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時代何處尋

其實，魯迅早在《燈下漫筆》的原文中就已經點明了。

前兩個時代分別是：

1. 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2. 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1]

那麼，這兩個時代究竟是什麼意思？

山東大學孫昌熙教授就曾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來描述三國[2]：

就因為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之間在不斷地互相殘殺，結果就經常把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過著地獄般的日子。——孫昌熙《怎樣閱讀〈三國演義〉》[2]

簡單來說，可以用「官逼民反」幾個字來形容。誰人天生便是反賊？不過是被生存所迫逼急了的「順民」。《史記·陳涉世家》云：

二世元年七月，發間左滴戌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暫。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西漢）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

陳勝、吳廣作為華夏大地之上，有歷史以來的第一次農民起義的組織者，他們難道天生「反骨」嗎？人們只熟悉那句「天下苦秦久矣」，卻不知陳涉緊跟著補充說，「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陳涉之言無不充斥著對公子扶蘇被害的不平，說明其內心是渴望一位「明君」來福澤百姓的，所謂的「苦秦」不過「苦」的是殘暴的秦始皇和糊塗的胡亥而已。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裡，「想做奴隸」的絕不止陳勝、吳廣一對，唐末的黃巢何嘗又不是因為屢試不第、報國無門才轉而投身起義的。所以，黃巢起義才會遭來宋江（實則是作者施耐庵）的的嘲諷：「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眾所周知，宋江早就存有招安之心，所以在我看來他不過是一百步笑五十步罷了。沒錯，你沒有看錯，宋江表面上「替天行道」號稱忠義，其實不過是對舊王朝的愚忠愚孝，還不如黃巢呢！

他們不被逼到萬不得已真的就甘願俯首稱臣嗎？

沒錯，是的！

想當年康熙一道「永不加賦」的聖諭，就保了康乾盛世百餘年間的繁榮太平，即便是初入中原的異族政權也不例外。（據史料記載，「續生人丁，永不加賦」是康熙五十二年，即1713年下的詔；但筆者記得也有野史稱此語乃是順治皇帝對康熙的遺訓）

可是即便有這麼多甘作奴隸的人，封建制度的腐朽依舊逼迫得一代又一代的「順民」造反，可見「想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是何等的可悲！是何等的可怖！

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又是什麼時代呢？

范曉偉認為歷史上的「治世」「盛世」就「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3]。站在魯迅先生的視角去看，確實如此，因為那已是百餘年前了。魯迅先生思想的先進性就在於我們完全有條件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去學習和吸收他的精神。「做穩了奴隸」除了封建王朝的所謂盛世以外，不就是魯迅先生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嗎？

他們不再是一個人的奴隸、不再是一個姓氏的奴隸，但他們卻仍然是一件物事的奴隸——金錢！

或者用馬克思的話說：異化勞動。

關於異化勞動，筆者不想贅述了（或許哪天有空的時候再做補充），直接上原文吧：

我們的出發點是經濟事實即工人及其產品的異化。我們表述了這一事實的概念：異化的、外化的勞動。我們分析了這一概念，因而我們只是分析了一個經濟事實。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應該怎樣在現實中去說明和表述異化的、外化的勞動這一概念。
如果勞動產品對我來說是異己的，是作為異己的力量面對著我，那麼它到底屬於誰呢？
如果我自己的活動不屬於我，而是一種異己的活動、一種被迫的活動，那麼它到底屬於誰呢？
屬於另一個有別於我的存在物。
這個存在物是誰呢？
是神嗎？
確實，起初主要的生產活動，如埃及、印度、墨西哥的神殿建造等等，是為了供奉神的，而產品本身也是屬於神的。但是，神從來不單獨是勞動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是。而且，下面這種情況多麼矛盾：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於工業的奇迹而變成多餘，人就越是會為了討好這些力量而放棄生產的樂趣和對產品的享受。
勞動和勞動產品所歸屬的那個異己的存在物，勞動為之服務和勞動產品供其享受的那個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
如果勞動產品不屬於工人，並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對立，那麼這隻能是由於產品屬於工人之外的他人。如果工人的活動對他本身來說是一種痛苦，那麼這種活動就必然給他人帶來享受和生活樂趣。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為統治人的異己力量。——（德）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4]

異化勞動的結果使得人的尊嚴徹底喪失，「意味著人不成其為人」[5]，「優越感、幸福感、成就感蕩然無存」[6]。在這種情況下，人與動物無異，維持生存成為了他唯一的追求，這也是他「做穩了奴隸」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