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青楊：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十幾年前王小波寫過一本《沉默的大多數》的書，可是中國人真的沉默嗎？你看，在酒店裡，有多少人旁若無人地大講處世哲學，高談人心向背，標榜自己清正義氣。在公共汽車上，總有一些人旁若無人地縱論社會人生，以及形形色色、旁門左道的人際關係，中國人似乎人人都是哲學家。中國人無論是男女老少，都能對當下時政發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評論，也都能對生活觀念及態度道出一番頗高明的見解。這個時候中國人好像是不沉默的。

　　可是，一攤開報紙，一打開電視，一些新聞撲面而來：礦難連連，死傷數十成百，人們已然習慣沉默；貪官累累，攫取千萬上億，人們也不再覺得驚奇；造假能發財，張悟本養生神話、學術腐敗醜聞、處處星火燎原，每個人都像是看客；電視娛樂怪相；真話妨礙實利，謊話鋪天蓋地……中國人似乎早就對這些事情麻木了，難怪有人說：「中國人哪，沉默與不沉默都同樣沒有價值！」

　　記得魯迅先生在小說《葯》中的一段內容，當革命烈士被當局殺頭時，無數的中國人沒有絲毫的同情，而是伸長脖子看熱鬧。每一個中國人想必都一定對那些圍觀者嗤之以鼻，痛罵之。那為何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后，這樣的情景還是屢見不鮮呢？

　　看看那些讓人觸目驚心的新聞標題吧：「女孩公廁內被拾荒男子強姦，40餘人圍觀無人制止」；「五齡童失足落入冰冷臭水塘，圍觀者上百無人施救」；還有「男子天橋上欲輕生，圍觀者催其快跳不要浪費時間」這樣的報道。甚至還有比這更悲慘的故事，一個女司機在被歹徒脅迫時，全車乘客竟無一人伸出援手，甚至還有人起鬨，最終慘遭強暴。傷心欲絕的她痛恨這群懦弱的「觀眾」，於是將車沖向了懸崖。這一幕不正是魯迅先生早就批判過中國人的看客心理，然而幾十年過去，今天看客依舊尤存，而且似乎更多，更麻木不仁。

　　事實上，在公共場合盡量保持沉默，已經是大多數中國人終身奉行的賴以明哲保身的潛規則之一。翻開歷史，中國曆朝歷代的大規模屠殺，比如改朝換代的戰爭以及和平時期的株連九族之類的暴政，對於中國人民就造成了長期的選擇壓力。那些勇敢的人、正直的人、富於正義感的人往往容易遭到殺身之禍。而那些唯唯諾諾的懦夫、奴才和順民則可以很好地適應這種高壓環境，在這種特定的選擇壓力下生存和繁衍下來。經過幾千年的基因篩選，現在的 中國人幾乎都變成了懦夫、奴才和順民的後代。達爾文適者生存的理論，很好地解釋了這一切。

　　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其實就是生存文化。比如，「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人怕出名豬怕壯」，「槍打出頭鳥」，「好死不如賴活」等等中國人耳熟能詳家喻戶曉的名言警句，就是中國生存文化的真實見證。放眼看去，今日中國最缺少的是什麼？不缺高聳入雲的廣軒樓；不缺異花珍草的錦繡園；不缺笙歌曼舞的酒肉林；不缺昏昏噩噩的官僚群；不缺阿諛逢迎的陳詞爛調……甚至就連大熊貓也還能保護下來一些，但是，我們這個社會的良知，卻成了最希缺的資源，缺乏「文明、公平、正義」的社會道德土壤已經變成一片荒漠了。

　　從前，我們時常要質問我們的父輩，在黑白顛倒、人性變異的瘋狂年代——比如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你們幹什麼去了？你們為什麼不發聲？你們不生氣嗎？你們的良心呢？現在想想真是可笑，我們都記得那個楊白勞的故事：楊白勞被黃世仁欺騙，賣了自己的女兒抵債，最後只好自己自殺，而他的女兒無依無靠，落入了火坑。他甚至從來就沒有想過到拿把刀去砍死黃世仁。有人說，砍不死黃世仁，砍死他的孩子也可以嘛。但是沒有，中國人是寧可自殺也不反抗的。你逼他，你打他，他只知道自殺，卻不知道反抗。因為他們從來不懂得說，你惹我生氣了，他們習慣了保持沉默。

　　但是沉默就意味著要付出代價，因為好人每一次的退讓，都是在降低惡人做惡的成本；每一次的沉默，都是在擴大謊言的範疇；每一次的冷漠，都是在增加行惡的機會；每一次的默許，都是在助長暴力的發生；每一次的迴避，都是在創造苦難的輪迴；每一次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都是在縱容更大的傷害。

　　惡有多大，沉默就有多可怕。這一切像美國一個紀念屠殺猶太人的紀念碑上寫的那樣：「當初他們（納粹）殺某黨黨員時，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黨員；後來他們殺猶太人，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再接下來他們殺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後，當他們開始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為我講話了……」

　　美國林肯總統有句名言：「有什麼樣的人民，就產生什麼樣的政府。」假如政府做錯事，你嚴厲批評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這就是建設性。假如你明明發現國家在走向錯誤的道路，你卻還是說，走得好走得好。那是一種毀壞的態度。是的，該生氣時不生氣，該維權時不維權，該較真時不較真，結果，不僅自己的權益無法捍衛，長久下去，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就會缺乏痛感，就會產生鈍感，這個社會就會失去活力、我們的生態狀況就會不進反退。

　　或許，我們都應該向李敖之女李文學習公民意識，她定居大陸后，當信用卡不能刷，她寧願花上幾百塊電話費也要了解真相；被狼狗騷擾，她要投訴；鄰居的公雞打鳴，她嚴詞抗議；業主在小區里內衣外晾、在草坪上種菜等行為，她也予以交涉……有人說這些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但李文並不覺得這是小事，她事事較真的原因極其簡單：「編織人們共同價值觀念的經緯，建設一個讓國民享有安全感和信任感的社會，不知道要比造大馬路、大立交橋、大廣場艱難多少倍。」也許這就是我們不能做沉默的大多數的理由。因為，只有正義不沉默時，邪惡才能銷聲匿跡。

　　還記得在電影《勇敢的心》的結尾，當象徵暴政的法催促行刑前的華萊士請求寬恕時，華萊士卻高聲喊出「Freedom」，聲嘶力竭，振聾發聵。歷史上華萊士是否如此不可考，但他喜歡這樣一首詩：告訴你，我的孩子，在你的一生中，有許多事值得爭取，但，自由無疑是最重要的。記住：永遠不要帶著腳鐐，過奴隸的生活！我所理解真正的自由，正如康德說：「如果一個人不需要服從任何人，只服從法律，那麼，他就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