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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舟人道可道

作者：change? 於 2025-6-4 03:3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肖像，

受委託於2021年蘇州紀念儀式創作（見下文）。

道教偉人施舟人（中文名施舟人，1934-2021）不僅在西方，在台灣和中國大陸，其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這從眾多悼念他的文章中可見一斑。以下是從眾多廣為流傳的名單中精選出來的。

或許最容易理解的起點是伊恩·約翰遜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文章（中文版點擊此處）。您可以在中國宗教研究會（SSCR）和位於成都的中國宗教研究中心（CSCR）的網站上找到大量文章，訂閱歐洲中國宗教研究網路（ENSRC）即可；此外，您還可以在豆瓣和微信上找到更多文章。

SSCR 和 CSCR 網站收錄了 John Lagerwey、Vincent Goossaert、Franciscus Verellen、Brigitte Baptandier、Lee Fong-mao、呂鵬志、呂垂寬、葉明生、Stephen Bokenkamp、Terry Kleeman 和 David Palmer 等人的悼念文章。另請參閱 Ken Dean（現場）、Patrice Fava（《中國研究》XXXVIII–1&2 [2019]，英文版《Kristofer Schipper，我們之中的道士》，《道教、宗教、歷史與社會》12 & 13 [2021]）、Richard Wang 的文章，以及全球道教研究論壇舉辦的在線討論。毫無疑問，參考書目還會繼續增加；例如，Vincent Goossaert 的這篇詳細悼念文章。

其中一些網站還提供了 Schipper 著作的詳盡清單——這個看起來很全面。以下是我們不斷參考的幾部重要著作：

《粉燈》（1975）

「道教中的民間儀式與古典儀式」，《亞洲研究雜誌》45.1（1986）

《道教體》（1982；英文版《道教體》1994）。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回顧了他1989年發表的關於《踱步虛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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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洞天福地傳統文化中的自然哲學（普通話）

* * *

施舟人在荷蘭長大，二戰期間，他的父母庇護猶太兒童免受納粹迫害。正如文森特·古薩爾特（Vincent Goossaert）所言，「這深刻地塑造了他的世界觀，包括他對民族主義的憎恨，以及他對地方民主而非宏大民族敘事的深厚人文主義偏好。」

施舟人與陳榮生

施舟人與陳榮生 2

施舟人與陳榮生，1960年代。

在巴黎師從馬克斯·卡爾滕馬克（Max Kaltenmark）后，施舟人於1962年赴台灣學習；在中央研究院，他成為台南道士陳榮盛（1927-2014）的弟子（參見此處第1號視頻致敬），並於1968年受戒。1970年，他回到巴黎，在巴黎高等研究應用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任職。

席佩爾隨後開展了一項關於道教經典的大型研究項目；其成果是與弗朗西斯·維雷倫（Franciscus Verellen）合編的《道教經典：道藏歷史指南》（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rator to the Daozang，共三卷，2004年），該書是圖書館和當地儀式專家手冊收藏中文獻的必備讀物。他對「普遍流傳」的文本和地方傳統所獨有的文本的區分，在我試圖對北方道教家庭藏品進行分類時非常有用（例如，參見「抄錄道書」和「渾元道士」）。

我們幾乎可以將施舟人視為道教界的娜迪亞·布朗熱(Nadia Boulanger)。巴黎一直是道教研究的聖地，施舟人將亨利·馬斯佩羅(Henri Maspero )、馬克斯·卡爾滕馬克(Max Kaltenmark )與約翰·拉格韋(John Lagerwey)和文森特·古薩特 ( Vincent Goossaert)聯繫起來；從他的學生名單中可以看出他的巨大影響力，其中許多人後來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

如果說他的主要貢獻在於漢學和文本研究，那麼他的影響則延伸到了人類學。正如伊恩·約翰遜所寫：

他的思想有助於理解中國社會在其歷史上是如何組織起來的——由地方自治團體組成，這些團體通常以寺廟為中心，而非像歷史學家傳統上傾向於描述的那樣，以皇帝及其自詡的官僚機構為中心。

肯·迪恩觀察到：

他能夠證明，中國人民的宗教與地方的自我組織和自治形式有著深刻的聯繫。這是人們對中國社會描述方式轉變的一部分。

施舟人和陳國符

中華人民共和國變革的苗頭：與著名道藏學者化學家陳國符（1914-2000）的會面，天津，1981年。兩邊是陳國符的兒女

雖然台灣此前一直是研究道教儀式最卓有成效的田野調查地，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中國大陸道教儀式的大規模復興，人們逐漸意識到那裡也存在著一個廣闊的領域可供探索——而施舟人是首批搭建橋樑的學者之一。王建國、約翰·拉格威和肯·迪恩等學者招募了區域田野調查員，並在中國南方各地開展了針對當地儀式傳統的田野調查項目，至今仍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參見呂彭志的巨著《道教遺世叢書》系列）。此類項目往往側重於早期歷史的「搶救」，而非記錄現代社會變遷（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楊德瑞關於上海的研究，齊坤關於湖南的研究）；道教史學和民族志仍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參見《揭穿「活化石」的真面目》）。

到了20世紀90年代，施舟人對地方社會宗教生活史的關注，促成了歐洲道教聯合會與中國學者就老北京寺廟開展的另一個重要合作項目，該項目至今仍在進行中。儘管他專註於華南地區，但他也非常支持對北方儀式實踐的研究（甚至包括我自己的研究，例如《尋找華北民間道士》以及「地方儀式」下的相關文章）。2003年退休后，他和妻子定居福州，這進一步激勵了中國學者。

* * *

席佩爾儀式 1991 施舟人鬧壇 1991

1991年：擔任禮儀師 as liturgist

「鬧壇」「rousing the altar」 (naotan ).

雖然施舟人早年接受的道士訓練為其職業生涯奠定了基礎，但後世學者卻完全忽略了他所效仿的一種方法，那就是參與式觀察法——這種方法在道教研究中很少被採用，但在民族音樂學中卻必不可少。更引人注目的是施舟人師從陳榮生，這為研究家庭道士的儀式實踐開闢了道路。當然，「成為道士」只能指一種特定的傳統——席佩爾所習得的儀式實踐（包括其語言、旋律、吟唱和打擊樂風格）僅限於台灣的某個地區。

分析一部古代儀式手冊，甚至現代儀式，用無聲、靜止的文本來解讀，與實際執行儀式截然不同。當然，很少有學者能抽出時間——儘管他們樂於花費數年時間在圖書館里研讀宋代儀式彙編，在田野里收集無聲、靜止的文本，然後自己創作更多這樣的文本。當然，作為一名職業道士，作為儀式團體的一員，只有在中國大陸或台灣生活才能從事；對於學者來說，這不太可能是一條職業道路，但即使是作為一段插曲，他們也幾乎對它沒有吸引力。儘管如此，即使是從基礎訓練中獲得的洞見也是非常寶貴的（例如，參見陽高儀式的鼓律）。

施舟人似乎沒有討論過文本研究與生活表演之間的任何衝突。儘管他擁有撰寫道士生活詳細民族志的獨特優勢，但這並非他的主要關注點；對他而言，學習表演所獲得的經驗似乎更多地來自文本而非實踐。約翰·拉格威在其著作《中國社會與歷史中的道教儀式》（1987）中，對陳榮生的儀式實踐提供了最詳細的描述。另請參閱我關於用電影記錄儀式的評論，以及我所著的《李氏家族道士》附錄1。

因此，施舟人的道士訓練雖然極其徹底，但這只是他在學術漢學領域內學習的一部分，而非職業轉變。反過來也一樣：一些在道觀中執業的道士，例如閔志廷，也從事過歷史文獻的研究。

大約在同一時期，在台灣，邁克爾·薩索學習了道教儀式，後來也成為一名學者，最終回歸天主教神父。近來，另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是陶金（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建築師，撰寫了許多關於道教的深刻文章），他曾在北京和蘇州師從大師，並於2018年在蘇州受戒（參見「蘇州周邊的儀式生活」）。與此同時，在台灣，馮思明學習了道教儀式，以支持他在夏威夷的學術研究（點擊此處查看他的論文）。雖然學術生涯的吸引力很大，但施舟人開闢的道路為該領域帶來了更深的深度。

在學術界之外，西方許多人信奉道教冥想的個體版本（通常帶有新世紀運動的色彩——參見大衛·帕爾默，《夢遊者：全球道教與現代精神的困境》，2017）；但對他們來說，就像對學者一樣，學習舉行儀式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陌生的。

施舟人對南管也抱有相當的敬意。南管是一種優美的室內民謠，在閩南和台灣的閩南地區廣受歡迎（參見呂吹寬的這篇讚詞）。南管的旋律被融入當地的道教儀式中——儘管我曾指出，施舟人可能高估了1986年在巴黎舉行的一場音樂會對閩南道教復興的重要性。

* * *

上海功德

在上海城隍廟舉行的施舟人紀念法會。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道觀曾為施舟人舉行過紀念法會（列表見此處和此處）。在「六七」期間，道觀的僧侶們舉行了升度功德到場儀式：在蘇州玄妙觀，那裡舉行了一些最具特色的儀式片段；以及在福建霍童山。第七個「七」的道教儀式分別在上海、福州、龍虎山和北京舉行。

克里斯托弗·施舟人的著作是一系列學科的標杆，牢固地確立了道教研究——尤其是其道教儀式——作為我們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素的地位。

陳國符，工業化學家和教育家，也是《道藏》研究領域及中國煉丹史的世界領先學者與權威。他長期致力於纖維素化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及《道藏》研究，培養出一批教學與科研的骨幹人才，並對《道藏》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最突出的成就是開闢了《道藏》研究這一新的學術領域和對《道藏》的目錄學及《道藏》中國外丹黃白朮（即中國煉丹術）史料的基礎研究。

1914年11月19日　出生於江蘇省常熟縣。

1932年　考入上海中山醫學院，后因病休學。

1937年　畢業於浙江大學化工系，獲工學學士學位。

1937—1942年　在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化學系攻讀纖維素化學專業學位並從事研究工作。於1939年獲特許工程師學位，1942年獲工學博士學位。

1942—1946年　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工學院副教授、教授，兼理學院化學系教授。

1946—1948年　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紙業組簡任技正。

1948—1952年　任北京大學化工系教授、化學系教授，曾任化工系系主任。

1952—1971年　任天津大學化工系教授，天津市造紙學會理事，中國林業化學化工學會理事，《化工學報》編委。

1971—1980年　任天津輕工業學院化工系造紙專業教授。

1979年9月　應特邀參加瑞士蘇黎士第三屆國際道教研究學術會議，發表關於中國外丹黃白朮的論文4篇。之後在法國巴黎大學高等研究院做短期指導研究。

1981年—　任天津大學應用化學系教授，曾任中國宗教學會理事。

1983年1—3月　應邀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洲研究院講學與指導研究。

陳國符1914年11月19日出生於一個知識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陳家酷愛藏書，留下不少線裝書籍，他的父親陳熙成也酷愛讀書與藏書。陳國符自幼喜歡在父親的書房中翻書和讀書，在父親的指導下學習古漢語及中國歷史。1926年陳國符考入江蘇省江陰縣南菁中學。該校以嚴謹治學而聞名於當地。在此良好的環境中，陳國符在英語及數理化諸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於1932年以優異的成績從該校理科畢業。陳國符在中學讀書期間，曾讀過經學大師王國維的論著，這對他產生很大的影響。他深感自己在文史方面知識的不足，因此每年寒暑假回家都刻苦自學文史方面的書籍，並立志做大學問家。從南菁中學畢業后，他同時考取上海中山醫學院（現上海第一醫學院）、浙江大學及上海交通大學，並進入上海中山醫學院學習醫學，后因病休學。病癒一年後，又考入浙江大學化工系，1937年畢業並獲工學學士學位后，抱著發揚光大祖國造紙技術的理想，赴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TechnischenHochschuleDarmstadt）化學系主修纖維素化學。德國大學重視實踐，自教授至助教無不以做研究工作為主，教授尤其率先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陳國符的導師G．耶姆（Jayme）教授是纖維素化學方面的國際權威，以要求嚴格、細緻、準確而著稱。在耶姆教授的指導下，陳國符在實驗室受到了嚴格的訓練，學到了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紙漿的黃酸酯化反應的研究，經多次實驗終於獲得成功，並用此方法又進行了各種紙漿的實驗，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並在德國期刊上發表。陳國符於1939年獲特許工程師學位，1942年獲工學博士學位。

陳國符留德期間，正值二次大戰，他十分懷念祖國，當博士論文答辯一結束，便毅然冒著戰火的危險，踏上回國的旅程。由於當時沒有錢，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書籍、物品留給房東，只帶了一個裝隨身衣物的小皮箱，經陸路回國。當他到達土耳其的安卡拉時，身邊已分文皆無，在我國駐安卡拉領事館的資助下，才得以回到當時大後方的昆明。

回國后，陳國符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副教授，次年任教授，當時年僅28歲，是當時西南聯合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之一。由於當時正處抗戰時期，資金短缺，條件艱苦，無法開展研究工作，他主要在西南聯合大學搞教學工作。按西南聯合大學當時規定，教授必須開出三門課程：一門基礎課，一門專業課，一門外語。陳國符在化工系開設了工業化學、造紙機械及化學專業德文三門課並編寫了英文教材數種。陳國符在教學中對學生要求嚴格，但同時又是學生們的朋友，經常參加學生組織的活動並支持當時的民主運動。在西南聯合大學期間，在思想上深受共產黨的影響。聞一多教授被暗殺后，他是參加抗議遊行的少數幾位教授之一。

1946年，西南聯合大學解散，陸續遷回北平、天津。陳國符到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任簡任技正。任職其間，他目睹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深感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1948年應北京大學工學院院長馬大猷的邀請，毅然離開南京攜妻子取道海路北上（當時鐵路已斷），到達北平，任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工系教授和系主任，併兼理學院化學系教授。不久北平解放，周恩來總理接見了北平的知識界人士，陳國符也參加了接見。

1952年院系調整后，陳國符赴新成立的天津大學化工系創建造紙專業。當時百廢待舉，條件比較困難。陳國符第一次在中國開設了纖維素化學課，並於1956年開始著手進行纖維素化學的研究工作。他是天津大學最早招收研究生的教授之一（1956年），並且是國內率先開展纖維素化學研究工作的學者。陳國符對天津大學化工系及校圖書館的建設也做出了貢獻。他還參與了建國初期國家科技發展規劃的制定工作，他曾先後擔任天津造紙學會理事，中國林業化學化工學會理事及《化工學報》編委，併當選為天津市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陳國符於1982年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

陳國符治學範圍涉及理工和文史兩大領域，並且在兩大領域均取得成就，這是難能可貴的。

成就

陳國符為纖維素化學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並將嚴肅、認真、細緻、準確的工作作風傳給了後人。紙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這一發明為世界文明與進步做出了不朽的貢獻，然而對於造紙技術的研究，在中國卻很落後。新中國成立時，作為造紙技術基礎理論的纖維素化學，其課程設置及科研在國內尚

屬空白。為填補這一空白，陳國符於1953年成立天津大學化工系造紙教研室后，率先在國內開設了纖維素化學課程，並親自編寫講義和教材。他所編寫的教材及講義有《植物纖維素化學》《木材與纖維素化學講稿》《造紙化學講義》等多種。其中《植物纖維化學》一書由他多次編寫並由輕工業出版社出版，哺育了幾代科研、教學及工程技術人才。他在自傳中寫道：「當時訂閱全世界各國有關之專門期刊，所以講課及講義皆表達當時之國際學術水平。講課範圍包括製漿造紙化學、植物解剖學、製漿造紙機械……。」為了加快培養纖維素化學的教學及科研人才，陳國符除了講課外，還挑選、培養助手，加緊實驗室建設，並接受由中國科學院所屬機構及兄弟院校選送來的進修人員，在天津大學建立起一個纖維素化學教學與科研中心，為國家培養出一批教學與科研的骨幹人才。由他領導的研究組在當時完成了多項國家下達的科研課題，發表論文十餘篇，在有關過醋酸法全纖維素製備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成果，為我國造紙工業的發展和纖維素化學學科的形成做出了貢獻。

陳國符將德國大學的辦學作風帶回中國，在教學中十分重視對學生實際動手能力的培養。他親自下實驗室，對研究助手及研究生予以嚴格的實驗室訓練。他要求極嚴，不惜從小事抓起，如每天工作結束，必須將實驗室的儀器整理放好，器皿刷洗乾淨，不許帶一滴水珠；走前要將實驗室打掃乾淨，檢查電源、煤氣、水是否關閉。他從來不帶實驗室鑰匙，將其交給學生管理。每天早上8點上班，他總是7點半到達，學生怕老師等，誰也不敢遲到。他進實驗室第一件事就是先檢查各項要求是否做到，在他的實驗室中從來未出過事故。他重視實驗室的基本建設，從訂購儀器，到拆箱、安裝調試，事必躬親，一絲不苟，在他主持工作期間從未發生過損壞儀器的事故。陳國符工作勤奮，晚上也去圖書館看書，有時還要到實驗室去查看學生的工作情況。研究生或助手找他研究問題或答疑，經常是在吃飯的時候。1963年《光明日報》專門報道了陳國符嚴格、細緻的工作作風及強調基本功訓練的事迹。他的這些基礎性的工作為開展科研工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陳國符的一些學生及助手，回憶起跟著他工作的這一段時間，無不感到獲益匪淺，並將言傳身教給下一代。

《道藏》史料的研究

陳國符是《道藏》研究領域的開創者並且是這一研究領域中的不可替代的世界領先學者。他用科學的方法對《道藏》中的自然科學價值進行了創造性的發掘、整理，為後人的研究鋪平了道路。

陳國符研究《道藏》及中國煉丹術的歷史應追溯到他在浙江大學學習期間。陳國符在《科學月刊》（ScienceMonthly）上看到一篇有關介紹中國煉丹術的文章，出於愛國熱情及民族自豪感，他把這篇文章譯成中文並發表在《化學》雜誌（1937年）上，引起這篇文章的作者——研究中國煉丹術的先驅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有機化學教授T．L．戴維斯（Davis）的注意。陳國符到德國留學后，他設法與陳國符取得了聯繫，討論有關中國煉丹術的學術問題。陳國符在此其間，應戴維斯之邀將《道藏》中的《丹經要訣》翻譯成英文，並翻譯了有關孫思邈傳記的一些原始材料。從此，他開始接觸《道藏》中有關中國煉丹術的史料，並開始利用業餘時間翻閱和摘錄。回國任教后，他半周在昆明市內授課，半周住在龍泉鎮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潛心研讀《道藏》。

《道藏》是歷代道教文獻的彙集，共有5400多卷（影印本1100餘冊），除宗教外，內容涉及理、工、農、醫、文史各方面的知識。陳國符以中學理科、大學工科出身者來研究如此浩繁之《道藏》，卻可以衝破難關，深入研究，確非偶然。這與他從青少年時期就重視文史知識的學習和積累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是分不開的。事實上在陳國符幾十年的治學生涯中，始終伴隨有一「副業」，這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學習。有人稱其為「雜家」，而他並非滿足於一般的了解，而是有目的的準備和深入的學習，以便把這些知識用於他的研究中。

在初步接觸《道藏》后，他即認識到「自明代以來已無道士能讀《道藏》」而「儒者僅用《道藏》來校勘諸子、釋子……」，「如此浩繁之《道藏》實為未開墾之廣大學術新園地，即決心研究《道藏》。」但「《道藏》之各部分對於研究者而論皆是無前例可循之材料，必須先創造研究方法，並且又需文史與理工兼通，工作非常艱難。」「……在此情形之下，我對浩繁之《道藏》毫不畏懼和退卻，反而以初生牛犢不怕虎之精神，毫不猶豫，研究全藏。現回憶研究全藏有諸多好處，即現雖研究《道藏》某部分，但對於全藏腦中必須有清楚之總觀念，如此才不致於犯大錯誤。迄今為止，已翻閱全藏多次。」閱讀全藏，談何容易，陳國符當時傾全力進行研讀，他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和耐力，「自晨6點至晚7點除午睡及就餐稍費時外，集中精力研究」，持續一年多。他常說那是他一生工作中最有效率的一段時期，是他研究《道藏》的重要階段。在這一時期，他完成了研究《道藏》的開拓性的巨著《道藏源流考》主要部分的手稿。1946年他在南京任職期間「幾乎每日下午皆往金陵大學圖書館翻檢全國地方志，前往國學圖書館與澤學書庫翻閱宋、金、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宮觀志，摘錄歷代《道藏》與道書儲藏處所，增入《道藏源流考》。

194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道藏源流考》」。這本巨著被有關的國內外學者稱為「經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讀書，而陳國符確是迄今為止中國或許是世界上唯一全部翻閱《道藏》的人，並且是深入研究《道藏》中各方面史料的學者。在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宗教研究是禁區，並且由於多數人不懂《道藏》研究的意義，誤解和偏見都是存在的。但陳國符不畏艱難，堅持自己選定的道路，無論條件如何，始終堅持研究工作。1949年以後他收集整理了大量材料，寫成多篇研究論文，其中有《道教齋醮儀源流考略稿》《南北朝天師道考長編》《中國外丹黃白朮考論略稿》《說周易參同契與內丹外丹》，以及《道藏札記》增十條，其中涉及有關道教各宗派，有關道觀史，有關高道傳記，有關自然科學史料及其他問題。這些論文均彙集於1963年出版的他的論文集《道藏源流考（增訂版）》中。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陳國符受到嚴重的衝擊和迫害，研究工作中斷。更令人惋惜的是他多年研究《道藏》的一些未發表的手稿及資料連同許多被認為是「四舊」和「糟粕」的線裝書被燒毀，其餘的線裝書也被查抄，他本人也被批判鬥爭。但陳國符並未就此罷休，而且越在困難的時刻，越顯出開朗、樂觀的性格。解除對他的集中「審查」后，他便利用家中未被抄走的中醫書如《黃帝內經》《本草綱目》及其他本草書等，開始研究和學習中醫及中草藥學，為進一步研究《道藏》中外丹黃白朮史料做準備。

1973年，陳國符開始深入研究中國外丹黃白朮。所謂外丹黃白朮即煉丹術，「外丹」是用藥煉成的，服了之後據說可以長生不老。「黃白」是用藥煉成的假金銀，其物理性質與金銀相似，「術」就是法，就是辦法。在《道藏》中稱煉丹術為外丹黃白朮。由於道士煉丹是神秘的，因此其中煉丹術語也是隱秘的，外人是不懂的。要想搞懂外丹黃白朮所用的化學反應，首先應搞清這些煉丹方法所用術語的含義以及這些方法出現的朝代與所用術語名稱的演變。這是非常困難的問題。陳國符創造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並遵循清初以來考證大師之典型」攻克一個個難關，終於在中國外丹黃白朮研究中取得突破，解決了上述難題。到1979年8月已寫成近20萬字的四篇論文，其中包括《中國外丹黃白法詞誼考錄》《中國外丹黃白經訣出世朝代考》《石葯爾雅補與注》《中國外丹黃白法所用草木葯錄》，這就是被他的同行稱之為「輝煌的著作」的《道藏源流續考》的基本內容。1977年在北京召開的《化學發展簡史》審稿會上，陳國符帶來了《道藏源流續考》手稿與同行切磋，並做了題為《道藏經中外丹黃白朮材料的整理（即研究法）》的報告，聽眾反應強烈，本來安排半小時的報告應到會者的要求延長為半天。此報告后略加增訂，發表於《化學通報》1979年第六期上。

與此同時，世界各國研究道教及中國化學史的學者都在關注著陳國符的研究。為爭取陳國符參加於1973年召開的第二屆國際道教研究學術會，美國學術團體會議（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y）的主席F．布克哈特（Burkhardt）曾兩次致函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但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均未成功。

1979年9月3日至9日，陳國符與王明出席了在瑞士蘇黎士召開的第三屆國際道教研究學術會議，受到熱烈歡迎。陳國符在會上發表了關於中國外丹黃白朮研究的四篇論文。會議后，又應法國學者K．M．施舟人（Schipper）的邀請赴巴黎從事三周的指導研究。回國后，一方面聯繫出版這些論文，一方面又接著做了許多增訂及補充的工作。由於當時國內出版專著很困難，而且《道藏》研究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陳國符四處奔走聯繫出版事宜，均未成功。最後在香港里仁書局出版了他從1973年至1979年有關中國外丹黃白朮的學術研究的論文集《道藏源流續考》。

1980年，應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鄭天挺的邀請，陳國符出席「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會上宣讀了論文《明代道教音樂考稿》。此後，陳國符將此篇論文進一步擴充並增補若干條注以《明清道教音樂考稿（I）》為題刊載於《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2輯上，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陳國符接著又對北宋玉音法事線譜進行研究，寫成論文《北宋玉音法事線譜考稿（I）》。1985年12月應邀參加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道教法事與音樂討論會」，宣讀了這篇論文。在開會期間受到香港有關學術界及宗教界的熱烈歡迎。陳國符非常關心和積極倡導搶救整理中國的道教音樂。1987年10月應邀參加了由上海音樂學院及上海道教協會舉行的「上海、常熟、茅山道教音樂鑒定會」，在鑒定書上鄭重簽字。

陳國符對道觀也做了較深入的研究。40年代，他親自考察各地道教名山的道觀。1983年1月至3月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柳存仁的邀請做指導研究，並給該校亞洲研究院中文系與東方歷史系的教授、講師、研究生做研究報告三次，其中一次報告了他的《道觀史研究導論（I）〈殿宇〉》，他還準備寫第（Ⅱ）、（Ⅲ）部分。

除此之外，陳國符繼續對《道藏》中外丹黃白朮進行研究，並對《道藏源流續考》做了較多的增訂，定名為《中國外丹黃白朮考》，已交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另外還有十餘篇尚待完成的手搞，涉及《道藏》研究的諸方面。陳國符在《道藏》研究領域中貢獻很多，但最主要的有兩方面：

1．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方法對《道藏》進行目錄學方面的研究

搞清《道藏》是如何編纂、寫作、發行以及何時成書，「此為道教文獻研究中最為基本的工作之一」。《道藏》的編纂過程分為三個時期，在每個時期的後期，或因戰亂，或因宗教之爭均「劫餘焚燼」使「記載缺略、源流不彰」。陳國符在卷帙浩繁的《道藏》中「開闢橫縱兩條路。橫向：《道藏》分三洞、四輔部，故撰《三洞、四輔之淵源及傳授》。縱向：《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則完全翻閱《道藏》，摘錄材料撰成。甚為特殊之道書虛目亦考明之」。根據陳國符考明的脈絡，後人才能進入《道藏》這一領域進行研究。他的巨著《道藏源流考》被廣泛引用，他的這一重大貢獻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評價。

2．對中國外丹黃白朮的基礎研究

關於詞義考方面共收煉丹術語323項，每項含多個詞，實際上是煉丹術語的小詞典。考明詞義相當困難，陳國符創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在「詞義考中，用綜合，綜合中有分析，分析中有綜合，先考明六七個常用詞義，於是鑽入此丹經訣中。」「除考明詞義外，又考明數詞同義，一詞數義，互相有關之諸詞，一詞在不同情形之下之使用。」雖稱詞義考，實際上也包括煉丹儀器考，陳國符據煉丹原文，復原繪製了許多儀器圖，用現代工程畫法描出幾何投影圖，並儘可能註明尺寸。關於詞義的研究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化學實驗具有重要意義，是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的突破。

關於丹經年代考，也是陳國符外丹黃白朮研究中的主要貢獻。《道藏》煉丹術的年代少有記載，大多無法確定，這就大大影響了研究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方法大多是推測和估計，陳國符創造性地運用「據韻文用韻考定」，系統地把它們變為科學的斷代。此外，陳國符還使用歷代地理志，據書中出現的地名考定，據歷代書目、歷代藝文志、道書引書目考定，據各時代用鼎器不同考定，據各時代加藥術語（復薦、鋪蓋）不同考定，共考定年代的丹經、丹訣四十餘種，成為研究者引用的依據和出發點，解決了外丹研究中的大問題。

對外丹經書原作做補充，亦屬該研究中一重要業績。如對《石葯爾雅》的補與注。此書是唐元和丙戍（公元806年）年梅彪撰，包括二百多種物質和丹名，但不完全。陳國符做了補充工作，非常有益於研究，是屬於掃清研究障礙的工作。

總之，陳國符對中國外丹黃白朮的研究，攻克了難關，開闢了道路，為以後煉丹術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有關自然科學史專家認為「這是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上的一個飛躍」。

陳國符治學有其獨到之處。他認為治學必須有科學的方法，而這些方法是建立在各方面有關知識的深入研究和融匯貫通上的。就像攻堡壘，首先要掃清障礙，障礙掃清了，堡壘不攻自破。他認為治《道藏》不能一點點的搞，要一塊塊地搞，否則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是極容易出錯的。他對《道藏》目錄學的研究及對外丹黃白朮的研究都是這樣做的，特別是有關外丹黃白朮的研究，從30—40年代翻譯戴維斯的論文和與他合作研究，至50年代寫出第一篇有關外丹黃白朮史的論文，直至70年代末基本完成外丹黃白朮的基礎研究，歷時30多年，中間的間歇當然有歷史及各方面的原因，但並非停止研究，而是搜集素材，學習和研究有關的知識，包括文字學、音韻學、中國歷史、地理、文學、中醫、中藥學等各方面，在此基礎上才有70—80年代的研究成果。對於《道藏》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本著這種方法和精神進行的。

陳國符在研究學問上有強烈的進取心，從不滿足已有的成績。他淡泊名利，認為人生的價值在於做創造性的工作，活一天就要做創造性的工作一天，要為後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財富。

陳國符治學極為嚴謹，他發表的每一篇論文都是有相當功力的，都是經過反覆推敲的研究成果的結晶。他曾為審查一篇文章，查閱文獻，反覆研究，歷時半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無根據的擬說，認為這是對學問的不負責任。

陳國符虛心好學不恥下問。為研究道教音樂，他曾拜天津越劇團某老琴師為師，登門求教。他經常和南開大學的許多文科教授切磋學問。這些均反映他虛心好學的精神。

陳國符工作極為勤奮，幾乎所有時間均花在搞學問上。他最大的樂趣就是解決難題並獲得成功。他沒有任何嗜好，甚至連茶都不飲。他好像生來就是為了讀書、研究、工作的。他的辛勤勞動換來了豐碩的成果及國內外學者對他的尊敬。在國內外許多學者的論著及通信中，都對他的著作評價很高。他每次出席國內外會議或訪問研究或講學均受到熱烈的歡迎。

陳國符對年輕人熱情慷慨，鼓勵和支持他們進行研究工作，甚至將自己未發表的手稿，提供給他們參考。對年輕人提出的問題總是不厭其煩地給予解答。雖然他年事已高，工作上也頗感力不從心，但仍努力工作以完成自己的研究計劃，爭取為後人留下更多的東西。

出版圖書

陳國符道藏研究論文集

作者名稱陳國符

作品時間2004-04-01

《陳國符道藏研究論文集》是2004年出版的一本圖書，作者是陳國符。

道藏源流考（新修訂版）

作者名稱陳國符

作品時間2014-10-11

《道藏源流考（新修訂版）》是201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陳國符。

中國外丹黃白法考

作者名稱陳國符

《中國外丹黃白法考》是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主要論著

播報

編輯

1　陳國符譯．中國煉丹術．化學，1937．

2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49．

3　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朮考論略稿．化學通報，1954（12）：603607．

4　陳國符．說周易參同契．天津大學學報，1957（6）：化工類11—19．

5　陳國符．植物纖維化學．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61．

6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1963．

7　陳國符，鄭延齡，張毓英．葦漿精製．化學學報，1966，22（3）：147—155．

8　陳國符．道藏經中外丹黃白朮材料的整理．化學通報，1979（6）：78—87．

9　陳國符，鄔義明，陳振基．浙江琰竹分析．全國林產化學學術會議資料，1979．

10　陳國符，鄔義明，劉志連．羅布麻的化學分析．全國林產化學學術會議學術資料，1979．

11　陳國符，鄔義明，陳振基．葦漿的鹼溶高聚糖對於其打漿行為的影響．全國林學林產化學化工論文集．北京：林業出版社，1981．

12　陳國符，崔殿元，戴廷哲．葦漿氯化．全國林學林產化學化工論文集．北京：林業出版社，1981．

13　陳國符，陳有地．用過醋酸法製備綜纖維素鹼抽提．全國林學林產化學化工論文集．北京：林業出版社，1981．

14　陳國符，鄭延齡，臧己．用過醋酸法製備綜纖維素I，Ⅱ．全國林學林產化學化工論文集．北京：林業出版社，1981．

15　陳國符．明清道教音樂考稿（I）．中華文史論叢，1981（2）：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

16　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朮希用草木葯錄．天津大學學報，1981（2）2940．

17　陳國符．石葯爾雅補與注．世界宗教研究，1981（3）：14—35．

18　陳國符，鄔義明主編．植物纖維化學．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81．

19　陳國符．明代道教音樂考稿·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20　陳國符．道藏經中若干可供研究中國古代自然科學與技術之史料．自然科學史研究，1983（3）：216．

21　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香港：里仁書局，1983．

22　余惠生，陳國符．樺木（BetulaPlatyphylla）溴一二氧雜環已烷法綜纖維素製備研究．化工學報，1985（3）：366．

23　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朮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陳國符與《道藏源流考》之新修訂版

先師陳國符教授和先師王明研究員都是中國道教學研究領域的拓荒者，特別是陳國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是學術界第一部研究《道藏》的名著。他被日本學者稱為全世界研究《道藏》的「第一人者」，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學術聲譽。

1979年9月3日至9日，第三次國際道教學研究會議在瑞士蘇黎世舉行，首次邀請中國大陸學者參加會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明研究員和天津大學的陳國符教授代表中國大陸出席了會議。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直至「文革」，在中國大陸一直鍥而不捨地專門研究道教文化的學者也只有他們兩位了。

陳國符教授1914年11月30日（農曆十月十四日）生於江蘇省常熟市的書香門第。其父陳熙成是畢業於京師大學堂的學者，其母吳靜貞乃江陰名媛，其姐陳樹儀、陳樹仁、陳樹德亦為留學歐美的博士。陳國符少年時代秉承家教，初就讀於頗負盛名的南菁中學，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功底。此後又曾就讀於上海中山醫學院，繼之考入浙江大學化工系，1937年獲工學學士學位。隨即飄洋渡海，至德國達姆施塔特(Darmstadt)工業大學化學系留學，在著名纖維素化學權威耶姆(G.Jayme)教授的指導下主修纖維素化學。陳國符首先將作為造紙術基礎理論的纖維素化學引入中國，填補了國內這門學科的空白。1942年，年僅28歲的陳國符受聘為西南聯大化工系副教授，開設工業化學、造紙與人造絲、化學德文等課程，並結識了先師楊石先教授。楊石先教授生於1897年，比陳國符年長17歲。楊石先教授早年先後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和耶魯大學，回國后執教於南開大學化學系，是我國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師。在西南聯大期間，楊石先教授任理學院化學系主任兼師範學院理化系主任。後來楊石先教授又被推舉為西南聯大教務長，和陳國符教授交往日深。

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后遷回北平和天津。陳國符教授先是在南京任資源委員會紙業組技正，曾隨錢昌照等人赴台灣接收日本留下的造紙廠。1947年又應北京大學工學院院長馬大猷教授邀請，受聘為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陳國符於是辭去南京的職務，回常熟家中與本邑女子孫曼華完婚，並於1948年攜妻北上，到北京大學工學院任教。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陳國符教授調任天津大學化工系，創建造紙專業，在國內首開纖維素化學課程，並在天津大學建立起一個纖維素化學教學與科研中心。當時楊石先教授任南開大學校長、全國化學會理事長等要職。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校園相鄰相通，楊石先教授也多次幫助陳國符教授。例如陳國符教授的一些論著多由楊石先推薦出版。「文革」期間，陳國符教授一度被迫調入天津輕工業學院，也是楊石先教授出面幫他重回天津大學的。

陳國符教授對《道藏》的研究開始甚早。還在浙江大學化工系讀書期間，他在《科學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讀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有機化學教授戴維斯（Tenny L. Davis）介紹中國煉丹術的論文，出於一種民族自豪感將其譯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化學》雜誌上，從此和《道藏》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1942年到西南聯大任教之後，陳國符遂開始通讀全部《正統道藏》和《萬曆續道藏》，收集資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當時他半周時間在西南聯大工學院授課，半周時間去昆明龍泉鎮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閱讀《道藏》。《道藏》卷帙浩繁，他每日晨6時至晚11時，除午睡及就餐外，傾力研讀，歷時年余，終於通讀全藏，積稿盈尺，初步釐清了《道藏》三洞四輔之脈絡。當時西南聯大中文系羅常培教授見陳國符日夜研讀《道藏》，初以為其意在從中搜尋外丹黃白朮資料，及經詢談，方知他致力於《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讚賞，提出修改意見，儘力促成此書的出版，並為之作序。

陳國符在南菁中學讀書期間就曾廣泛閱讀有清一代國學大師的著作，尤其推崇王國維的學問。據其《簡明自傳》云：「先父喜購書，家中藏書不少。我自幼喜歡博覽諸書，經、史、子、集無所不讀，至1942年我的知識範圍已包括文史、戲曲、金石、營造學等。1942年春，在昆明龍泉鎮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始得見如此卷帙浩繁之《道藏》」，「《道藏》實為未開墾之廣大的學術新園地，即決心研究《道藏》」。1943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陳國符又花數年時間反覆修改，續加補苴。

1946年陳國符在任職南京期間，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學圖書館翻閱全國地方志，又到國學圖書館、澤存書庫翻閱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親赴龍虎山、茅山、當塗、武進、吳縣調查收集資料，補入《道藏源流考》。《道藏源流考》經羅常培推薦自194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后，海內外學人為之轟動，《道藏》之研究遂得一入門鑰匙。

在天津大學任教期間，陳國符教授繼續對外丹黃白朮、道教音樂、宮觀、道派、醫藥、人物傳記深入研究，1963年又出增訂版《道藏源流考》，在海內外贏得很高的學術聲譽。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馮文潛教授，亦給陳國符閱覽《道藏》提供便利，南開大學副校長、歷史系主任鄭天挺教授亦在學問上和他多有切磋。

《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對《道藏》經書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術專著，陳國符教授對《道藏》研究的開創之功是無人能替代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博士稱陳國符教授是「道教煉丹術與早期化學的闡明者」，「是道教文獻與煉丹史的權威」。

在1972年於日本召開的第二屆國際道教學研究會議上，大會主持人指著主席台感慨地說：「這裡有一個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給中國大陸學者陳國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與會。」「文革」結束后，陳國符教授不僅於1979年參加了在瑞士召開的第三屆國際道教學研究會議，還出訪了歐洲。1983年又赴澳大利亞講學。1985年他去香港參加道教法事音樂研討會，一位美國教授對他說：「你是中國的國寶。」許多與會者說：「沒有《道藏源流考》，我們就無法進入道教王國。」

後來陳國符教授又對中國古老神秘的煉丹術進行了深入研究。他研究了《外丹黃白經訣》，進行了詞意考，並用音韻學考據出經訣的寫作年代，發現了一些《本草綱目》中未見記載的中草藥和許多無機藥物。這些研究成果都被收入他的另一部名著《道藏源流續考》中。直到他2000年8月20日逝世，國際道教文化學術領域的學者們一直把他仰為泰山北斗，密切關注著他這一學科帶頭人的研究動向。

我於1964年考入南開大學化學系，有幸跟隨恩師楊石先教授學習。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地方的醫藥衛生部門和化工技術部門工作。1979年，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師從著名物理學家、中山大學副校長黃友謀教授讀研究生，並結識了其密友內丹學家無憂子師，得《周易參同契》丹道法訣之傳。從此，我對《周易參同契》這本書產生了研究興趣。1982年春，楊石先教授在天津家中向我介紹了陳國符教授的學術研究情況，稱讚他是學術界文理兼通的奇才，說由陳國符教授指導我研究《道藏》，將來必有成就，還吩咐他的長子楊啟勛兄帶我到天津大學六村一號樓三門201室拜見陳國符教授。陳國符教授家中客廳的茶几和沙發上擺滿書，他還帶有纖維素化學專業的研究生，正在編寫講義。陳國符教授要求我每天晚飯後到他家聽他講一個小時的課。我於1982年3月在南開大學芝琴樓招待所住了16天，月底才順便回故鄉吳橋探親，連告別共有14日受教於陳國符教授。

陳國符教授講述了他個人研究《道藏》的歷史和治學方法，要我先從閱讀王國維的著作中去尋找治學之路，以考據學為根基研讀《道藏》原典。他說，要做他的學生就必須狠下心來通讀5485卷全部《道藏》。陳國符教授自幼文理兼修，學無不窺，對全部《道藏》已翻閱多遍，爛熟於胸，在治學方法上私淑王國維先生。我年輕時本自視甚高，這次見到學貫中西兼通數門外語的陳國符教授，自愧不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陳國符教授說：「人一生要成就一門學問，光聰明是不夠的，還要刻苦，鍥而不捨，敢行人所不堪行者，就是要付出常人難以承受的心血和勞動。」這句話我一直銘記在心。陳國符教授把我每天的時間安排得很緊，每次講課後都把當天應看的書和資料叫我帶回去。那時他正修訂自己的《道藏源流考》，書上有許多改筆，還有沒出版的《道藏源流續考》書稿和論文，都囑我複印后細細閱讀。那是一段十分緊張而又疲於奔命的日子——我每夜讀到凌晨，白天又到圖書館讀書並將重要資料複印下來，中午稍睡片刻以便晚上精力充沛地聽課。陳國符教授後來編成《道藏源流續考》，由台灣明文書局1983年出版。他對原《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訂版重新修改的稿本，也囑我幫他查資料整理。

當年我畢業分配到山東大學任教，遂按陳國符教授的指導終於寫成《中國科學史上的〈周易參同契〉》一文，發表在山東大學《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明研究員讀到此文後，給《文史哲》編輯部來信詢問我的情況。當得知這篇論文出自一個理工科學者之手后很驚異，特別是知道陳國符教授曾指導我研究《道藏》，就更為讚賞，遂來信邀我報考他的1984級博士研究生。錢學森教授也建議我改行研究道教，以便破解內丹學之秘，為人體科學作出貢獻。在徵得楊石先教授同意后，我考取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84級博士研究生，茲后追隨導師王明研究員8年，成長為道家與道教研究領域的學者。這期間，我和陳國符教授續有交往，特別是1993年我收到陳國符教授寄來的一張賀年卡，邀我到他家談論學術問題。現在回想起來，是與陳國符教授14天的師生之誼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命運和學術之路，他確實是我一生不可替代的恩師。

陳國符教授仙逝后，陳師之哲嗣陳啟新先生將整理出版陳國符先生遺著和重新修訂《道藏源流考》的任務委託給我，並送來4麻袋陳國符教授生前留下的資料。我隨即邀中華書局的責任編輯馮寶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幾度寒暑，已經完成了上冊的整理，原計劃於2006年底完工出版《道藏源流考》新修訂版。然而沒想到，我在2006年春患了「基底細胞癌」，2009年又患上「特發性震顫」，難以繼續工作。我建議台灣學者李顯光先生認真學習陳國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由此入門突破學術難關。幾年後，李顯光先生摸清了陳國符教授寫作《道藏源流考》的規律，並具備了考據學的功力，水平已非止一般。這時我所患病基本痊癒。更可喜的是，國家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將《道藏源流考》的整理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給予資助，遂確定和李顯光先生共同承擔了此書的整理。今年是陳國符教授的百年誕辰，我和李顯光先生已將《道藏源流考》新修訂版整理完畢，中華書局將在陳國符教授百年誕辰的紀念會上隆重舉行此書的首發式。

海內外道教研究領域的學者幾乎每一個人都曾從陳國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我雖僅受教14天，但他指導我寫出的那篇《中國科學史上的〈周易參同契〉》一文卻改變了我的命運。但願《道藏源流考》的新修訂版早日問世，並通過此書使海內外學人廣沐陳國符教授之教澤。值此陳國符教授百年誕辰之際，僅以此文以志紀念。

文/胡孚琛

施舟人（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1934年10月23日－2021年2月18日），又名里克·施舟人（Rik Schipper），中文名施舟人，荷蘭漢學家。他於1993年受聘於萊頓大學，擔任東方學教授。施舟人曾任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後任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道教史研究主任。他曾任法國學院中國高等研究所所長。他還曾在福州大學和漳州學院任教。退休后，他與妻子袁炳玲移居中國福建福州。

早年生活與教育

施舟人於1934年10月23日出生於埃達市耶恩斯科格（Järnskog）。席佩爾在荷蘭埃丹附近長大。

他的父親克拉斯·阿貝·席佩爾（Klaas Abe Schipper）是一位門諾派基督教牧師，母親約翰娜·席佩爾（Johanna Schipper）是一位虔誠的信徒。以色列亞德瓦謝姆大屠殺紀念中心授予這對夫婦「國際義人」稱號，以表彰他們在二戰期間德佔荷蘭期間藏匿猶太人的努力。

施舟人曾在台灣學習。他對道教的儀式和儀軌非常感興趣。這些儀軌的知識只能在家庭內部傳承。他被一個友善的家庭收養，因此得以接受道教訓練。1968年，他被正式任命為道教正一派的道士。他組織並主編了第一部對明代《道藏》1500部經書進行完整科學研究的著作。

施舟人於1995年成為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施舟人還有一名中國博生生，這個人來歷不尋常，他叫封從德，現在的中老年人應該還記得。怎麼回事？

封從德於1982年入讀北京大學，1986年因成績優秀，被保送北京大學遙感技術應用研究所（今北京大學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研究所）研究計算機識別衛星圖象專家系統，1988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工業部高級程序員證書，1989年5月獲波士頓大學五年博士學位獎學金。1987年元旦的天安門學生遊行事件中，封從德是北大三十一個被捕的學生之一。六四事件期間當選北大籌委會常委、北高聯主席，及任天安門廣場絕食團和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副總指揮。封從德和其主持的廣播站，在1989年6月4日凌晨通過口頭表決的方式，成功地組織了天安門廣場學生最後的撤離，避免了更大的傷亡。6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解散高自聯。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將他列為21名高自聯骨幹之一，受到全國通緝。

流亡遊學

六四事件后，封從德在中國大陸逃亡的十個月中感悟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遂棄理從文，前往法國避難後轉入高等研究應用學院宗教歷史系，師從深諳道教和中國傳統民間社會的施舟人教授，1995年獲碩士文憑，1996年通過博士候選資格答辯。1997年在荷蘭萊頓大學研究儒家學說，1999年回法國撰寫博士論文研究道教和中醫。同時，在2001年創建《六四檔案》網站，其中收錄了一些文字資料、照片、報道和回憶、評論文章、書籍以及音頻、影片。[4]2003年7月獲得博士學位。獲得博士學位后，以設計網路資料庫為業。2009年其作品《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完稿。2011年創辦網路「孫文學校」。2013年為天安門民主大學復校籌備組成員之一。現主編《六四檔案（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網站，並主持天安門民主大學。

2019年6月2日，封從德從日本乘飛機往香港，準備出席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悼念晚會，但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拒絕入境並原機遣返。

2009年余英時教授為其回憶著作《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寫序，余先生稱讚該書「驚心動魄，一字千金」。

2014年8月20日，封從德在《時報周刊》的專訪中說，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明裡暗裡結構性地推波助瀾，「推明星以毀民運」，二十幾年屢試不爽，民運組織幾無招架之力，王丹即是此類「明星領袖」之一；愛作秀的明星也愛篡改歷史，「六四屠城之前，群情激憤萬眾一心，就比誰都激進和高調；屠城之後，規避責任，就塗改得之前就比誰都溫和」，他的著作《六四日記》與本年7月他在《開放雜誌》發表的文章即有細述王丹如何在《王丹回憶錄》中纂亂史實，王有才、熊焱、劉剛等等許多當事人的回憶亦多有見證；若王丹真有高度的防共意識，王丹應該好好規勸其學生如陳為廷，別在不同場合都穿著共產黨領袖馬克思、列寧、切格瓦拉頭像的T恤，更不要一方面號稱防止未來的中共滲透、一方面卻現在就全文高歌中共黨歌《國際歌》。

封從德主張中共如果崩潰，中國大陸應該回歸中華民國，他自稱很早就研究三民主義和中華民國法統，他還特意創辦網路「孫文學校」。

出版書籍

《天安門之爭》1998年出版

《黃帝內經·素問運氣七篇研究》博士論文，2003年7月3日在巴黎索爾邦（sorbonne）通過答辯。

《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2009年5月晨鐘書局。本書是在19年前列出提綱、18年前寫就的《八九民運備忘錄》基礎上刪訂註釋而成。

歷史上道家教即有戰鬥的一面。成為道教和中醫學者讓封先生看起來比同齡人神態體態更輕盈洒脫，他肯定是個相當犀利的人，之前胡平被他刺評后的回復有君子風度也有力度。三十六年後，美國在某種程度上都被中共和平演變了，人們對這些當年的熱血青年一路走來的感受必然不一樣了。得失隨時間而改變，亘古不變。這次最新的採訪，他談出的分析讓人如何反應?