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歷史

　　先秦的俠客，一個個慷慨赴死。而明清小說中的俠客，成了黑白兩道通吃的特權階級。

　　自民國開始，關於國民性的討論非常多，如何提高國民性和民族素質，一直以來都有很大的爭論。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國和過去的中國本質上的不同，兩者之間發生了重大的文化斷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旅行，來中國前他有一個想象，中國人應該都像諸葛亮、李白、杜甫、辛棄疾、蘇軾、文天祥那樣，個個光明偉岸、個性分明，講氣節、懂禮貌。但到中國后，芥川龍之介發現他看到的中國人卻像《金瓶梅》中描寫的西門慶、陳敬濟，用他的原話來說「換言之，現代的中國並非詩文中的中國，而是小說中的中國，猥褻、殘酷、貪婪」。寫這句話前，他正看到一個中國男人當眾脫下褲子朝美麗的湖水裡撒尿，現實中國和他在書里讀到的中國相去甚遠。

　　春秋時期中國人「品格清澈」

　　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個物種。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歷程如同直跌下來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驚訝。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先說春秋戰國時期的尚武精神。那時的中國人個個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今天江浙上海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當時的貴族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但到了明朝萬曆年間，傳教士利瑪竇已在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

　　《南京大屠殺資料集》中，一個日本軍人回憶，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默然地經過如山的同伴屍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個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國人太容易馴服，或是對死亡悟得太透？日軍以百人小分隊屠殺幾千人，曾很擔心中國人反抗，但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

　　再來看看俠義精神。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最燦爛的時代。俠人義士救危扶困，濟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託，一諾千金。趙氏孤兒、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候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

　　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極終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一個個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都吃得開。

　　說過了「俠」，再來看看「儒」。後來被統治階級做為統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誕生之際其實並不像後來那樣充滿奴性，而是有著剛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凌駕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

　　秦漢以下，雖然在世俗層面，士人們遵守權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們已被馴化得「百鍊鋼成繞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污，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所謂操守、尊嚴和人格，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不著邊際的空話。

　　秦始皇：國民性劣化的第一個推手

　　就皇權時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稱得上偉大——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後的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個民族只剩下軀殼，沒了靈魂。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腐爛的氣味，從上到下，人們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

　　為什麼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代以後的中國人差別這麼大？變化是什麼時候開始、如何造成的？其實，最早的改變要從秦朝說起。在當時的七國，秦國處於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靠游牧和狩獵為生，秦國自立國之初，就沒有經歷過充分中原化過程，長期與戎狄雜處，因此染上濃烈的蠻夷氣質。草原文化中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團結。所以後來秦孝公變法，商鞅主政，迅速統一思想，提出了靠戰爭立國的發展思路。

　　本來，夏商周以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進入封建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制，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崛起，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已經形成，但商鞅的變法讓秦國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變了中國人。中原文化經過長期發展，此時已經變得比較柔軟，比較有寬容度，崇尚優雅和尊嚴。但是秦國不同。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產關係比較簡單、原始、純樸，所以他們直接以追求生存、積累財富為目的，很少加以掩飾。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強權。

　　

　　秦國憑著帶有軍國主義色彩的商鞅變法，成為贏家

　　商鞅從軍爵制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制度，收回特權，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有軍功戰績，才能夠重配爵序，列籍貴族。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採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他在渭河邊論法，一次性就屠殺了700多反對他執政路線的文人。秦國這樣的發展模式，當時的其他國家稱之為「虎狼之國」。但打來打去，最後野蠻戰勝了文明，秦國擊敗六國，統一了天下。

　　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思想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凌駕於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等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各國的知識分子只能生活在一個皇帝之下，沒有了選擇的機會，也沒有逃亡的自由，只能為這一個政權服務。秦始皇確立了君憲制度，給專制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後面的歷朝歷代，繼續在專制的基礎上添磚加瓦。

　　皇帝制度的發明，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災難性後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權力，都為皇帝一個人壟斷，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為皇帝一個人所牢牢控制。它通過空前嚴密而有效的專制體制抑制了社會活力，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在此後的兩千年間，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再沒有出現一個可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會制度也沒有出現一次大的創新和變革。中國人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了無新意的一治一亂中掙扎，「奴隸性格」和「專制性格」日益發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輔相成的兩個突出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性劣化的第一個推手是秦始皇。

　　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從唐朝跳到宋朝，你會打一個冷戰：這兩個時代的氣質是如此不同。從唐到宋，中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唐人粗豪，宋人細膩；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詩熱烈，宋詩沉思。到底發生了什麼，使得唐宋兩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這一切，源於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深深恐懼。

　　也難怪，從開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間，中國都是在打打殺殺中度過的：先是生靈塗炭的安史之亂，然後是動蕩不安的藩鎮割據，後來又是亂成一團的五代十國。以兵變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了江山的趙匡胤不想再繼續這無望的惡性循環，結束它的辦法只有一個：建立新的遊戲規則，讓人們不再憑槍杆子，而是憑筆杆子進行競爭。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範。開國不久，趙匡胤就「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幾位最有實力的將軍的軍權。在宋代官僚制度設計中，文官陞官很容易，武官晉陞卻非常緩慢。趙匡胤還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禁止武器的法令後來發展到了可笑的程度：連民間祭祀、社戲時所用的儀仗刀槍也被禁止。

　　宋代的基本政治設計，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正如梁啟超所說：「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的身家安全，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社會發展也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對安定，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

　　元、明、清：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打擊

　　如果說宋朝只是使國民普遍在氣質上變得更文弱，那麼元朝則徹底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樑，後者對國民性的改變是摧毀性的。中國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應該說是從元朝開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較殘暴，靠暴力統治。元代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層文化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下層文化或者說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為主流。忽必烈就曾發出疑問：「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雖然後來忽必烈決定以漢法治漢人，但對漢人的禮法傳統，始終不予重視。有位著名的外國學者曾說：「韃靼統治不但壓迫了為其犧牲品的人民，並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們的靈魂。」

　　由於華夷之辨獨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國所遇的抵抗是他們征服世界的過程中最為頑強的。數十年的抗元戰爭，最可怕的後果是消耗掉了漢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氣、有膽量的人大面積地被消滅。有人說，在文天祥賦詩而死、陸秀夫負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國作為一個文化體已經滅亡，「崖山之後，已無中華」。這一方面是指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也指中國的脊樑已被打斷，中華精神已經滅絕。

　　及至明朝，國民性又開始染上了「流氓氣」。其根源在於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他從社會底層起家，發明了政治流氓統治術，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這一政治統治方式雖令人不齒，然而在社會中迅速蔓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

　　在明朝，士人們做隱士的自由首次被剝奪。朱元璋認為拒絕為他服務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發布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在這道前無古人的律令下，蘇州才子姚潤、王謨因征詔不至，被朱元璋斬首、抄家。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梟令，籍沒其家」。中國士人從此失去了最後一塊保持獨立性格的空間。

　　隨著明代社會的日益腐敗，幾乎每個社會成員都學會了顛倒的社會規則：「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禮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底層百姓無條件地接受了流氓規則，他們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對待社會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種不合理來壓服。因此，明代後期底層社會風氣極為敗壞，造假之風大興。假銀子雖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種類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藝之巧，都超越了歷代，可謂登峰造極。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中國人性格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關以前，經常跑到關內燒殺搶掠。這樣一個落後的社會體系，靠暴力統治中國，殺光了有血性的男兒，給中國發展造成了大倒退。

　　清朝的幾代皇帝前仆後繼，對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動不動就滿門抄斬，讓一個民族徹底停止了思考，變為一具殭屍。當時的清代名臣張廷玉有一個習慣，下朝歸家后把身上帶的有字的紙條都要燒掉，也很少跟別人通信。因為家裡有文字，將來一旦犯事都會成為罪證。

　　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應該像狗一樣地為皇帝服務，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心靈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獨立意志、個人尊嚴。雍正皇帝在《朋黨論》中說：「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乾隆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國家只需要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他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里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里的「全面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個清代皇帝們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話來說，就是：「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彷彿者。」

　　在明代的專制基礎上，清代皇帝積三代百餘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里，把束縛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政體修補、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從清朝到民國，很多社會管治辦法，其實還有明朝的陰影。

　　怎麼改造國民性

　　西方人認為，中國自秦始皇之後兩千年是一個僵化的歷史，用黑格爾的話說，中國的時間停止了。但從中國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後，中國的皇朝歷史也是不斷演進發展變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權專制和統治技術，發展越來越精微，越來越牢不可破。它已經滲透、融化在國民性當中——也正因此，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鮮有成效者。

　　從梁啟超到魯迅甚至毛澤東的「文革」，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改造中國人，改造每個中國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們整個民族的素質好像變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還有退步。比如前兩年發生的小悅悅事件，在中國以前的朝代，幾乎不可能出現。這是否證明中國這一百年的改造運動是有問題、有誤區的？

　　從春秋戰國一直到元明清，國民性的不斷退步告訴我們：不同的制度背景，對民眾的素質有決定性影響。壞的制度可以激發人性中惡的成分，使人性更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變成壞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壞人變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壞人，使之不敢肆無忌憚地做壞事——這是胡適的思路，也是被歷史證明的路徑。但胡適被我們遺忘太久了。

　　編者注：本文作者張宏傑，原載於《同舟共進》2013年第10期，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