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延安時代」在中黨史上的重要性無庸贅言，而其史料之缺頁斷篇、真假難辨也頗令人無奈。介紹延安方方面面的書籍文章雖稱汗牛充棟，卻多屬雲山霧罩的政治宣傳；即如風行一時的趙超構的《延安一月》也在此列。有點研究價值的如當年蘇聯塔斯社延安特派員彼德•符拉基米洛夫（孫平）、美國「延安觀察組」成員等、長期在延安工作和生活過的外國人的相關著作，則嫌太「隔」。至於那些到此一游的邊區訪客，雖有立場比較超然、角度比較個人者，怎奈浮光掠影，失之表淺。文革以後，「延安老人」可以講話了，回憶文章時見報端，細讀仍有隔靴搔癢之感：畢竟，年淹代遠，故事的真實度、完整性，不是從「記憶的篩子」遺漏過半；就是被變遷的時代、轉變的立場，潛移默化偏離了本來面目。

終於，蕭軍的《延安日記1940-1945》在牛津香港出版社出版了，這部洋洋百萬言的現場實錄，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上述延安史料的遺漏、斷檔，糾正了許多偏頗。歷史，是人的故事，身為作家的蕭軍，長於觀察、分析人的音容笑貌、行為舉止；記錄需要深入，蕭軍長住邊區，與「黨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勞動；客觀需要距離，蕭軍不是黨員，他是共產黨的朋友、客人，被「允許」以其個人為一方與中共來往、交涉、周旋；他以超越政黨信條的理想主義，觀察中共的政治事業；評人論事，則以深厚、廣博的中西古今哲學、社會學、文藝學說為支點。舉凡中共歷史關鍵的那五年中，延安的政治、人物、文化、社會、經濟、生活等許多側面，都可以在這部日記中看到大量生動詳實的第一手的資料。蕭軍回憶錄《人與人間》（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刊出過部分日記，這裡更全。

蕭軍先生在魯迅塑像前

《蕭軍日記》排印本

《蕭軍日記》原件

延安整風

黨史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作者高華，在「後記」中無奈地嘆到：「在寫作此書的七年裡，我一直懷有深深的遺憾，這就是，我無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資料。……無法對一些當年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採訪。」「延安整風」，曾是中共禁忌的話題。文革中毛澤東本來是笑看「二月逆流」的，只因陳毅以「文革」比擬「延安整風」，致使毛澤東大怒。於是，我們知道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其特色，其做法被歷次政治運動沿用。後來，針對「延安整風」的揭發、控訴，也都圍繞著無端被懷疑、長期受打擊的主題。然而，那次整風更深層次的悲劇則鮮為人知—–讀了蕭軍的《延安日記》可知：「黨人」大多怯於「堅持真理」、不能「實事求是」。為了解脫困境，他們自我批判不遺餘力；一經脅迫即胡供亂咬、誣陷同志朋友……，攪得氣更濁水更混。此等行徑的直接後果，使黨員與黨的事業之間離心離德、黨員與黨員之間仇怨暗結，對於黨風和社會風氣、行為方式的影響至為深遠。

整風文件
整風會場

蕭軍日記中，初始提到「整風運動」正式開展，大約在1943年2月25日（下卷P45，以下所有引用的頁數，均出自牛津香港版之《蕭軍 延安日記1940-1945》）：「文抗在開討論宗派主義大會，每個人全在發言，說自己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他們卻不能勇於舉出實例來。」響應號召是「黨性強」的體現。但是他們沒想到：他們相信黨、維護黨，黨卻並不領情。領導整風的「學委會」一看，既然唾面自乾，肯定心裡有鬼！加碼、再干！為嚴肅氣氛，各單位的運動封閉進行（下卷P78）。此舉施於本性懦弱的文化人，效果很快就顯現出來了。「4月9日：參加楊家嶺特務反省大會，……這是個特務自白的會，一共五個青年人，一個青年女人。」 （下卷P81）國民黨特務、日本特務都有。主持其事的是任弼時、康生和劉少奇。（下卷P82）從此，運動進入「肅反」，特務大批湧現，罪行則無奇不有、證據確鑿。如工業局長，使邊區損失兩千多萬，政府秘書，借參加舞會繪製王家坪的地圖；還有特意來延安熟悉生活習慣和術語的變節工人等等，不一而足（下卷P86）。

在1943年7月27日「搶救結束大會」上，「李富春報告直屬十餘個機關關於十二天搶救中，共搶救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一名），其次是中央醫院（八十一名）。」（下卷P192）大會開得熱烈而煽情，看似人們以「落水」為榮了：「趁了這機會，他們竟得到了三百六十人自願坦白的條子。……這一千多共產黨人中懷著兩條心、三條心、半條心……的人，竟佔了三分之二！」（下卷P193）敵特分子現身說法的大會經常召開，「日記」時有記述，故事量大且繁、具體而微。特務之所以會暴露，不乏：「一起工作的人提供材料」。（下卷P165）

所以，也有不祥之兆向蕭軍襲來：「陳雲給招待所信中在我的名字下面連『同志』兩個字全沒加」。（下卷P95）卻原來，「康生在大會上說有人過去曾替王實味辯護過，招待所的人們就說這『有人』是我了。」（下卷P184）；更有「黑丁在坦白大會上曾指我為日本特務，並說敢於我對證。」（下卷P459）還「從閱讀雪葦的材料中，知道三部有人報告，把我，羅烽，舒群全算為『特務』了，雪葦並肯定我和丁玲組織了反『黨』的活動」。（下卷P564）（後來，雪葦向蕭軍表示了慚愧—–下卷P571）：「搶救時……全要咬我一口來滋補自己」的還頗有些人，而且都是蕭軍的東北老鄉、朋友、同事。以致一度「去街上買物，據說組織部已經注意了，從此我知道他們對我似乎還在作一種無謂的『懷疑』和監視」。（下卷P255。按：當年被派去「偵查」蕭軍的社會部幹部、解放后官至邊防保衛總局局長的慕丰韻，曾為文專述此事）好在最後有驚無險。

蕭軍於延安東山窯洞

至於經過肅反和複查等階段，延安到底有沒有日寇、國民黨的派遣特務？有多少敵特？朝野人士好像從來沒有具體的交待。倒是有一個說法流傳很廣：「搶救運動」因過於嚴酷而被毛澤東叫停，並向受害者鞠躬道歉；或曰毛開大會，向與會的受害者敬禮，還說：你們不原諒，我的手就不放下來云云。一路追述「整風運動」的「蕭軍日記」中相關的記載是這樣的：「閆達開傳達毛澤東關於搶救時犯的錯誤報告：1.在國民黨調統局登記領薪水的特務在邊區有六百七十餘人。2.政治問題的種類：特務、叛徒、自首、黨派。……4 .搶救運動中缺乏：調查研究，個別對待，以至犯了『左』的錯誤。但政治路線是無錯的，一貫的。有獲得，消滅了自由主義，官僚主義傾向。」（下卷P542）所以，緊接「搶救運動」的是「複審」，又搞了兩個階段，歷時經年。其間，還是一樣的坦白交待，逼死逼瘋。每個故事都足令人膽寒。

從「日記」中可以看到，被整者多半有過失態、不妥之舉，不敢面對同事、朋友和戰友。心裡的酸痛苦楚又需要傾泄，於是紛紛來找未捲入此事、全身而又清白的蕭軍。諸人的訴說給蕭軍的印象，並非如中央所說：隊伍更純潔、「黨人」更堅硬了。「此次共產黨的信譽，在知識分子中降落得甚為可悲，離心離德已經成了每一個知識分子黨員—除開那些拍馬者—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時，它們一定要顯露出來。」（下卷P657）「共產黨此次『搶救』削盡了一個作為人底尊嚴，一個作為黨員的尊嚴—逼迫他們捏造，承認各種可恥的卑劣的事：姦細、墮落、無恥的行為等—這也是墮落了它自己的尊嚴，以至對它蔑視的冷淡，因為它對構成自己的份子蔑視，也就因輕賤蔑視了它本身！」（下卷P681）懷著羞愧和憤怒，在延安被「搶救」過的那些文化人，多有一走了之的想法。但是「外面」不是淪陷區就是國統區，不易立足。猶豫間時間來到了，「日軍投降」。方才便離開邊區，但是他們心裡的怨恨並未稍減。此情此景，對理解這些人在後來的日子裡、事件中的表現，有所提示。

邊區的文化人

篆刻大家陳巨來出了一本集子《安持人物瑣憶》。其在滬上藝術圈交遊廣泛，所涉親知之溥心、吳昌碩、吳湖帆、趙叔儒、張大千等等，多為後人敬仰的一時之選。文中內容卻為善良人士不解：他怎麼專門揭人隱私啊？卻不知，陳著的史料價值恰在於此，虧他不吝道出了親歷親見，我們才知道了那些人的另一面、才見真實的他們啊。

《蕭軍 延安日記1940 C 1945》談人，亦因能及人所未道，而稱「邊區文化藝術人物史料大觀」。他們是解放後身居各級各地，文化局、教育局、作協、報社、出版社、大學、劇團……擔任要職，構成黨和政府文化藝術幹部之骨幹、具體運作宣傳工作。上網一查，人均一部光榮史。如：艾青、丁玲、羅烽、舒群、張仃、陳布文、曾克、黑丁、李又然、朱丹、張仲實、楊松、柳、阿甲、魏東明、馮蘭瑞、周文、寒十坡、師田手、魯藜、張石光、崔斗辰、金紫光、白朗、匡亞明、陳唯實、歐陽山、草明、王匡、蘇鏡、吳伯蕭、陳凡、吳奚如、劉雪葦、何思敬、薛爾、鄧澤、張如心、杜談、王天鐸、岳平、趙文藻、潘虎茨、程追、尚伯康、劉披雲、李一雲、石林、徐敬君、徐懋庸、閆達開、杜矢甲、鄭律成、金默生、高陽、王大化、塞克、周而復、江豐、王禹夫等等等等。蕭軍記述了他們生活里的音容笑貌、工作中的點點滴滴，於今來看，彌足珍貴。間或也記錄了他們中一些人的「另一面」。

延安的作傢俱樂部

延安時期，這些「黨人」中的大多數年紀還輕，不僅信仰未堅、鬥志不強，其為人也還未臻圓滑成熟。因尚未取得相當職務地位，無需裝模作樣，接人待物本色出演。幸得蕭軍隨手描記，我們得以知道這些「黨的文藝戰士」生活中的真性情。頗有助於認識後來文化藝術領域風雲如何變幻、事件如何發展、人物如何作為的部分緣由、原理。略舉幾例，錐指管窺，以喻一般：

「雪韋原來是那樣一個無正義感怯懦的東西！他袒護『自己的人』，他在洛甫面前竟不肯說一句公正話！庄啟東原來是那樣一個卑怯的小動物，他競不敢到洛甫那裡給我送個信！他們還要革命，他們還要從事文藝嗎？死亡了吧！」（上卷P28）

「新來的黨員草明，她第一關心的是這裡的待遇、津貼，接著她就爭津貼、多領饅頭，支使小鬼吵著送孩子……。另一些黨人們，—-如劉白羽之類—充大作家，裝病，進女同志房子挨耳光等……。」（上卷P187）

「歐陽山來談了一些閑話。我回來他又到我的屋子來，提議給我們四人—-艾青、羅烽、舒群—-每月每人五十元錢，算作《文藝月報》的編輯費，我拒絕了。1、邊區無此例。2、我們是食住在公家。3、有坐地分贓之嫌。……」（上卷P229）

這樣的文化人，對「革命聖地」的態度，也很曖昧。「日記」中基本見不到他們因投身革命而熱情、忘我乃至亢奮。常見的是氣餒、失望、抱怨……，如：

丁玲：「我未來這裡之先……我是抱著怎麼樣火的心情啊！將將由南京出來！誰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樣！沒有溫情，沒有照顧！並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變得冷酷了。」「作家到這裡，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上卷P60）

「趙文藻告訴我，她初來抗大時，抱著怎樣的光明理想，結果她被偷……被欺負……她背地裡去流淚，現在她說，她已經懂得了革命法了。光明越大，黑暗越顯，它將過去」（上卷P171）

「夜間作傢俱樂部開觀摩會，吃了酒。每個人全瘋狂了，在地上跳著、叫著、滾著……這是人性和獸性的傾泄！李又然幾乎成了狂人，他凄慘地叫了又叫，他因會上遭了凱豐的評論，黑丁底謀害而痛苦了！ 」（上卷P302）

至於以個性乖張而不為人們所喜的王實味，這部日記也頗提到了幾次。其實，蕭軍不僅並不認識他，也未因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假以顏色。不顧安危地為王實味辯護，完全是打抱不平、對事不對人。

誠然，蕭軍比較熟悉的「延安人」多半隸屬文化藝術圈，軍隊和機關中人較少涉及。而大凡革命隊伍，參與者中最狂熱的部分多為文化者、藝術人，他們的興奮點較低。這個圈子氛圍不過如此，其他單位和部門中人的政治熱情恐怕也高不到哪兒去。然而，邊區有著思想統一、步調一致的大環境。很難想像，把宣傳的作用看重到「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程度的毛澤東，怎能容許其麾下一部士氣如此低落？此處，再次觸及一個歷史命題：烏合之眾能成大事嗎？看來，只要他們手段夠狠、敵人夠弱，就能得勝利。歷史的進程一再表明，正義、純潔、高尚均非推動歷史所必備，就像臭名昭著的十字軍東征，燒殺搶掠兩百年，沒所向披靡哦，還歪打正著地鋪墊了文藝復興呢

文化人的平均素質，平日及運動中不如人意的表現，黨中央當然瞭然於心。其後不斷地整頓、改造、打擊這個圈子和圈子中人，毛澤東更以「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一語譏諷他們，也有他們咎由自取、不爭氣的成分吧？

「大哥」毛澤東

蕭瑜有一部《我和毛澤東行乞記》，流傳不廣。多半因為書中所記之毛與當今人們的概念相距甚遠。他寫的是當年的一個潘浚頤親⒁獾矯保庵А扒綳傘幣丫捌宥放！綳恕Ｏ翳び朊嗆鮮Ψ兜耐АＤ鞘牆ǖ持埃故歉齟竽瀉讜誆蝗胂裟撤ㄑ邸Ａ羈鄱際撬餱由窒鋁羥欏５牽比嗣薔扔諉蠖丈縞斜┝Φ氖焙潁裟晨贍茉詘敵Γ罕拘閱岩啤⒁飭現醒健

牛津香港出版社的《蕭軍 延安日記1940 C 1945》，蕭與毛澤東的交往，是一大看點。據說，林斤瀾曾「揭發」蕭軍稱：魯迅是我的父輩，毛澤東只能算我大哥。此話狂則狂矣，細想一定有所根據。蕭軍來到延安的時候，毛澤東還在割據一方的梟雄階段，帝王之相尚未顯現。以蕭軍的閱歷之廣、境界之高，能稱他一聲「大哥」已經很給面子了。所以，從「日記」中蕭/毛交往實錄中看，此話真實度很高。

毛澤東

毛澤東也者，因其事功影響深遠重大，人們都想知道他到底是「何許人也」，連其隻言片語、一顰一笑都有史料價值。我們所知的毛澤東，善惡妍媸不是第N手的資料，就是人云亦云的概念移植，因為我們與毛老爺子連一面之雅也不曾有過。所以，不得輕視那些第一手的資料。而一手資料中，以被接見、聽報告的價值最小，再次為彙報工作；了解毛之思路、稟性最為直接的，則莫如待他放下身段與之閑談、討論事情。1938和1940年，蕭軍兩次去延安，居停逾五年。據細心人士統計，蕭氏與毛談話凡十三次，公事之外，兩人雖不至於對坐捫虱，剪燭西窗則頗有幾次哦。難得的是，每次談話，蕭軍都有詳細追記，同時記下本次毛給自己的觀感。

十三次接談，集中在延安整風之前，七大以後只有一次。這個分佈提示了一個背景：蕭軍接觸的毛澤東，是毛在其人格發生的一次劃時代轉變之前，不妨相似地看作是「梟雄變領袖」的臨界點。轉變，不是蛻變，轉過來的毛澤東帶有許多前一階段的思想方法、行為習慣。如能確定地知道一些，可助比較準確地理解其轉變后的思路和作為。

那是一個活生生的毛澤東，帶有凡人的質樸和誠懇。蕭軍《延安日記》里第一次與毛澤東談話是1941年7月18日。談話是從「你是東北哪裡人？」「錦縣……」「唔……山海關外邊那個錦縣……」開始的。看來，問出生、曬地理知識，是毛澤東的一貫。然後「他抽出兩支煙來，我們每人點了一支。我給他點火柴，他也並沒謙讓。這是自然而誠樸的。」（上卷P224）那次的話題很廣泛，從魯迅到蕭軍周圍的人；蕭軍還抱怨了「作家在延安寫不出東西。」政治性的則如毛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全是一黨專政，一時是改不過來的……起碼要得三年、五年，或二十年」等。（上卷P225）類似的實在話還有：「現在蘇聯也還是不平等啊！有等級，有資產……那時候像我們這樣人，就沒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樣……」不愧是大作家，蕭家接下來的場景描述，襯託了談話的氣氛：「他說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個白瓷杯里撿著泡過的茶葉吃。」（上卷P227）

反映毛澤東政治思路的如：「比方陳獨秀，在歷史上是有他的功勞的，但是現在政治上就不能提他……就像周作人稱讚日本的櫻花好，什麼好……無論怎樣好，也是不能說它好的……因為他們是侵略我們的……」。對於這種做法，蕭軍表示了理解：「從這話中我懂得了一種政治上所以不能講真話的理由，這就是為了建立一種影響，打倒一個影響的手段，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欺騙敵人的手段』。」（上卷P227）

蕭軍給毛澤東的畫像則「為了吃煙過多，他的牙根大部變黑了，臉色黃的，有些浮腫，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樣子，下巴上有一個小瘤，生著幾根毫毛……從他的臉上看不出稜角，眼睛也沒有桀驁的光，他是個中國讀書人的樣子。」（上卷P227）如果蕭軍把毛澤東寫成神采奕奕、魅力四射，這部日記的價值就大打折扣嘍。

而蕭軍是平視這位已經成就為歷史人物的中共領袖的：「毛的為人使我對他起了好感，誠樸，人性純厚，客觀。對他夫人江青，觀感也轉變了一些。這大概就是『人怕見面，樹怕剝皮』腳檔乜幢局實慕峁！保ㄉ暇P226）

毛澤東給蕭軍的親筆信

就這樣，面談造就了私交，毛澤東顯然樂意與蕭軍交朋友。1941年8月2日毛給蕭軍的信是個證明：「兩次來示都閱悉，要的書已附上。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於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願同你再談一回。」（上卷P250）

下一次約談是8月10日，還是那麼輕鬆，甚至聊到茶花女。次日，毛澤東輕車簡從回訪蕭軍，夜半方歸（上卷P261）。江青也主動來過幾次，如8月14日「藍蘋來，她是個有個性的女人，她似乎還在懷念著章泯。她希望我們常常到他們那裡去，毛澤東也是這樣希望著，他們的生活太枯寂。」（上卷P264）就這樣，一來二去，蕭軍再想同毛澤東聊天，就不用預約，一度沒時沒會兒，想去就去了。在他們那裡，喝過酒、打過牌，陪他們看過戲。有趣的是「看戲時，他常常冷眼看過來，因為我是和他女人並排坐的……」（上卷P278）但是蕭軍對江青的看法並沒有進步「江青是淺薄的，有些地方不自然，矜持。她是不理解毛底為人。」（上卷P312）

另如1941年10月29日、11月26日；1942年元旦、2月10日等次的談話，都頗有內容。如毛的「文化歷史觀」：「中國黨是在老百姓中間產生的，中國老百姓落後它也落後。」（上卷P316）毛還曾透露其為人的手腕道：「一個人要懂得尊敬人，這也可以說是利用人的弱點……」（上卷P403）毛澤東也有抱怨：「我真不自由啊，隨便做篇文章，隨便做一篇演說，隨便走動走動……哈哈，那全要『決定』！每一個字全要討論過……在我沒入黨的時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裡去，就到哪裡去。」（上卷P453）

蕭軍則逐次記下了他對毛的認識或感覺，如1942年1月1日：「他使人的感覺是：鬆弛，不易集中，不立刻對一件事透徹地解釋，有些地方虛無脈絡。他是個敏感輕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學者，他是農民性的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單純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長處大約就是能夠在鬆弛里含孕著一種神經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現吧？」

1942年2月8日：「他是很好地一個中學教師，有一種能融解別人感情的能力，這大概就是他特殊的地方。他講話是通俗的沒有學究氣，也沒有艱澀或深奧的地方，那是一般的。如果說他是領導者，還莫如說是教育者。」（上卷P400）

1942年4月28日「昨夜讀了毛澤東在學校開學時演講的文章，這是一篇流暢的有才華見解的文章，但我總感到他缺乏一種沉潛的，深刻的，藝術的力量！他是太中國式的，感覺式的，他應該更深沉，鍛煉成一種深刻的，悲劇似的力量。馬克思是不同的。」（上卷P453）

此後如1942年4月28日、5月25日，1943年4月24日、6月21日等處，也有相關記錄。

然而，蕭與毛的交往，看似被「整風運動」的開展打斷。直到1945年11月9日：「上午我正在修補一條破行李袋，毛澤東派來人接我去棗園，當我一個人坐在汽車上，街上的人全以驚奇的眼光望著我，我似乎也有點自得的心情—這在他們看來是『榮耀』。三年多了，這是第一次到他家裡去看他。……和毛談話中，我們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種東西—過去那些不愉快的歷史—儘可能說得輕鬆。」 「最後他鄭重告訴我：聽彭真說，你要入黨，我們歡迎，只要你自己什麼時候下決心 ……一個黨員不是說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創造性。」「我主要是怕自己發脾氣……」。「這不要緊，發一點脾氣是可以的，這叫大團結里的小磨擦……。」以往的隨意不見了，蕭軍清醒地寫道：「他們對人的態度一例是周到親切的，這也是一種『政治素養』。」（下卷P769）

在這三年的間隔里，不僅經過了整風、肅反、搶救、複審；還召開了「七大」，日本鬼子投降和重慶談判。在黨內，這是毛澤東走向最高權力的三年；在外部，則是中共作為僅次於國民黨的政治、軍事力量，漸為國際國內承認的三年。此時的毛澤東，已經不再需要諍友，而是各方勢力的加盟。蕭軍作為魯迅的弟子、獨立作家的旗幟，政治價值不菲，故為毛澤東「禮聘」。蕭軍則因不願以自由為代價，幾經猶豫，始終沒有「入幕為賓」。

文娛活動 經濟生活

日本記者波多野乾一1941年寫過《赤色中國的究明》一書，其第六卷為《延安水滸傳》，曾經作為「必讀文件」在侵華日軍中發行。以一百單八將的順序，排列毛澤東（呼保義）所部諸將，並有簡要的人物介紹，給日軍指揮官做參考。因為，在日本人眼裡：以延安為中心，縱橫二十餘縣，人口二百五十萬的「陝甘寧邊區」約等於「紅色梁山泊」。

其實，毛澤東等雖以「匪」稱，但其格局豈為宋江一夥可比？水泊梁山連個壓寨夫人都沒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稱，喝酒、吃肉，平均主義。陝甘寧邊區則制度羅列、等級森嚴――黨政軍，分系列、按部門，相當完整、儼然國中之國。歷史上，延續了土地革命時期建於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現實則需要製造這樣的規模，與國民黨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分庭抗禮。對於根據地內部，如果沒有煞有介事的這麼一套，只怕不能收編、安置、教育、訓練、差遣、控制、改造……來自全國各地、各階層，居心叵測前來投奔、輸誠的各色人等。

冼星海指揮排練「黃河大合唱」

過去的延安書籍、回憶文章給讀者的印象：好像那時的延安是個大軍營，雖然吃的是小米加黑豆，人們卻士氣高昂地過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集體生活。而百萬字的《蕭軍 延安日記1940 C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告訴我們，紅色延安的居民基本上過著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生活，有市場、用貨幣，圖書館、展覽會、電影、戲劇、演出，學校、醫院、幼兒園……，司法也有「三級三審制度」（上卷P11）。而其舉辦舞會的頻率，直到改革開放才被超越。在延安「過日子」，一樣既很無聊也有誘惑。他們呼朋喚友聚餐、喝酒，也會逛街購物，下館子；幽會女友，串門聊天；花園散步、河畔練聲……把延安生活細緻地寫到這個層面里的，此前可能只有馮鳳鳴的《狂飆時代》（香港新潮出版社1967）等極少幾部吧？

文化生活貫穿蕭軍的延安五年，星羅棋布，散見於《日記》全篇。讀者的印象是，地處偏遠的延安不時舉辦藝術展覽，內容除去蘇俄也有歐洲題材。不言而喻，畫展只能是聊勝於無的照片。

王大化、李波演出的秧歌劇兄妹開荒
魯藝創作並演出的歌劇「白毛女」
延安平劇院在中央黨校演出「逼上梁山」

戲劇，則新舊並存、中西參半。革命題材的作品，「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就已出現。名劇如白毛女、茨岡、第四十一都不成熟，至少是令蕭軍掃興。經典平劇（即京劇）曲目與粗糙的秧歌戲同台獻藝，鄭律成、符律衡（阿甲）、杜矢甲等在這裡嶄露頭角、搖曳生姿……。

如果說，囿於條件所限，延安的藝術生活還算多彩，那麼，延安的圖書館和私人藏書之豐，更差強人意。身為作家的蕭軍，素有博覽群書之需，延安生活諸多不順，唯有讀書，好像沒有給他造成太多困擾。《延安日記》有大量讀書筆記，這樣的書目琳琅滿目：屠格涅夫、列夫•托爾斯泰、柴霍甫（契訶夫）、希勒（席勒）、歌德、服爾泰（伏爾泰）、莎氏比亞（莎士比亞）、拜倫、司各特、巴爾扎克……；歐洲哲學著作、戰國諸子百家，中外文學理論……。所以，這部日記，文學評論、作品解析、藝術見解、素材準備，佔有很大篇幅。蕭氏視野之廣、見識之高，也不多見。

延安文藝座談會合影：前排中為毛澤東，後排右二為蕭軍

至於「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蕭軍建議下召開的一事，《蕭軍日記》也有記載。從蕭軍的審美情趣、文藝思想、創作歷程上看，當初的提議，看似意在請中共明確一下自己的文藝立場而已。而毛澤東竟在後來的日子裡，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動員一切政治資源，讓「無產階級文藝」取代所有文學藝術形式，為人始料不及。

要是沒有書看，蕭軍恐怕早就不顧而去了。因為，延安的物質生活實在貧乏。市場不大，酒肆飯店不多，物價卻堪以「騰飛」喻之。可想而知，設機關、辦活動、養軍隊……都要花錢。錢是邊區政府發行的「邊幣」。而「大生產」開辦之前，花銷大多征自邊區的鄉間吧？其它的財路則如1942年2月6日所記「聽了財政廳長報告邊區經濟狀況，甚至製作鴉片煙膏，我聽了很難過。『為了錢，除開我個人沒有去搶人去以外，幾乎什麼方法全做過了！』他說。」（上卷P399，據指出，此君即為南漢宸）蕭軍隨手記下日常開銷和家常用度的價格波動，也足令人吃驚。

先看待遇：1940年9月26日「這裡的作家共分——1、特等：如茅盾，小廚房，雙窯洞，男勤務和女勤務，開銷不限。2、甲等：每月十二元津貼，不做正常工作。3、乙等：八元。4、丙等：六元。5、工作人員：四元。」（上卷P56）蕭軍沒說自己是「幾等」，從「日記」中的一首詩看，似為「甲等」，間有稿費，如1941年1月14日「下午去新華書店把16.8元的《八月的鄉村》版稅拿到。芬去門診部為小孩看病，請她了一頓館子。」證之1941年2月20日「借了十元錢，準備給張棣賡和高原寄去，……」（上卷P125）可見那時邊幣幣值尚可，十塊錢不僅能幫助兩個人，還可以買兩隻下蛋的雞。（上卷P152）

到了1942年，支取和花銷就成百上千了。如1942年3月24日「上午去南市場把旅費1500元取了，僅是買了幾支鉛筆，簿子等就費去了三百元。」（上卷P427）4月2日「北門外買了一斤肉回來—-已長到十二元……。」（上卷P435）又過了五個月，「20元買了半斤羊肉。」（上卷P594）

1943年5月，伙食費已經漲到450元。（下卷P121）後來，物價上漲不但沒有得到遏止，反而加快了速度，1945年夏天，一萬八千元稿費，只夠買肉吃了。（下卷P721）

誠然，早已有人披露過，如李建國在「試論陝甘寧邊區的通貨膨脹與反通貨膨脹措施」中指出：「八路軍沒來以前豬肉比菜還便宜」，「1945年底延安的物價指數，是1937年初的18,259倍。」但那學院式枯燥、冰冷的數目羅列，怎比跟隨一個具體的家庭，在父母的艱辛、孩子的成長中，看到收、支給他們造成的困擾，來得感同身受、印象深刻？

恰如恩格斯所說：我們從巴爾扎克《人間喜劇》中經濟細節里學到的東西，比當時所有職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多，《蕭軍日記》中的其它史料亦可作如是觀。

所謂「官兵一致」當然是謊言，僅從《蕭軍日記》摘取一例即可想見一般：1941年6月24日「下午去看芬，在醫院中聽到了很多醜惡的事情！（1）李伯釗自己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雞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2）據小鬼說，楊尚昆買雞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雞蛋，餅乾代早餐。（3）毛澤東的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4）一個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女人生產也住單間。總務人員總是吃香煙，買十幾元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是四元或五元。」（上卷P200）

日軍排列「延安一百單八將」，頗有幾位也見於《蕭軍延安日記》，如：朱德（玉麒麟）、周恩來（智多星）、陳紹禹（入雲龍）、林彪（小李廣）、彭德懷（大刀）、賀龍（花和尚）、王明（公孫勝）張聞天（豹子頭）、葉劍英（雙槍將）、林伯渠（美髯公）、徐特立（撲天雕）、乃至劉少奇、任弼時、康生、彭真、楊尚昆、凱豐、周揚……等等，處世為人各擅其趣。

1937年12月延安政治局會議：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

革命聖地的近郊區

《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論證過一件事：經年不斷的革命和戰爭，使老根據地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趨於枯竭。以至「轉戰」出去的紅軍已經回不去了。那時，這種現象，無一例外地出現在江西蘇區、鄂豫皖和四川北部等地。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工農紅軍，四海為家，指東打西，收場爛攤子的則是當地農民。楊炳章這本書，只寫到紅軍開進陝甘寧。在這個新的根據地，中共有沒有反省過去、愛惜邊區的人民了呢？《蕭軍 延安日記1940 C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回答了這個接踵而來的問題。

1943年11月10日至1944年3月6日，蕭軍攜妻子兒女，到距離延安十幾里地的川口區碾庄、王家溝、劉庄一帶，做了四個月農民。屆時的延安已經堪稱「文明社會」，在這個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區，他們看到的農村是何景象？農民對於邊區政府和共產黨又是何等印象？（下列引言均出自《蕭軍延安日記》下卷P270至P359中）

毛澤東與農民交談
邊區一老農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個女孩沒褲子穿。

剪髮的女人有一雙明亮靈活的大眼，米脂人，今年只有二十五歲，她悲嘆自己的命苦，丈夫不准她讀書，她會紡線，但不能生產。把一個六歲的女兒典出去了一石糧，現在全家就食此糧。

看到農民們辛苦的獲得一粒糧食，由早到晚，卻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姦細吃了，這使我非常痛恨。

晚飯後到村長家，他那個小兒子問我：「你又來要什麼來了啊？」「我來要你—–」我雖然和他玩笑著，但孩子這話卻給了我啟示，這說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沒有給予。

此地人種地不得法：不上糞，不積肥，鋤穀子時不培根，以至根不固，容易被風吹擺磨擦。……一般農民是固執的，聽天由命，保守，掩蓋在誠實下面的小狡猾，訴苦等。

在王家一個臉肉腫、紋理亂的姓仁的短工，被人們慫恿著唱了「三杯酒」，「十二月送郎」，「十月盼郎」人們雖然帶著不懷好意地笑著，但他卻唱得很莊嚴。

晚間到姓劉的家裡去，兩個拖著鼻涕的孩子，光屁股坐在冷土炕上，而這些清苦農民們對孩子以虐待為愛惜！這真是半動物性的生活。

馮老漢……村長兩個青年勞動力，只出了七斗公糧，是個滑頭；他卻出了一石。

離延安僅十幾里路的村莊，竟像隔了千百里，這裡的人民除開送糧草的義務以外，似乎什麼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傳也接不到，看不出他們和這革命政府有什麼思想、感情等聯繫。沒有報紙，沒有經常的宣傳，一句話，看不到政府的工作，黨的工作在哪裡。

聽說馮老漢的兒子馮文英在這村裡當教員時打了一份報告，就有了被托派利用的嫌疑。

房主人姓劉，有五十二歲，老夫婦，老婆性燥，口利，曾生過十六個娃兒，竟一個也沒活。
我很不敢問一些人們的生活情形，因為他們總是訴說公糧的數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糧的人。

代耕主任劉永庭……他的女人生過五個娃，但全沒活。

這裡離延安僅二十里路，但卻像隔了一個世界。這些縣政府的人們辦事緩慢得驚人！

這一家人的命運使人們全感動！因為兩年中竟把四個孩子全死了。

這裡的居民只感到對公家盡義務的負擔，卻不見權利的享受，比方一些工作—除開要糧草及人工外—其餘的文化、衛生、教育……在這裡是看不見的！（從死孩子的驚人數目可知）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國傳教士們底厲害了。他們在直觀上，只有布施沒有需索，而且是有『韌』性戰的。這一點共產黨差得遠的。這裡的人民對於共產黨和政府是沒有思想、感情上的連結的，他們只感到『誰坐皇帝給誰納稅』的義務啊！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貸金—這是李老漢的納糧。他是李鼎銘的孫子輩。

一元法幣可換十元邊幣，一元白洋一百元法幣。

夜間替高虎家算帳，本鄉共出了二十幾萬慰勞費—唱戲三萬，給軍隊二口豬，三頭羊—-算為新年慰勞費。劉庄共攤了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稱了二斤棗，一百五十元稱了二斤蔥，吃了一百元棗糕，給鳴兒及芬帶回了兩個火燒一百元……

那老人忽然和我談起前清……光緒年間……有主子，有地的納糧，無地的納稅，官兵全有餉，饃只六個麻錢一個……今刻……

夜間在劉懷民家，他說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垧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糧。牛、羊被東北軍殺了，糧吃了，地被共產黨分了，自己以中農身份參加了革命，……

劉永廷的老婆……幼年時曾在天主教堂讀了二年書，供吃、住，……她對於洋堂存著留戀，過門時曾給過一對銀耳環、首飾，卻被賊偷了。

這裡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鴉片和賭博困迷著。

王興甲大聲地述說自己聽過吳滿有（按：邊區著名的勞動模範）演說的意見：這吳滿有就是攔羊的吳XX的兒子，他上台說話了……我們出的糧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我們要好好生產，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糧食……。我聽了手也沒拍就走了，他在說風涼么！他並不勞動啊，公家卻還給他一頭牛，一頭馬，還有種地的刈……。

二斤鹽四萬元，一碗麵條一百元，一斤餅一萬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聽王興姚說碾庄劇團中又發現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劉光喜原來是賭徒和巫神出身，最近還在販賣鴉片煙。他向那戲子比著手勢，買了六兩鴉片 三萬多一兩……

煙和賭在這村幾乎公開流行著。

王興甲是難民，革命後來碾庄，革命給了他土地和窯，如今多出幾斗公糧，他卻怨恨起政府來了。這就是說，一個農民一到了滿足狀態，他們的革命性就消滅了，甚至變成了革命的敵人……這倒是一篇小說的主題。

邊區政府徵收公糧，激起逃亡和民變的事，「日記」也有記載。如1942年2月8日「第一年增征救國公糧五萬石，激起了民變。第二年九萬石，有的自殺、怨難。第三年……二十萬石……」（上卷P401）從《蕭軍日記》中物價等處看，1943年成功開展的「大生產」運動，只打造了「陝北的好江南」屯田基地南泥灣，並未惠及邊區百姓。

其實，蕭軍下鄉不是以此為題做社會調查，故其所見所聞完全意外、匪夷所思。看來，地不分南北，共產黨根據地的人民，為革命做出巨大犧牲是一樣的；工農紅軍雖然改編成八路軍，在根據地竭澤而漁的慣例則一仍其舊。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毛澤東率部轉戰而去，根本就沒打算回來，隨即將供養了他們十年的老區人民拋諸腦後。直到六七十年代，邊區人民只能以其極度的貧困，迎接北京等地前來接受再教育的知識青年，讓他們瞠目結舌云云。

延河兩岸舞翩躚

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說的是現象。一句老百姓的白話文「飽暖生閑事」，道盡原理。1940至1945，雖然全國都在抗戰，除了敵機轟炸過幾次，延安基本未見硝煙。人們吃著公糧，白天看戲、晚上跳舞。輕鬆的日子裡，夫妻矛盾不免暴露，選擇戀人機會漸多。盛產緋聞的藝術界、多愁善感的文化人，戀愛、結婚、偷情、離婚的故事都有發生。這一切落在了一位善於觀察生活、收集素材的作家眼裡，於是我們就在《蕭軍 延安日記1940 C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中，看到了一些後來在文化、藝術界主持工作的人，年輕時候的愛情片段——1940年8月19日「我預備把延安的：婦女，兒童，革命黨人，百姓，軍人，各寫一篇小說。要留心各方面的材料，定名為《沉澱》。」（上卷P9）

跟史沫特萊（站在中間的洋人）學舞的延安女士們
延安女士

交際舞，是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以文明娛樂、休閑方式的名義介紹給毛澤東的。但在一般人眼裡，舞會就是公開的情場，讓紅男綠女在這裡放射魅力、表意傳情，故令延安的黨人踴躍前往。雖然舞池、音樂、燈光等等因陋就簡，從中央領導到普通幹部戰士還是樂此不疲。想也難怪，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即使身在上海，也未必去得起舞廳。有此名正言順擁男抱女的機會，能不趨之若騖。各機關頻繁舉辦的舞會上的眾生相，則網上已有專文，如葉德浴的《蕭軍與交際舞》等，將《蕭軍日記》中的相關內容輯出過半。此處不贅。

當然，兩情兩性真正的悲歡離合，發生在舞場以外的家庭、河邊、樹林乃至工作場所。例如：夫妻吵架，時常發生在艾青、韋夫婦之間；李昌、馮瑞蘭夫婦並非原配；曾克和黑丁有過一段姻緣；歐陽山的結髮夫人是草明；江豐、舒群、李又然、塞克、高原、吳奚如等人，都享受過愛情的折磨。他們的故事點點滴滴地散見於《日記》的字裡行間，讀者間或眼前發亮或掩卷而嘆。

這些是正常的夫妻、戀愛。不太正當的事情也發生了不少，比如：1940年9月18日「這裡的女人有一個普遍的傾向：勢利，虛榮，向上爬……。她們有高的就不要低的。T解說這是因為女人不容易造地位，所以必須要藉助丈夫的光。這隻能說是一面的理由，另一面是女人不爭氣，男人下劣也不能否認。……有些情人和丈夫怨恨邊區佔有了他們的情人和老婆，……他們利用革命的特殊地位佔有下級的女人，這現象是很普遍的，……」（上卷P40）

1940年9月28日「文協有一個高身高鼻，黑眉大眼的馬夫，他是在鄉下有著很多情人的。他給她們的僅是一隻鑲鐵的油罐子。」（上卷P60）

1942年1月25日「延安正在流行生孩子和結婚的問題。有些男女先有了性關係才結婚，生孩子，政府消費大，為了人道又不能打胎……。」（上卷P390）

1942年2月19日「這裡是十九個男人分一個女人……」（上卷P408）

1942年2月20日「幾個蘇聯的記者把中國的一個女人借了跳舞的名義強姦了，而且有了孩子，只給了一百元。這裡正陷在一種性底混亂和婚姻潮。」（上卷P409）

《蕭軍日記》是一部「延安檔案」，這部大容量的檔案櫃可以分為「櫥窗」、內容與「夾層」。「櫥窗」，是日記的「主題展示」除前述讀書、觀察、感悟、反思……之外，妻子兒女的家庭關係，也以極其坦誠、周詳的方式「展現」。相信許多讀者會在閱讀中發現，那些段落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讀者諸君自己的愛戀溫存、七年之癢、情感糾纏、舔犢之情或無名煩躁……。婚姻、家庭、子女的研究者，也能從中得到不易擷取的生動的素材。這部分內容因其誠實和坦然，直接地對應了其他部分（內容）所記人與事情的可靠性。

蕭軍與妻子王德芬和女兒蕭歌、兒子蕭鳴在延安

至於「夾層」，則顯示是蕭軍先生雖然嫉惡如仇、脾氣火爆，其實宅心仁厚，用字母和XX代替了一些人的真名實姓，為他們隱去了不宜曝光的行徑，保護著他們的後人。卻又無損於我們讀懂那個時代、那樣的環境下發生過什麼樣的事，出現過什麼樣的人。這樣的人物、事件的數量還頗可觀呢。

若是有心人或者熟悉延安人與邊區事，還是能從雪泥鴻爪、蛛絲馬跡中辨析出字母和XX是誰是誰。例如上卷頻繁出現的T，代指丁玲，因為「日記」中提到：T說，她的小說《韋護》男主角是瞿秋白（上卷P2）。有了這個線索，上網一搜，作者就出來了。所以，看《蕭軍日記》還有探微索隱的挑戰與樂趣哦。

章節附註：本文著重介紹了「《蕭軍日記》中的延安。至於「蕭軍先生在延安」，已有高伐林的《老作家蕭軍百萬字日記揭_延安一角》、陳小雅的《蕭軍「延安日記」中的毛澤東》、戴新偉的《對自己的人也不要脫下掩心甲――蕭軍在延安》和邢小群的《蕭軍：延安的躊躇――讀《蕭軍 延安日記》》等文章，有精彩的介紹，可以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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