先行探索並取得了經驗。
　　１９９０ 年給浦東的特殊政策最突出的是外高橋保稅區，中文叫保稅區，英文叫自由貿易區。 當時，朱鎔基同志把外高橋保稅區翻譯為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那是他自己直接用英文翻的。 朱鎔基同志說，我們對內中文名字叫保稅區，對外英文名字就叫自由貿易區，而不要把保稅區直譯為 Ｆｒｅｅ Ｄｕｔｙ Ｚｏｎｅ 。 當時，保稅區裡面涵蓋的政策就是按 ＷＴＯ框架下的自由貿易區來設定的。 如果具體展開的話，我 １９９１ 年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就是講關於保稅區政策的，那裡面我把全世界 ＷＴＯ 框架下的自由貿易區的東西歸納了以後，有用的拼在一起，報中央批准。那時候的人比較浪漫，沒什麼清規戒律。
　　我到重慶十多年了，作為重慶市長，我認為上海有許多了不起的經濟成果、改革開放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外高橋保稅區。２０１０年的外高橋，１０平方公里，一年做了１萬億人民幣的貿易額，進出口的貿易額是１０００億美元，形成的稅收是１０００億人民幣，有２０萬人就業，有１萬個企業，裡面有５００萬平方米的寫字樓，包括一些窗口。這堆數字孤零零地看，看不出什麼，橫向做個比較，整個上海一年５０００多億美元進出口，那可是６０００多平方公里的大上海的進出口。 但是外高橋１０平方公里就有１０００億美元。上海的稅收，如果證交所不算，上海全部正常稅收５０００億元，而外高橋１０平方公里有１００億元。外高橋保稅區占整個上海五分之一的貿易，五分之一的稅收。再做個比較，全國有１７個保稅區，１６個保稅區的貿易量總和、稅收總和等於外高橋。
　　今天，自由貿易區的時代已經到來。 中央提出要"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改革市場准入、海關監管、檢驗檢疫等管理體制，加快環境保護、投資保護、政府採購、電子商務等新議題談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 過去，外高橋保稅區為上海在 ＷＴＯ 框架下貨物貿易為主體的自貿區建設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奠定了良好基礎。 現在，國家又賦予上海在以服務貿易為主體的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而形成的自由貿易協定（ ＦＴＡ ）框架下先行探索，拓展自貿區的範圍，增添更多先行先試政策，將推動上海再次引領全國進入更加開放的境界，我由衷地為上海高興。

　　收支平衡、投融資健康的開發模式

　　第三件事情，是浦東開發時的一整套沒有留下巨額債務的資本積累方式。 這個開發是絕對的市場化，但又絕對的政府導向化，是政府的平台，但政府不舉債。 整個中國的投資平台可能都和浦東的模式有點淵源，但在別人那邊可能就變大數額負債平台了。 浦東沒有成為政府負債平台，而且最後市場化了，幾大公司上千億的債務裡面沒有政府負債，都是上市公司債務。 浦東開發沒有說花了１０００億就借了１０００億，最後財政要破產。 浦東的財政從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０年，直到現在，始終能夠良性循環。 浦東的開發不是泡沫性的開發、債務透支的開發，而是收支平衡、投融資健康的開發。
　　這件事是被逼出來的，也是成功的。１９９０年６月，朱鎔基同志去了我國香港、新加坡，考察了新加坡的裕廊開發區，回來當天住到上海石化在青浦的招待所，把黃菊同志叫去，他當時是常務副市長、浦東開發領導小組組長，也把我、楊昌基、沙麟、李佳能幾個人一起找去了。那時候浦東開發剛啟動，掛了牌，什麼事還沒幹起來。 朱鎔基同志說，浦東開發，沒有政府主導的幾百億的基礎設施的起步投入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我沒這麼多錢，我只能給你們一個億。 在１９９０年的上海，一個億算是巨款了。 他還說，裕廊總投資１００億美元，基礎開發就花了１０多億美元。 裕廊才１０平方公里，浦東很大，有幾百平方公里，開發的話至少要搞三個開發公司，每個開發公司都是上百億元的開發，但是我沒有多少錢，我只能給你們一個億，每個開發公司３０００萬元作為開辦費，還有１０００萬元是浦東開發辦自己運作的成本。 然後他跟我說，黃奇帆，你負責把這三個開發公司組建起來，組建的開發公司不能是皮包公司，一啟動就要有幾十億的資金，有資本的能量，才能把開發區搞起來。
　　我回來后想了一個星期，把三大公司的規劃、方案做好，同時把三大公司掌門人推薦名單想好，報給黃菊同志，他同意了。 朱鎔基同志說要成立外高橋、金橋、陸家嘴三個公司，一個公司里有哪些部門，多大範圍，怎麼個體制，都要想清楚。 公司誰來開發？ 當時掌門人有五個人選，除阮延華、王安德、朱曉明三個外，還要兩個。 我們那時候的工作效率高，三天內把人頭、公司等就這樣定了。 這些方案我們都寫得出來，我們文字能力、思路都還可以，當時說弄就弄起來了。 之後跟著就調人，王安德是房地產系統的，朱曉明是紡織系統的，阮延華是閔行開發區的。 當時我報給黃菊同志五個人，他讓我把五個人都找來跟他面試。 面試的時候我在旁邊。 黃菊同志問一些問題，他們聊一聊，感覺怎麼樣，回頭就定了這三個人，跟著就投資。 那時候物色三大公司負責人說簡單也簡單，說認真也認真，市委副書記直接面試，還真不多見，真有一種火線上臨陣點將的感覺。
　　做這件事我當時要考慮三方面，一個是三個公司的結構，第二是三個公司的人選，第三是三個公司的註冊資本，註冊資本朱鎔基同志只給３０００萬元，如果我光開公司，一個公司3000萬元也是可以運轉的，３０００萬元在１９９０年說起來也不少，但是這個地方需要１００億元的資金運轉，拿３０００萬元，那變皮包公司了；一個公司資本金加融資資金形成的現金資金至少該３０億元。 為解決公司註冊資本的問題，我想了一個星期。 當時想到了土地資本與現金資本相結合，推動土地滾動良性開發，把土地資本轉換為資金資本。
　　首先，政府向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公司、外高橋保稅區開發公司、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公司成片出讓土地，採取了財政投入到位、土地批租出讓到位、批租收入上繳財政到位，形成土地批租實打實運轉，財政資金支出又收入，形成支票背書"空轉"循環的方式。 這樣，土地使用權發生轉移，公司獲得了土地，但是市財政並沒有發生多支的問題，這也是浦東新區基礎地產開發上的一大特色。 其次採用股權多元化方式，吸引中國銀行、招商局等一批金融、外資企業入股三大土地開發公司，形成５０∶５０的合資企業。 最後再以這三個擁有土地資本、現金資本的合資企業向銀行借貸的方式融資貸款。
　　當時在上海，對成片批租的土地進行開發的投資是巨大的。 一平方公里的征地動遷費約需１．５億元，三個開發區涉及幾十平方公里就需要上百億元。 要財政拿出這筆撥款是不可能的，向銀行貸款也是不現實的。 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以土地資本形成了三個公司１５億元註冊資本，又通過吸引外資形成了３０億的合資企業資本，再以存一貸三的原則借貸了６０億—７０億資金。 這樣就解決了實現第一批土地滾動開發良性循環的資金問題。 幾年以後，隨著浦東開發的深入推進，三大開發區發展得如火如荼，公司相繼上市，每個公司的資產資金總量都超過了２００億元，成為中國股市重要的開發概念股，完全實現了朱鎔基同志當年的要求。
　　當時之所以敢這麼做，是因為我們已經意識到，浦東新區的各類開發投入，將迅速改變浦東新區的投資環境和企業營運環境，從而使浦東新區土地不斷升值。 這就要求政府把土地資源管理與土地資產管理緊密結合起來，科學度量土地的增值量，合理分配土地的級差收益，確保開發投入與開發產出之間的平衡協調。 由土地開發公司代表市政府統籌和調控新區的土地，管好由於三大投入提升地價的地塊，適時出讓，回收投入。 同時確保政府土地股權升值的合理分配，以形成"開發投入— —土地增值— —開發產出— —再投入"的循環圈，實現浦東開發投入與產出的總平衡。
（節選自《口述上海：浦東開發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