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對甲午戰爭看法：從怪責日本到譏笑中國

　　西方人眼中的甲午戰爭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頒發上諭對日本宣戰，同一天，日本天皇也下詔對中國宣戰，影響此後中日兩國命運至深的甲午戰爭全面爆發。

　　懷著中日可能會陷入一場兩敗俱傷的戰爭的預期，英、法、俄、德等西方列強根本沒有預料到此後中日戰爭會變成一邊倒的局面，在中日互相宣戰後，幾乎所有的西方列強都選擇了帶有坐山觀虎鬥性質的中立態度，一起坐觀兩個東亞國家的廝殺。

　　在作為宣告戰爭開始的法理性文件——宣戰上諭、詔書中，雙方都意氣如雲，互指對方為不共戴天的仇寇，措辭針鋒相對，但是頗值得玩味的是，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的宣戰書中有一點細節用語十分相似。

　　清政府的上諭里指責日本「逾盟肇釁」，說是日本有了一系列「不遵條約，不守公法」的挑釁舉動，中國忍無可忍才付諸武力，對日開戰。

　　日本天皇的詔書中則稱是中國首先破壞了東亞和平，所以日本揮拳出手，要求臣民竭盡全力對中國作戰，不過十分顯眼地也加了一個前提，即要求上述的舉動「不違反國際公法」。

　　國際公法，是調整國與國之間關係的規則，現代意義的國際公法萌芽於近代歐洲，對此，遠在東亞的中日兩國原本矇昧無知。

　　直到西方列強橫海東來，先後用武力敲開了中國和日本的大門后，兩個東亞古國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同時，也痛苦地明白了此時的天下已更換了規矩。

　　此後，兩國開始了程度和目的都存在著明顯區別的近代化運動，在處世行事方面都無法隨心所欲，而要時刻惦記著國際觀瞻和國際公法，惦記著列強的感受。

　　8月1日雙方互相宣戰時，之所以都鄭重提出國際法，正因為一樁不久前發生的國際法事件還處在爭辯之中。

　　爆發一場大的戰爭，猶如在人潮湧動的街頭來一場互相飽以老拳的廝鬥，引起外人圍觀是顯然無疑的後果。

　　因而甲午戰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以看做是兩名學習近代化的小學生怯生生地第一次踏進觀眾如此之多的賽場，遵守著歐洲世界的遊戲規則，憑著各自的國家能力較量一番，以決出兩者的優劣勝敗。

　　之所以會引得一向持重保守的中國主動對日本開戰，是因為，就在8月1日之前，甲午戰爭的戰火其實已經由日本真正開啟。

　　1894年7月25日，先期得到情報的日本第一游擊隊「吉野」、「浪速」、「秋津洲」等三艘優勢軍艦不宣而戰，偷襲中國運兵艦船，挑起了豐島海戰。

　　這場戰鬥中尤為令人震驚的是，日本軍艦「浪速」竟悍然擊沉了滿載近千名中國陸軍官兵的英國運兵船「高升」。

　　此後中日兩國圍繞著「高升」號事件的責任而產生激烈爭辯乃至全面戰爭，「高升」號事件也成為西方人注意甲午戰爭的一個重要導引。

　　在尚未對人正式宣戰時，日本軍艦就敢採取偷襲手段暗算對手，而且竟然擊沉了一艘被中國租賃來運輸軍隊的英國商船，此事在歐洲世界引起極大的震驚。

　　與中國北洋海軍相熟、曾在北洋海軍擔任過魚雷艇部隊教習的英國「中國艦隊」艦長羅哲士甚至想要請纓作戰，為掛著大英帝國國旗的船隻遭到屠戮而復仇，「中國艦隊」司令斐理曼特一時間也對日本怒火中燒。

　　當時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曾發了一番很能代表西方人普遍觀感的議論：「中國沒有得罪任何人，她只是一位老者，經過了若干歲月，漸漸變形消失了活力，現在，當她正慢慢蘇醒過來時，卻被這短小精悍的日本撲到身上。」惋惜、忿忿之情躍然紙上。

　　十九世紀之後，中國儘管屢屢被列強入侵擊敗，但龐大的國土、豐富的資源，加之在東亞流傳千年的文化影響力，使得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仍然是東亞地區領導者般的角色。

　　日本首先挑起戰火后，一方面出於對日本偷襲舉動的不齒，一方面憑著對中國的既有印象，西方媒體上出現的戰火中的中國軍隊，往往都是較為正面的形象，著名的《倫敦新聞畫報》上不僅描繪了他們想象中的戰爭場景，甚至把往日中國海軍軍官在歐洲接收軍艦時期的照片也連篇累牘地刊載，在新聞畫報上出現的中國軍人，也多是相貌堂堂、紀律嚴整。對這場東方戰爭未來的走向和勝負結局，西方世界在最初時刻普遍並不十分看好小小的日本。

　　赫德在這方面的預判同樣具有很廣泛的代表性，他認為，中國軍隊在海上戰場可能不是日軍的對手，在陸地上可能會先小敗，但最終將憑藉巨大的資源優勢壓倒日本，反敗為勝。

　　中國自1875年創設、於1888年建成的北洋海軍，雖然曾一度登上實力居於亞洲第一的高位，但是從1891年前後開始的發展停滯，使得這支海軍迅速被時間弱化。

　　到了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日本海軍超越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因而西方判斷中國在海上戰場沒有充分把握。

　　而中國陸軍的裝備和訓練水平雖然遠不及海軍，但是兵力總數、規模看似龐大，西方人認為即使中國陸軍在戰場上輸給日軍，但是後期必定會憑藉著龐大的人數優勢消耗日軍，最終獲得勝利。

　　然而，西方人實際上並不知道，中國龐大的陸軍中絕大部分是國家財政供養的根本沒有作戰能力的八旗、綠營部隊，而真正稍有作戰能力的勇營部隊卻沒有國家編製，依靠地方財政苟延殘喘，人數上根本不及日本。

　　懷著中日間可能會陷入一場兩敗俱傷的戰爭的預期，英、法、俄、德等西方列強國家根本沒有預料到此後中日戰爭會變成一邊倒的局面，在中日互相宣戰後，幾乎所有的西方列強都選擇了帶有坐山觀虎鬥性質的中立態度，一起坐觀兩個東亞國家的廝殺。

　　戰爭一開始因為豐島偷襲而在國際觀瞻上似乎處於下風的日本，很快轉敗為勝。日本政府通過駐英使館賄賂英國等知名報刊的主筆，撰寫觀點傾向於日本的文章，以此影響西方輿論。

　　日本駐英公使青木周藏當時曾向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報告賄賂成績：「除英國路透社外，幾家主要報紙和電訊社都保證了合作。英國權威人士韋斯特萊克公開表示：根據國際法，『浪速』艦是對的。

　　在德國，《科隆報》的政治通訊員和友好的《大陸報》，也因此而受到影響。你要提供我約一千英鎊的特別經費。」

　　同時，日本在重金賄賂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國際法專家韋斯特萊克點撥下，抓住「高升」號輪船被擊沉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細節大做文章，即利用「高升」號被襲擊之前，日本軍艦曾派出軍官登上「高升」號，要求跟隨日本軍艦航行，而船上的中國陸軍官兵拒絕投降一事，詭辯稱「高升」號的英籍船長因此已經失去了對船隻的控制。

　　所以是中國軍隊控制「高升」號在前，日本襲擊在後，事件的性質就變成了日本擊沉一艘被中國軍隊武裝控制的英國船。

　　從7月25日世界輿論大嘩，英國政府甚至向日本提出抗議照會開始，到了中日正式開戰後一周左右，西方輿論已經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發生偏轉，《泰晤士報》8月6日刊登牛津大學教授、法學博士胡蘭德的意見：「許多報紙的愚蠢社論仍然充滿『海盜行為』、『不宣而戰』、『對英國國旗的侮辱』、『嚴懲日本軍官』等浮躁文字，實在不可想象。」

　　就在因「高升」號而起的西方輿論對中國的同情心變得越來越不佔上風之時，8月間，在天津突然發生了中國士兵闖上英國商船「重慶」號拘捕在船的日本人事件，西方輿論開始批評這種對中立國船隻的冒犯。

　　繼而，9月間清軍陸軍主力在朝鮮又一潰千里，敗出朝鮮半島，且似乎根本沒有再組織有效作戰的能力，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開始變得每況愈下，原本一個近代化中的古國，漸漸變形為一個不思進取、政府效能低弱的顢頇國家。

　　日本則適時地鼓吹甲午戰爭是「文明對野蠻之戰」，積極顛覆此前西方人頭腦里中國是東亞代表的印象。

　　1894年11月21日，日本第二軍僅用一天時間就攻佔了有遠東直布羅陀之稱的中國重要軍港旅順。因為旅順地處瀕海絕地，防禦崩潰之後，很多軍民無從逃散，日軍從21日當天開始了長達四天三夜的大屠殺，中國軍民兩萬餘人遇難。

　　很多前往戰地觀戰的西方媒體記者為之震驚，美國《世紀》報刊登的評論顯示，西方人因為此事對日本的觀感又立刻大步退回：「日本是披著文明皮而帶有野蠻筋骨的怪獸，日本今天已經摘下了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蠻的真面目。」

　　旅順大屠殺事件被西方媒體報道后，日本政府立即進行各種補救措施，最後日本形成了一套解釋此事的格式說明，即因為在進攻旅順的戰鬥中士兵們發現有戰友的屍體遭中國軍隊的屠戮，因而心生憤恨，所以攻佔旅順后才會發生報復性的槍殺，同時強調在旅順被殺的主要是脫掉軍服、混裝為老百姓的中國軍人。幾十年後日軍解釋南京大屠殺時，也仍是類似的模式和套路。

　　日本針對旅順大屠殺的「救火」行動，一直持續到1895年來臨，此時日軍又踏上山東半島，作為中國三十年洋務自強運動結晶和象徵的北洋海軍在威海劉公島畔全軍覆沒，清政府的戰局益發不可收拾，最後被迫談判、簽署了空前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以徹底的戰敗結束了甲午戰爭。而此時，西方輿論則開始投入勝利者一側，各類媒體常刊登文章，嘲笑中國的失敗，讚揚日本的勝利，同為近代化小學生的日本通過打倒了同學中國，終於漸漸自信地站到了世界強國舞台上。

　　1897年2月12日，美國紐約研究生醫院的病房中傳出一響槍聲。曾在北洋海軍服務，參加過甲午大東溝海戰的美國人馬吉芬在這一天自殺。

　　畢業於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的馬吉芬1885年來華求職，從此在北洋艦隊中服務，擔任過學堂教習、軍艦大副等官職，當他於1894年末因為大東溝海戰中的戰傷歸國后，被四周的輿論所困擾。

　　對甲午戰爭，美國社會輿論和當時的西方輿論一樣，是分辨不太清戰爭爆發原委的，只看到了最後的結果。馬吉芬憤憤不平地在美國報刊上撰文，並各處演講，將他所親見親歷的北洋海軍的真實戰鬥情況介紹給大眾。

　　這位喋喋不休宣傳中國海軍也曾英勇戰鬥，也不缺乏犧牲的勇氣和壯烈的事迹的美國人，竟被輿論當作了瘋子、狂人，認為是他頭部的戰傷使得他精神錯亂。

　　最後，馬吉芬自殺，留下了「主啊，請你不要小看我」的臨終懺悔詞，穿著一身北洋海軍軍服，盛殮在鋪蓋著黃龍旗的棺柩中下葬。

　　甲午戰後，美、英都對發起侵略戰爭的日本投去青眼，而打了絕大敗仗的老大帝國中國，則面臨列強割地狂潮的到來。

　　對中日間的甲午戰爭，大量西方人的觀感從一開始即被新聞所牽引，他們不知道也沒有興趣深入研究戰爭的原因，而只是對平靜如水的世界上突然傳來了充滿鐵血殺戮的新聞而興奮，為中日韓這個遠東火藥桶的引爆而議論，所有的是非曲直，被侵略發起者的媒體、外交攻勢所模糊，最終落得個勝者王侯敗者寇的結果。

　　憤憤不平而報以一死的馬吉芬可能並不知道，多年前他到中國求職時，那位上下打量他的直隸總督李鴻章，早在幾十年前對國際大勢，就有過如此一段感慨：

　　洋人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而我第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