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轉軌時期的浙江式民主

經濟觀察報:轉軌時期的浙江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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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軌時期的浙江式民主
章敬平   2006-1-24

    浙江不是一座孤島。

    我們論浙江的民主，當然離不開宏闊的中國語境，說浙江的民主生活，也不可能不被中國的公共生活所限定。所以，論浙江的民主，就必須回答：浙江的民主對中國民主的未來意味著什麼？中國的民主將以怎樣的姿態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合唱？以西方民主模式衡量浙江的現實，我們會不會陷入迷途，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標準，我們又會不會墮入自我編織的自欺欺人的幻境？

    回答這些追問之前，還是讓我們回到中國地圖上那個形似海螺的狹小土地，考察它的自然人文風貌，究竟有著什麼樣的獨特之處，這塊土地上到底有著怎樣的秉賦要素，竟使4600餘萬人的民主生活，成為世界民主化潮流中的獨特景緻。

七山一水兩分田

    人多地少，人均資源量綜合指數全國倒數第三的窘況，迫使浙江人先行一步地走出農耕時代，甘冒坐牢的風險，在1970年代，偽造介紹信，外出倒賣糧票和金器。

    我們說，10000億左右的GDP催生了浙江的民主，那麼，誰是這麼龐大的GDP創造者？浙江人回答，是居功至偉的32萬餘家私營企業700餘萬私營企業從業者。再問，私營企業主階層為什麼成為浙江經濟的擎天柱？於是，答案開始溯及浙江的自然地理。

    在中學地理課上描繪中國簡圖的學生們，時常須在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南翼，畫一個海螺，再在她的背部勾一條曲折的細線。東海岸邊的這隻海螺，就是10萬平方公里多一點的浙江，那條細線，就是無數文人歌詠過的錢塘江。錢塘江之於浙江，不僅給她注入水的靈性，還以江流曲折的特點，賦予她「浙江」的名字。

    遺憾的是，女人般婉約婀娜的省名，未能掩蓋粗鄙的山地和丘陵盤踞大半壁江山的殘酷現實：70.4%的山地丘陵，23.2%的平原盆地，6.4%的河流和湖泊。「七山一水兩分田」，在農耕社會，從來都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再加上人多，土地便成了浙江農民的命根子。

    直到我們創設的討論浙江民主的時間起點――1978年，土地和浙江人的緊張關係依然沒有絲毫改變。是年，浙江人均耕地0.68畝，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

    這就是浙江人偶然間成為「東方猶太人」的自然地理條件，人多地少的矛盾，圈定了浙江人必須走出浙江，在流動中尋覓活路的生命路線圖。當直接取資於土地的農業，不能讓浙江人「黏在土地上」，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他們只得懷揣著自己的家庭夢想，像邱繼寶那樣挑著補鞋的家什，茫然地走向前路渺茫的東北。

    「威尼斯人的進取和追求利潤的精神太強烈了。對他們而言，只要顧客付錢，他們的宗教信仰無關緊要。他們不在乎背上貪婪的惡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如是說。如果我們將威尼斯商人面對的宗教，比喻成中國改革開放前對商業的禁止教條，將威尼斯人置身其中的「無土可耕，無石可采，無鐵可鑄，甚至無清水可飲」的生存條件，比擬成浙江人地稀人稠多颱風的自然條件，就能明白為什麼溫州人在1970年代全國人民都在學大寨的時候，甘冒坐牢的風險，私刻公章，偽造介紹信，外出倒賣糧票、金器和銀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農業社會」的匱乏的自然條件，不限於土地的稀少。鐵、煤、油等等工業原料的貧欠，人均資源量綜合指數全國倒數第三的窘況，也驅趕著「由農而工時代」的浙江人，闖蕩外面的世界。

    浙江頻臨沿海的區位，一度也是劣勢。作為海防前線，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經濟工業布局，都過早地拋棄了它。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國有投資411元，全國倒數第一。回頭看，稀罕的計劃經濟國有投資，卻讓他們少卻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沒有國字型大小經濟可以倚賴，扶持私營企業，就成了懾於政績壓力的官員們不得不作出的選擇。

    中國古老的禍福相依的哲學，被最近30年的浙江經濟再度驗證。

事功的文化品格

    浙江人重事功、務實效、敢冒險的文化品格，也是浙江民主生成的一個要素。但它並非直接作用於浙江的民主，而是通過經濟的成功影響到民主的生成。

    慣常的說法是，永嘉學派重事功的文化傳統，是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重商務實精神的來源。歷史上所謂永嘉學派，又被稱作事功學派，看重經世致用，篤信「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

    我們相信，重商，重事功，務實效的確是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文化品格。只是，我們難以辨別這種文化品格的原動力，究竟是這個文化素質整體偏低的階層所不能理解的事功學派，還是宋代以降的人地矛盾。彼時，面對4畝地才能養活一個人的生產力水平，人均耕地不足2畝的浙江人，除了務實地應對生活的殘酷，一粒米一顆稻地謀取生活外，還敢玩虛的嗎？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發生在2004年。「振興東北」作為新的政策興奮點，被中央政府高調提出后，瀋陽推出溫州節，拉攏溫州的商人。媒體傳來浙江商人闖關東的新一波熱潮。震撼於鋪天蓋地的報道，我開始了鄭重其事的尋訪。遺憾的是，浙江商人潮水般湧入東北，只是一場媒體「秀」。真實的情況遠非傳說中那麼振奮人心。

    沒有真金白銀的利益，道義上再偉大正確的事，也沒有哪個浙江商人願意去干。即便是敬鬼神這樣的事，也能折射出浙江人的務實精神。從木匠瓦匠供奉的魯班，到龍井茶商信奉的陸羽，無不表明浙江民間社會對神的信仰是務實的。

    浙江人大多不在乎名分，他們在乎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官人說私營經濟的股份合作制有資本主義的嫌疑，商人就說自己是集體經濟的股份制。「先生娃，后取名」，1980年代以來流行於溫州的許多民諺，清晰地洞見了浙江人的避虛就實的「實惠精神」。

    他們的性格中看不到硬頂，顯露的是遇到紅燈繞著走的商業智慧。浙江多商人，多師爺，還多蘇步青、姜立夫、李銳這樣的數學家。但他們在經濟利益面前，多的不是精心的算計，而是敢於冒險的勇氣。從1980年代被逮捕判刑的溫州「八大王」，到前幾年在俄羅斯被劫殺的浙江商人，無論多麼悲慘的故事，都未能阻滯他們冒險的腳步。

    敢於冒險，就意味著敢於擔當，勇於創新。數數浙江30年來誕生了多少個第一：中國第一個個體工商執照；中國第一個股份合作制企業；中國第一個私營企業條例；中國第一個改革金融利率；中國第一個跨國農業公司――民主創新領域，浙江人也審時度勢，搞出了很多個第一：第一個全國人大代表自費登廣告徵集議案；第一個給農民工以選舉權；第一個搞選舉公證制度……

    敢於冒險，還意味著不怕視作異端。義烏人馮志來，一個獸醫，竟然在中共十三大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之前25年，寫出如出一轍的《半社會主義論》，送到中央辦公廳，要求與毛澤東對話。這一點倒像永嘉學派的靈魂人物葉適，在陳朱理學被尊崇為正宗的年代，敢於反對重官抑私。

開放、貿易與全球化

    通往四海的貿易格局，全球化的生意往來，正在開鑿一條浙江的民主通道。

    蝴蝶在此岸扇動翅膀，無數次的迭加，或可在彼岸引發海嘯。西方人的「蝴蝶效應理論」在浙江私營企業主看來，一點都不深奧。尤其是做貿易的商人，生意上的全球化反應，早已讓他們明白了這一點。2003年3月，伊拉克戰爭的陰影，很快就蔓延到義烏，壓得經營中國小商品的巴格達商人烏雲罩面，並迫使戰火中損失慘重的幾個溫州商人鋌而走險，乘隆隆炮火聲而去。

    飄洋過海，是浙江人將近千年的傳統。當下，靠翻譯、手勢和計算器談判的浙江商人，已把中國製造的貨品從國際商貿城，輸送到全球212個國家和地區。自北宋年間，貿易就把造船業舉國無雙的溫州人和海外捆綁在一起。世界貿易組織，更是一條填平大海的「船」，在中國尚未「入世」之前，就牢牢地拴住了浙江人。走在義烏，漢語、英語、朝鮮語和阿拉伯語寫成的醒目的廣告牌，一覽無餘地宣告了他們的全球定位。

    開放格局下的全球化視野，不僅填寫了巨額的外貿出口單據，還迎來了民主的人權觀念。2000年以後，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沃爾瑪，派員去義烏浪莎集團，檢查工廠的安全設備，乃至職工的廁所。當記者們還不知「SA8000」為何物的時候，浙江人就從跨國公司的小動作中，明白了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漸漸懂得消防設施不齊備，非法使用童工，違反了世界通行的生意規則。全球化背景下的開放，讓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更早更多地懂得了民主和人的權利。

    全球化不是免費的午餐。浙江人享受了全球貿易的好處，也遭遇了「反傾銷」的不愉快。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把習慣各自為戰的浙江商人團聚起來，自行解散了「跑單幫」的貨郎擔模式。曾幾何時，他們只是默默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越過邊境，和洋人做生意。現在，他們不得不學習過去毫不熟悉的「世界貿易憲法」，組建起一個個民間社團，去應對應接不暇的反傾銷、反補貼。同業公會這樣的新名詞，改寫了他們的商業行為方式。在浙江，1萬餘非官方的新社團組織的次第登台，讓中共杭州市委黨校課題組的成員驚訝不已。

自發擴展的秩序

    浙江的民主，從來就不是官方有意為之的「計劃性產出」，而是發軔於民間經濟的自發無序的生成。

    為什麼握鋤頭、螺絲刀和修鞋器材的手，最終能和中國領導人拉在一起？你問從小就蹲在寒風中修鞋的南存輝，問年逾不惑才開始賣冰棍的宗慶后，除了哈耶克所說的求生存求發展的本能，還有什麼偉大的理想在支撐他們嗎？為什麼一個資源倒數的省份，能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間，坐上中國經濟領域的第四把交椅？

    讀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你發現，「私有產權的保護增進了經濟組織的效率」的解讀，也可以套用到浙江經濟奇迹的創造上。25年來，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壯大，浙江經濟總量的遞增，都與私有產權息息相關。近年，他們利用在人民大會堂的參政議政權利，一次次建言國家將保護私有財產寫進憲法，並如願以償。

    哈耶克說，資本主義是一個被反覆誤讀的概念，它的本質不過是自由企業制度或者人類合作秩序的無限擴展。他認為，在合作秩序的擴展中，產權私有的社會基礎不可或缺。顯而易見，浙江20餘年的發展，滿足了這個條件。

    論功行賞，我們只能將這個豐功偉績，歸於自發的民間的力量。浙江的官員相對於其他省市，要開明得多，但他們不是浙江私營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中共十六大全面解放私營企業主階層以前，說他們是改革的維護者，遠比稱他們是維護者，更為貼切。

    在浙江，縱使那些在私營企業發展的生死關頭支持過改革的官員，也沒有幾個是真正的先知先覺者。他們確實提著烏紗帽，支持過冒當時制度之大不韙的「第一個」。凡此，無不和哈耶克申述的「擴展的秩序」相吻合。要「造福一方」，又無其他改善人民福利的路子，他們只得任由私營企業像野草般瘋長。尤其在GDP掛帥的時代，數字政績使他們無論情願與否，都得和私營企業主坐在一條板凳上。

    在「政治文明」面世前，浙江地方官員對民主政治領域內的制度創新，所持態度遠不如當下積極。如果情勢不明朗，他們的態度則趨向於曖昧，或者否定了事。義烏官員最初聽說私營企業主捐資參選「村官」的態度是沉默。

    所以，浙江經濟的發展，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崛起，以及他們所推動的私有產權入憲，乃至滲透其中的民主價值觀的萌芽，從來都不是決策者理性的制度預設，而是漸進式民主的成功，是「擴展的秩序」的勝利。它似天上的彩虹，那麼美麗地逶迤在蒼穹，不矯飾，不刻意。

謹慎的樂觀

    浙江的民主，未必會像熟悉歷史的人們想象的那樣，先是資產階級為了經濟民主擠向議會，再像俄羅斯寡頭那樣搞一個資本家的政治局。但謹慎，的確是我們考量未來時須臾不可欠缺的態度。

    2003年，講述寡頭瘋狂攫取財富肆意踐踏法治的《世紀大拍賣》和《寡頭》，被介紹到中國，讓一度艷羨俄羅斯跑步進入民主世界的人們感到顫慄。有人不放心地問，在俄羅斯努力成為「中國式的俄羅斯」的同時，中國真的不會變成「俄羅斯式的中國」嗎？

    我以為，當下還沒有實質性的變化表明中國會重蹈俄羅斯式寡頭民主的覆轍。浙江鄉村新富在村社民主中的表現，確實不容樂觀。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經濟民主化的路途上，也的確不是讓任何人沒有風言風語。

    其次，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追求的只是經濟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他們對私產在憲法中的地位的期盼，也只是希望擺脫窖藏白銀的錐心之痛。

    再次，他們的參政心態，不是顯示自身的社會政治地位的恢復型、補償性從政，就是想壯大企業的功利型、經濟性從政。即使少數人的民主型、公益性從政，也不會超越執政黨的開放條件。

    最後，我們再考察他們的精神背景和心靈世界。民主須求諸憲法，也須求諸內心。浙江私營企業主內心深處規約外在行為的文化理念是什麼？是「和」的精神，是儒家的文化傳承。「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浙江私營企業主講究知恩圖報，他們對法律的信仰，遠遠沒有超越友情親情、交情，他們做事的基礎是彼此信任，而非契約。

    凡此，無不提示我們，浙江的民主，未必會像熟悉歷史的人們想象的那樣，先是資產階級為了經濟民主擠向議會，再像俄羅斯寡頭那樣搞一個資本家的政治局。

    我的態度之所以有樂觀的一面，在於我看到一個隱約可見的公民社會在浙江的初步生成。公民社會對於民主的意義，已成人類經驗中的一個共識。依我的有限觀察，多樣性的社團組織，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多元主義的價值觀念，正把浙江的市鎮、類市鎮的鄉村，一步步推向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公民社會。私營企業主階層和知識分子，是催促浙江奔向公民社會的中堅力量。前者用金子搞定了公民社會的「基礎設施」，後者用智識鋪設了公民社會的「啟蒙道場」。

    雖此，謹慎，同樣是我們面對浙江民主時不可或缺的態度。我們不能不分好壞地擁抱市場經濟下的改革，讓強勢群體以改革的名義，瓜分原本屬於弱勢群體的權益，最終讓我們收穫一堆民主的泡沫。過去27年，浙江經濟列車以平均13%的超高速度向前疾馳。但輝煌的數據，並不能遮蔽轉軌時期的重重「黑點」。

    貧富分化是中國的難題，也是浙江的難題。人們大多知道浙江私營企業主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的明星，卻鮮有知曉窮人的孩子交不起學雜費而自殺的生活真實。儘管納稅排行榜上的浙江私營企業主一樣耀眼奪目，血汗工廠卻沒有分崩離析。東陽農民反對化工廠污染事件中，農民與政府非理性的衝突，暗示浙江的民主，還不完全是庶民的勝利。

    客觀地說，浙江的民主，不過是中國漸進式民主道路中的階段成果。暴風驟雨的經濟民主改革，趕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卻未將小農經濟的思維從浙江人的思維中刪除。宗族觀念，族姓矛盾，官本位，這些我們不喜歡的舊思維，還在支配著一部分浙江人的日常生活。清華大學行政管理學博士生返回浙江老家，參與鄰里糾紛並在大打出手中釀出命案的悲劇，折射出的民情，與我們鼓吹的公民社會背道而馳。

    正如我們不能僅憑美好的輪廓，虛飾浙江民主中的慘淡印記，我們也不可以用沮喪的個案，摧毀我們對浙江民主的美好期待。我們需要的是對方向的肯定，對方法、技術和細節的改進。

對中國民主模式的喻示

    假如浙江經濟的今天就是落後的「小兄弟」們的明天，浙江的民主就有望成為中國民主的先聲。具前瞻性的浙江的民主，喻示那些考量中國民主模式的人們：失去民主的普適性標準，我們就會墮入自欺欺人的幻境。但若置民主的地方經驗於不顧，以美國式的民主衡量浙江的現實，就會陷入悲觀的不可知論的迷途。

    留意民主的故事，我經常發現，浙江民主制度創新的個案，正在被中國的其他省市複製重塑。溫嶺的民主懇談，非但被中國其他地方複製借鑒，還啟發研究民主的學人去辨析，去傳播，從學術途徑影響當政者，進而影響中國的民主進程。

    溫嶺的民主懇談，在破解鄉村社會緊張的幹群關係這一難題上的價值，非但被少年時通過讀書走出浙江的中央編譯局官員俞可平，授予「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獎」，還把不過20年歷史的「協商民主」這一西方民主概念引入中國。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是黨派之間實行協商民主的一種制度安排，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

    我們當然不能說，人民政協制度是浙江民主懇談影響下的產物，但我們或許可以揣測，浙江民主懇談有望影響協商民主機制在中國的生命力。

    假如我們相信，浙江經濟是中國經濟的領頭雁，它的今天是落後於它的「小兄弟」們的明天，我就可以認定，浙江的民主就是中國民主的先聲，具有旗幟性、前瞻性。

    浙江民主的前瞻性，引領了中國的實踐，也受制於中國民主改革的整體水平。毫無疑問，浙江的觀念，已經超越了中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現實。但平均數治理的格局，決定中國民主改革的步驟，不太可能隨著浙江的變化，整體推進。因為，全局性的憲政文化水平，與浙江「民情」不相匹配。浙江官方高級智囊卓良勇拿理論創新舉例說，「我們現在碰到的一個較大的問題，就是理論難以正確解釋浙江改革實踐所遇到的大量問題，在實踐中產生了嚴重的知行不一的困惑，嚴重影響政府行為和社會精神氣質的提升。」

    浙江民主最終導向何方？保守的？激進的？漸進的？西方式的？亞洲式的？所有的追問，都仰賴於中國未來的民主變遷。雖然勞動價值論這些挑戰傳統意識形態的調研從浙江開始，私營企業主入黨也是從浙江破的題，但答案的揭曉，最終都要等待北京來宣布。某種意義上，浙江的民主創新，就像中國民主進程中的一方試驗田。

    我在浙江的見聞一再提醒我：失去民主的普適性標準，我們就會墮入自我編織的自欺欺人的幻境。但若置民主的地方經驗於不顧，以美國式的民主衡量浙江的現實，就會陷入悲觀的不可知論的迷途。看溫州人大聯姻溫州三家媒體，共同監督「一府兩院」的案例，對照西方的媒體獨立、議會主權，我們對溫州人大和溫州媒體的評價就會非驢非馬。

    同樣，如果我們以三權分立和多黨制看待中國的民主政治，就會得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紋絲未動的結論。設若我們以此推論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就在於政治穩定從不改革，中國民主的道路將曲折多變，甚至會誤入歧途。

    在親近浙江民主的日子裡，我時時感覺到民主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捕捉浙江民主中的細節，察看知識分子與公共政策之間的互動，鄉村政治權威和道德權威遜位於經濟權威的事實，上層建築改革和理論創新落後於民主實踐的亦步亦趨，知行不一的茫然，都顯示民主模式的選擇不能是教條主義的紙上談兵。

    當下，我們需要商討的議題是如何推進法治。我們為懸崖邊舞蹈的民主從磐石的縫隙中生長而歡呼，我們鼓勵一切向上的力量，在法治的框架中，驅除民主的敵人，迎娶民主的普適價值。但，判斷哪一種模式的民主，將成我們的未來，為時尚早。

    我不相信有些人所說，浙江的民主，會把中國的民主過渡到美國的版本。儘管浙江私營企業主出身的全國人大代表的比例在全國最高，他們也確是促進民主進步的一支力量，但他們的推力究竟延伸多遠，尚不得而知。

    我對「后儒家民主」將成中國未來的假定，同樣心存疑慮。12年前，新加坡老一輩政治家李光耀推動亞洲國家領導人發布了一個「亞洲價值」的聲明，宣稱人權並不局限於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理解。我總覺得，「后儒家民主」和「亞洲價值」一樣，都是含混不清的說辭。和睦家庭，尊重長輩，善待他人，熱心公益這些有什麼是亞洲獨有的價值呢？

    坦率地說，除了篤信民主會在更大範圍內普遍到來外，我對浙江民主的考察，並未讓我洞見中國未來的民主模式。如果我們信仰民主仰賴於「擴展的秩序」這一宗教，那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以建設性的姿態，認真地做，耐心地等。

    （作者新書《浙江發生了什麼――轉軌時期的民主生活》由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出版）

( 章敬平 06-01-30  247-248 )

僅僅編輯了一下，以方便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